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事件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最殘酷的個案。貴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國家元首」，被稱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曾在中共政權中官拜「九千歲」，置身於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尷尬境地，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在權力撕奪的腥風血雨中娼沒，僅留下紅布包裡著的骨灰供後人憑弔。作為他的子女，一同從共產黨的皇宮跌入革命的煉獄，而後卻有了不同的結局。或成了父親的犧牲品、陪葬品，或成了庸庸碌碌的平民，或成了重新擁有千萬臣民的政治領導……。
與王光美的兒女
平平的道路不平坦
劉平平是劉少奇第六個孩子。一九六五年她僅僅十六歲，但不久卻成了北京師大一附中的革委會副主任，是校內第一個給校黨委寫大字報的學生。當時王光美看了這張大字報後，非常自信。「文革」之初，劉平平還被吸收參加了師大一附中的運動工作組。當時，學生參加工作組的，在北京祗有此人。
劉少奇為此也很高興，在中南海召見了北師大一附中的工作組成員並講了話，而且還親自策劃了該校的批判會，批鬥孤立幾名對工作組不滿的學生。
文革中，造反派在中南海內批鬥劉少奇，並且叫嚷要孩子們同父母劃清界線，平平偏偏不說「同爸爸劃清界線」的話。她回敬說「如果毛主席同他劃清，我就同他劃清。」
不久，那位「毛主席」公開表示與劉平平的爸爸「劃清界限」了，但劉平平無論此時怎麼樣也已經沒有她說話的機會了。
一九六九年，不滿二十歲的平平被投入監獄，關在一間單人牢房。後來，又將她驅逐到山東沿海的一個養馬場勞動改造。紅色公主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牧馬人」。在與馬群為伍的日子裡，她堅持自學外語，等到了平反的時候，她的外語水平相當出色。她先是當了工人，後來又當了一段翻譯，不久又被選送到美國學習五年。回國後，劉平平不願再讓人知道她就是劉少奇的女兒，故改隨母姓，取名王晴。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了大學
劉源小時候的生活很美好，也特別淘氣。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史達林逝世十週年那一天，他帶了幾個同學背著教師躲到一個教室裡，在桌上點了幾枝香，擺了一些糖果，又在黑板上畫了幾棵松柏，然後就趴在地上磕起頭來，說是供奉史達林伯伯。
文革剛開始時，在北京男四中讀初中二年級的劉源也曾狂熱過一陣，甚至和劉平平等一起積極參與了紅衛兵的抄家活動，當父親一夜之間成了「中國的赫魯雪夫」後，劉源也跟著倒楣，從如夢的巔峰跌落下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自家的大院裡遭到批鬥。沒多久，劉源就被抓回學校，接受審查和批判。他和鄧小平、彭真、薄一波、楊尚昆等人的孩子一起，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因此，他四處逃難，躲避抓打，和彭真等人的孩子一起翻窗戶躲到五層樓樓頂，度過寒冷的夜晚。沒有飯吃的時候，他還曾同彭真的孩子一道去賣血，但因為沒有證明被醫院拒絕。
一九七二年，劉源大著膽子給毛澤束寫信，要求見父母親。可是同年八月十六日，中央專案組卻給他下達了毛澤東的批示：「可以見見媽媽。」在此之前，江青已經要求將王光美處死，是因為毛澤東一句「刀下留人」才繼續住在監獄裡。
劉源兄妹一再追問爸爸的下落，第二天專案組才又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批示的頭一句：「父親已死。」後面的內容則是口頭傳達。在劉源兄妹後來的回憶文章裡曾詳細描寫了這一細節，但至今他們也沒有披露毛澤東批示的全部內容是什麼。「」
一九七七年底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考試總成績超過了那一年北京市規定的最低錄取標準，但因為當時的劉少奇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以第一批被錄取的考生中沒有他。
為此，他同其他一些因為各種不公正的理由刷下來的考生四處上訪，並結夥到北京市招生管理部門抗議要求有和其他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後來，北京市為瞭解決這一批人的問題，專門指示北京師範學院（現名為首都師範大學）等市屬高校擴大招生，劉源才幸而於一九七八年三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進入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當了一名「走讀生」。當時，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的學生擴招了一倍，全班八十多個學生中，有一半是後來通過擴招才進去的，基本上都是如劉源一樣的「老三屆」出身的幹部子女和知識份子子女。
