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的知識份子，能做到潔身自好就相當不錯了。哪一次商業炒作，哪一次對消費者、讀者、公眾的欺騙，後頭沒有學者、科學家、甚至院士幫忙？哪一次沒有？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們的電視臺都是公共電視臺的話，那我們的電視臺就是全世界最髒的公共電視臺；如果我們的電視臺都是商業電視臺的話，那我們的電視臺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業電視臺，又不好看，又掙不著錢。
如果我做商業電視，我做的節目會比他們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級女聲》的那些評委一塌糊塗
人物週刊：先求證一下，「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這句話確實是你說的嗎？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開一個播音員和主持人的會，去了後看到標題，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這個會我可以參加，我有話要說，我也想聽聽別人的說法。
「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這個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時統宇說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講這話時，既有前提，又有論據，而不是喊口號。我說不是我說的，沒有推卸責任的意思，我是堅決同意他的這一說法的，我今天可以在這個場合正式說這話：收視率是萬惡之源，沒有問題。
時統宇準確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視率會造成很壞很壞的影響，他說之所以出現電視節目低俗化，是收視率鬧的鬼，所以「收視率是萬惡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說這話時，我注意到現場有很多記者，大概20多家媒體，他們在那兒聊天，發簡訊，沒有一個人在認真聽，當時我就想，可能會出問題。
那天兩個人的發言最精彩，一個是時統宇，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尹鴻，他們的發言對我們從業者是最有幫助的，但是後來的報導幾乎沒有他們的聲音，都是我和李詠、朱軍的。這就是媒體的問題了。多萬惡啊你說，一個很好的學術研討活動，那麼多明確的、清晰的、真實的觀點，最後給描述成一個批判會、批鬥會，這不萬惡嗎？非常萬惡。
人物週刊：你覺得《超級女聲》庸俗嗎？
崔永元：那天時統宇也只說了一句：《超級女聲》這樣庸俗的節目，對電視節目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我記得大意如此。為什麼不利，他沒有解釋，因為當時會議快結束了。在我、朱軍、李詠3個人的發言中，好像我跟朱軍提了，李詠沒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視十套《人物》、《探索·發現》這樣的節目，它的收視率是沒法跟《超級女聲》比較的，在那之前我還有很長的鋪墊，講什麼是公共電視，什麼是商業電視。我認為我那天的發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發言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笑），但是都給寫成那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了。大概過了五六天，好幾個朋友問我，你為什麼老攻擊《超級女聲》呀？我就回想我怎麼攻擊《超級女聲》了，可能性很小啊，因為我都沒有看過《超級女聲》，我從來沒有看過《超級女聲》。
人物週刊：你沒說過《超級女聲》庸俗？
崔永元 ：我當時就是說，像《人物》、《探索·發現》跟《超級女聲》這樣的娛樂節目做收視率比較是不公平的。《超級女聲》無疑是娛樂節目，嚴肅節目和娛樂節目是沒法比收視率的。
有很多因素會影響節目收視率的。比如《焦點訪談》和《新聞聯播》。對全世界的電視臺而言，晚間7點到9點檔，都是高收視率時間（中央臺的廣告收入絕大部分是7點到9點掙的，而且都是一套節目掙的，其他那麼多頻道，那麼多時間掙不了幾個錢）。如果你把《焦點訪談》安排到凌晨1點半，它再尖銳也沒有現在這個收視率，這是毫無疑問的。離黃金時間越近，你的收視率就越高。
人物週刊：你後來仔細看過《超級女聲》嗎？
崔永元：人家老說我罵《超級女聲》，後來我就看了10分鐘。這個時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說「我沒罵過《超級女聲》，對不起我特別喜歡《超級女聲》」，我才不是那種人呢。我看了10分鐘，確實不好，節目不好，就可以罵，沒有問題。
我覺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別可愛，但那些評委一塌糊塗，我都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資格坐在那兒指手劃腳。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你可以告訴她們應該怎樣；為了活躍氣氛，你也可以開些善意的玩笑，作為娛樂節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們在說什麼呢？我認為一定程度上他們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評委說你多看她兩眼就會愛上她。下面觀眾哄聲四起，我認為非常噁心。你怎麼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說這個話呢！
