在表象上，當前的經濟運行週期與2007年底極度相似——經濟回落伴隨著較高的通脹。但是，這一次矛盾更為尖銳：從當年的外需萎縮演變為當前的內部矯枉。據此，中國經濟面臨著三種抉擇：一是繼續擴張。但產能過剩和環境資源承載力約束勢必威脅增長的可持續性。二是體制復歸。即針對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存在的矛盾，試圖以更大力度的政府干預來解決市場發育中的種種問題，結果很可能演變為以轉移支付為起點，以財稅收入的進一步增長為表象，以實體經濟受損和市場機制弱化為歸宿。三是結構調整。以產業轉移和依托市場實現要素收入分配的均衡化，但在短期不得不以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競爭力弱化、整體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為代價。
這三種抉擇決定了中國的中長期增長態勢。一旦通脹緩解，政策基調很可能演變為對經濟再次探底的擔憂，宏觀政策由緊轉松，項目投資再度旺盛，資產和資源品價格再度上漲。
如果出現經濟下行伴隨失業，通脹意味著生活成本上升，則補貼和財政支出成為重要選項。既然要管，則要有錢；錢之來源，無非財稅。稅負過重，則必成竭澤之勢，最終可能是硬著陸。
若經濟下行和非國有經濟部門融資難，意味著一批企業從市場退出，惟有當退則退，方能逼其轉型；否則必現道德風險。既然企業可以通過低成本融資把風險轉嫁給金融部門，而金融部門再通過負利率把成本轉嫁給公眾，何必做吃苦受累之轉型？誰能擔當在GDP增速下降進程中出現的收入增速下降甚至社會矛盾激化？
可見，在上述三種前途中，惟有轉型是壓力最大的。但是，只有轉型才可能確立微觀主體責任自擔機制，也才可能回歸實體經濟增長的旺盛期。
之所以抉擇難，關鍵原因是對一些基本問題至今缺乏共識。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導致了危機？2008年以來，金融界把過度金融創新作為危機的根源。但是，還有一種更為簡單但顯然更深刻的認識是，只要把錢給了不該給的人，則信用風險上升，最終危機不可避免。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的項目融資演變為次貸的概率在上升——這不是結構性金融產品，僅僅是最傳統的銀行放貸。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面對蕭條？為了應對經濟蕭條，美國在2000年網路股泡沫破裂後放鬆銀根，而中國在2008年面對出口負增長亦是放鬆銀根；結果是前者已現危機。或許這就是宏觀調控者對蕭條的終極恐懼。
針對上述兩個問題，宏觀調控的佔優策略是明顯的。
第一，當實體經濟出問題時，不是放鬆銀根去保，而是維持貨幣穩定去推動結構性調整。單純地保只能導致問題後延且變得更加不可收拾。第二，貨幣穩定不意味著政策無所作為。財政對因實體經濟蕭條和結構調整所造成的失業應該給予個體的補貼。改項目投資為公共開支是政策調整的必然道路。第三，貨幣穩定的基本目標是金融的系統性穩定。
在三種前途的抉擇中，如果我們的決策機制是具有糾錯能力的，如果我們是追求經濟效率的，那麼讓一種更加公平的機制決定輸贏是至關重要的。一是宏觀決策者不應該過度關注微觀主體的景氣，如果市場決定了企業的生死，那就讓失敗者向成功者看齊吧。一味救助的結果是獎劣罰優、資源錯配。二是相信微觀主體的充分理性。所謂轉型不是宏觀調控者決定發展哪些行業或區域，而是允許經濟主體更自由地作抉擇。或許，當我們不再製定新興產業目錄之時，新興產業就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