劉源競選耍嘴皮打悲情牌
他給大學同學留下的最深印象有：第一件是跳舞跳得極好，用他自己的話說：從小就經常跟著爸爸媽媽出入高幹舞場，所以看也看會了。
第二件事是對政治活動的熱情。他充滿熱情地投入了一九八O年北京部分高校的人民代表競選活動，因為在競選演說中充滿感情地回憶了他作為前國家主席之子在「文革」中的悲慘經歷，所以在競選初期他的當選呼聲最高。
劉源的主要支持者是校內的幹部子女，他們組織了專門的競選班子，為劉源大造聲勢。期間，正好有一位劉源原插隊鄉村的農民老鄉去北京看望他，競選班子便乘機請那位老鄉介紹了劉源在農村時的表現，另外還貼出了劉源在北京起重機廠工作期間表現的調查報告。對立面諷刺說「就差沒有把幼兒園的阿姨也請來介紹情況了」。
同時，劉源也站出來為自己辯護說：十五歲成了最黑最臭的‘黑崽子’又躍而成為‘最高’的高幹子弟，一種典型的隔閡又把我與人民分開，不少人們又避開我，猜疑我，誤解我。這兩次重大的變化，都只因為出身，可以說，在平反後，我千方百計與大家打成一片，消除誤解，但是不行。我苦思苦想，這絕不是任何人的過錯，更不能責怪誤解我的同志，這是社會造成的，是社會中那些封建等級觀念要把我與人民隔開，這種隔閡必須靠我自己來打破。我不首先站起來這靠誰呢？只有與封建專制殘餘去搏鬥，與人民一塊，一鍬一鍬填平封建觀念的鴻溝，我才能永遠在人民的懷抱中；只有我主動讓人民審視、檢查我，拋掉榮辱雜念，為民主而戰，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才不愧為人民養育的兒子。因此，我出來爭當人民公僕，義不容辭！」
劉源在答辯會上愈說愈激動，贏得了不少女同學的眼淚和男同學的掌聲。他在答辯的最後呼喊道：「中國要民主，一定要實現民主！我願意打衝鋒，向封建殘餘勢力和一切惡弊宣戰！與特權決裂。祗有大家都動員起來，中國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否則，不堪設想。」
「看不到有第二個黨比共產黨更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
在答辯會上，有人問劉源「你認為毛澤東思想體系這個概念是否科學？」他回答說：「科學，這不成問題。我認為問題是在毛澤東思想中存在著兩個體系。一個科學的體系，主要是前期的思想，如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廣泛的統一戰線等等；另一是不太科學，甚至可以說是反科學的體系，主要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繼續革命，階級鬥爭為綱，三化領導等等。」對毛澤東的功過問題他的評價是：「縱觀毛主席一生所為，籠統地、不客氣地說是這樣：民主革命時期毛主席有很大功，也有過。十七年有很多過，但也有很大的功。二，‘文革’大難，他應負主要責任，但與林彪、‘四人幫’的性質絕然不同。」
有學生問「在中國實行多黨制好不好，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是祗適用一黨制」的問題時，劉源回答：「在目前不會有，也看不到產生第二個與共產黨相爭的大政黨，更看不到有第二個黨比共產黨更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改革必須站在這一基點上。我們必須幫助黨搞好改革。純粹從理論上看，如果有幾個能代表人民的大政黨並存，多黨制與社會主義並不矛盾，而且有好處。起碼是能使不同意見的存在合法化，又能在競爭中保證真正的優秀分子來當領導。總之，我國社會主義多黨制問題主要是更有待於進一步實踐的問題。」
在回答對江青、張春橋等人該處以什麼刑罰的問題時，劉源回答說：根據《刑法》及他們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應該槍斃！否則就等於公開廢止了這一條法律。」
劉源在回答對他自己父親的功過是非問題時說：「劉少奇同志不是完人，有錯誤，尤其有嚴重錯誤。尤其是解放後，他的一點錯誤就可能是全黨全國的大損失。掌握多大的權力，也必須負多大的責任。我認為我們黨所犯的錯誤他全有責任，如反右、批彭，雖然他曾極力反對，之後又設法補救解放，這些都成為文革打倒他的大罪狀。但我認為他反右、批彭負有責任。少奇同志最大的錯誤就是沒能制止‘文革’的發生，沒能制止這場禍及全國全民全黨的大災難。他作為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一線工作的主持人必須負有責任。因為這些災難並不是一朝一日釀成了，基礎也不是一年、兩年打下的。」
在這些內容的答辯中，我們不難看出劉源思想中的一些侷限性。而這種侷限性在他的競選對手「草民代表」中並不存在。「草民代表」在當時往往比劉源的思想更激進，在對共產黨長期的專制集權的否定方面更徹底，所以，在更多的群眾面前，他們就比劉源更具有道德上的優勢。