又回到了我在會上發言的話題：什麼叫公共電視？什麼叫商業電視？我認為目前中國所有的電視都是公共電視。公共電視就是一個公共平臺，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看。電視機前還有很多不接受《超級女聲》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會問為什麼看兩眼就會愛上這個姐姐呢，愛上是什麼意思呢。
國外這種純商業節目，都有個告知的義務，你願不願意參加？如果願意，你可能遇到如下問題，這個節目將給你帶來什麼後果。參與者要有知情權，甚至要簽合同。在做《實話實說》時，我們也沒有規範，不籤文本什麼的，但是我們都會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電視，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國外，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們國內是靠道德。顯而易見，《超級女聲》連這個都沒做，那些評委想說什麼他們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週刊：一定要在區分了商業電視和公共電視之後，才能討論《超級女聲》嗎？
崔永元：一定要這樣，否則《超級女聲》的事兒永遠說不明白。公共電視，它有非常嚴格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教育。我們看到「教育」這兩個字時很刺眼，因為中國觀眾現在最煩的就是「教育」，說你教育誰啊，你就讓我們高興就行了。但是國外的公共電視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傳民族傳統、民族文化，表述各黨派政策，不做評論，他就幹這個事，服務人民。
我們這兒沒人研究商業電視，為什麼？因為商業電視不用研究，商業電視和任何商品的銷售都是一樣的，就算投入產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掙到錢，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業上最大的成功。賣襯衫是這樣，賣襪子是這樣，賣電視節目也是這樣。回過頭來說《超級女聲》，如果它是商業電視臺的一個商業節目，任何人都不要說三道四，管得著嗎？賣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電視平臺播出的一個節目，那就不止罵，必須要封掉。
人物週刊：我們國家現在沒有這樣的區分。
崔永元：對，那天討論會我說的就是這個事：為什麼嚴肅節目收視率低會被攻擊？娛樂節目收視率高會被攻擊？弄得電視人沒法做。我認為我們首要的工作是把電視臺劃分出來，分清楚誰是公共電視臺，誰是商業電視臺。我們有沒有公共電視臺？有沒有商業電視臺？比如中央電視臺，我們都認為它是公共電視臺，但是它的資金來源是廣告收入，這叫什麼公共電視臺呢？你說它是商業電視臺，我們想做很多掙錢的節目，沒人同意我們做，得臺裡立項，上級批准才可以，哪有商業電視臺是這樣運行的呢？在體制不理清的情況下，無論你是做嚴肅節目，還是做娛樂節目，都會面臨種種困惑。我當時希望解決的是這個問題，被媒體描述成我攻擊《超級女聲》。
人物週刊：你不承認《超級女聲》有非常高的收視率？
崔永元：我不承認。如果說它收視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學的數據拿給我。我去過日本，我專門看過它的調查公司，日本人口1億多，它的收視儀有一萬一千個，一萬一千個收視儀！我們也做過測試。而我們的樣本採集少則500個，多則2000個，用這麼少的採集量來推論十幾億人口的收視口味和收視率！既然大家覺得收視率重要，就要花力氣去做，一邊覺得它重要，一邊又不用科學態度，對不起電視製作人，也對不起觀眾啊！
人物週刊：好像有數不清的人在看《超級女聲》，你不怕你這樣的批評是「站到人民的對立面」嗎？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覺得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是件壞事。我清楚地記得，當時黨代會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只有這個人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我對公共電視和商業電視的評述，將來終有一天會證明我說的是對的，這不是《超級女聲》節目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們的體制問題。其實我也為《超級女聲》的操作者鳴不平，因為在本土將一個外來的商業概念實驗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週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談論《超級女聲》。大眾的喜好有那麼可恨嗎？
崔永元：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超級女聲》很好看，所以街談巷議都是這個話題；第二，是《超級女聲》操作過程中出現的事情多，議題操作得多。
比如說我投資5萬塊錢，就可以讓《電影傳奇》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為什麼？只要崔永元在拍攝《電影傳奇》的過程中，每兩天出一個緋聞，那《電影傳奇》就是街談巷議的議題。這些東西是可以操作的，沒有問題。
人物週刊：現在央視欄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視率決定？
崔永元：如果你問主管領導，他們都說不是，有觀眾評價，領導評價，還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們說很多，但是節目製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視率。收視率低，你就沒有什麼資格說話。