當時，學校官方的「選舉辦」曾向選民們推舉學校御用學生會的負責人蔣孝愚（畢業後效命北京團市委及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成為中共鎮壓歷次學運的馬前卒，後為北京青年政治學院黨委書記），但遭到劉源及「草民代表」的共同抵制。但後來劉源對官方一強姦民意的譴責聲突然減弱，而「草民代表」則始終堅定地站在「選舉辦」的對立面，這就使得許多選民認為劉源同官方有了默契，使他的選票數大跌。
「下基層鍛練」
一九八二年初，劉源到了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公社。雖然他要求先做一名普通農民，但地方政府很快就安排他在公社負責管理社隊辦的小工廠、小企業，並先後擔任了管理區區長和公社管委會副主任。一年多以後，他又擔任了新鄉縣副縣長、縣長。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劉源被選為鄭州市副市長，分管城市建設、對外經濟和計畫工作。
後來，中共有不少報刊雜誌載文宣傳劉源下基層與普通民眾打成一片的故事。但他晉升如此之快，不能說同他的家庭背景沒一點關係。
事實上，「下基層鍛練」是中共高幹子女從政的流行作法。大學畢業後不留大城市，主動下到基層單位做起，然後迅速升遷的中共高幹子女，除了劉源外，起碼還有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賴際發（原建築工程部部長）的兒子賴紀鐵等一批人。
「這是共產黨的監獄」
亭亭和蕭蕭（小小）是劉少奇的兩個最小的女兒。文革的狂風惡浪驟然降臨之初，蕭蕭祗有六歲，亭亭也只有十四歲。他們最為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小。王光美甚至天真地同他商量能不能把小小也帶到監獄裡去，並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中共地下黨員在國民黨的監獄裡帶著孩子的例子說服劉少奇。劉少奇則感慨地回答：「這是共產黨的監獄」沒有看到小小上學的一天就被當作一具傳染病屍體送進了火化場。
如果說「文革」有許多中共老幹部的含恨而死不能完全歸罪毛澤東的話，劉少奇應該是個就在中國大陸億萬人民「萬歲」喊得最響，毛主席像掛滿了所有角落的時候，人們就在說：毛主席說了，劉少奇現在患有多種疾病，但是不能讓他死了。一定要讓他活到黨的九大，讓他親眼看到他被開除出黨。但在劉源姊弟的回憶文章裡，類似的話卻成了專案組人員說的。
文革中的劉少奇一家，劉蕭蕭是心靈受傷最重的一個。六歲年紀就在中南海裡被迫參加批鬥她父母的大會，親眼看著造反派們對她父母拳打腳踢。上小學的第一天，即被學校裡的孩子們連打帶罵。
劉蕭蕭經常在睡夢中哭喊媽媽。五年之後，聽說第二天可以去見媽媽了，她深夜裡夢遊抱著毛巾被跑出門去要見媽媽。可是第二天她真正見到媽媽時卻完全不認識了。她一句媽媽也叫不出來，祗是呆呆地看著眼前已經被五年的牢獄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樣的陌生女人。
在他們兄妹的回憶文章裡寫道：「清晨，小小斜持著新書包，跟同院較大一點的孩子興致勃勃地去上學，剛進校門，就引起一陣混亂。街上值勤的士兵聞聲趕來，看見一群孩子中一個小女孩抱頭蹲著。他把她抱起來。過了好一會，小小那充滿恐懼和呆滯的目光才轉過來：「叔叔，我沒有反對毛主席呀」說完，她哭了起來……。
中國大陸的生活，確實沒有給童年和少年的劉蕭蕭留下一絲愉快的印象。記事之日起，小小便在自己的父親曾經是「元首」的祖國首都接受同學們的唾沫和痛打，老師的白眼和責罵，甚至嘴裡被塞進鞭炮都不敢哭一聲。
劉源既已走上了仍在中共治下的中國的從政道路，他就必須每天像當年的劉少奇一樣，高唱著「社會主義好」和「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但是，劉蕭蕭沒有這個義務，更沒有這個意願。文革後，劉蕭蕭以總分第二優異的成績考進北京大學。後來又完全憑自己的聰明才學和刻苦努力考取公費赴西德留學，攻讀生物專業。後定居德國。
在美國做股票生意的女兒
劉少奇一家還有一位再用不著違心地說話、違心地做事的就是劉亭亭。她在「文革」中曾邊靠做苦工混口邊自學中學教材，文革結束之後順利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外語系。
一九八一年，劉亭亭大學未畢業即考入美國波士頓大學重新學習本科。四年後，她又考取該校商學院碩士研究生，讀了一年之後又考入哈佛大學商學院再讀兩年。畢業後留在美國紐約，先是給著名的美國大財團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小有發達之後即辦起了自己的公司。雖然沒有成為鉅賈富賈，個人生活卻過得怡然自得。唯一不如願的是婚姻已經破裂。她的前夫名叫蕭和平，是大陸老一代著名文化人蕭三的兒子。
作為中國大陸一代國後的王光美當年曾也同她的丈夫一樣，不但醉心於「中華民族的解放」，同時還堅定不移地相信總有一天，全世界另三分之二的「被壓迫的人民（自然包括美國人民和德國人民）」和「被壓迫的民族」要走中國共產黨指引的道路。今天她也許會因循自己的兩個女兒正在走的生活道路反思：到底是誰解放誰；到底是誰指引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