我反對的是公共電視庸俗化
人物週刊：你是否給電視賦予了太多的社會責任？也許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開心和娛樂。
崔永元：我女兒快9歲了，看到我天天這麼難受，她也不是很開心。我不在家時，她在看美國、日本動畫片，我回家了，她說，哎呀爸爸回來了，咱們看爸爸喜歡的節目吧。那天晚上國家地理頻道連續播放了兩個記錄片，其中一個講海洛因，講美國毒品市場的演變過程。這是個非常嚴肅的節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這個節目時，我女兒又說爸爸咱們不看這個行嗎？為什麼呢？因為裡面有很多血腥場面，販毒、殺人、毒癮發作，她受不了。一個嚴肅電視臺的嚴肅節目裡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鏡頭，何況商業電視，那種無節制的所謂娛樂？
人物週刊：前幾年你就開始炮轟中國電視節目的庸俗化了，現在看來，我們的電視節目是更庸俗了，還是相反？
崔永元：越來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頭了，要復甦了，很可能向嚴肅這個方向復甦，如果復甦不了，就會往荒誕這個方向走了，已經到頭了。我沒反對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確表述一下，我是反對公共電視庸俗化。現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爭，一點意義都沒有。如果我做商業電視，我做的節目會比他們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業電視，我只會考慮市場效應，不會考慮其他事情的。如果這個前提不解釋清楚，我覺得大家永遠是亂打一氣，一點意義都沒有，對誰都不公平。
人物週刊：你覺得電視節目的庸俗到頭了，你能舉個例子嗎？《超級女聲》可以作為例子嗎？
崔永元：說實在的，我就看了10分鐘，我還不敢說它是最庸俗的。我們臺一個主持人在做談話節目，採訪一個藝術家，這個藝術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現場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出來後他跟我說，這傻B真配合今天。我說過，有些人根本不配當主持人，他們沒有這樣的人格。但是觀眾看不到這些，比如，策劃會上有人會說，這丫呢，挺聰明的，咱們得找點招，弄弄丫，設點圈套，這叫策劃會。討論會上又有人說，這種傻B以後不要讓他來了，找他又費勁又不討好，還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麼的呢。做流行歌星時，會跟他的經紀人談，經紀人說你能不能這樣，能不能那樣，他說行，那你能不能給我們點錢，如果你給我們節目組5萬塊錢，我們還可以在現場推銷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亂說時，我就給你揭行業黑幕：一個電視節目是怎麼做出來的！一部電影的票房是怎麼統計出來的！我都有數據和證據。我在看這個節目時，他（那個主持人）在哭，我就嘔吐。真噁心，太噁心了！觀眾不知道，全蒙在鼓裡，大家所說的人民，被他們像傻B一樣對待，你知道嗎？我們心裏怎麼能踏實呢？
人物週刊：這是你絕對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尤其是談話節目主持人，他的節目的人格，節目組的人格和這個主持人的人格應該是統一的。尤其是節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壞的人格，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週刊：可以用你的這個標準衡量央視嗎？
崔永元：在央視就不要提這樣的要求，奢望。
人物週刊：在哪兒能用這樣的標準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這樣的要求。BBC，NHK，也許可以，但他們也有問題，只是比我們好得多。科學家販賣人口，博士剽竊別人的論文……我確實是悲觀的，我已經無數次重複我的悲觀了。
人物週刊：節目是否低俗，標準是什麼？應該由誰來制定這個標準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電視，這個標準是可以制定的，我給你準備了些資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麼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確。商業電視的標準無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臺，我們怎麼能評價哪個節目好呢？做愛時間長，姿勢多，就是好節目嗎？《超級女聲》該用哪個標準呢？不知道，我們根本不知道湖南衛視是商業電視臺，還是公共電視臺。
人物週刊：我們經常聽到一種邏輯，說一個孩子因為看了電視，開始學做壞事了，這是電視人的某種自大嗎？
崔永元：絕對不是。以低級趣味博取收視率，絕對不是公共電視的發展方向，勢必會造成惡果，如果我們假定國內所有的電視臺都是公共電視的話。因為已經有一些案例出現了。即便在公共場合討論這個問題，也有人反駁我，說那只是極個別的現象，整個社會還是平穩的，沒有因為電視受那麼大的影響。我非常反對這種說法。我知道對社會來說，它只是極個別現象，但對這個家庭這個人來說卻是滅頂之災。中國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說，不就是一個孩子自殺嗎，那又怎樣？你想沒想過，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會覺得問題非常大嗎？所以對公共電視應該有極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還影射和晶，怎麼不讓人憤怒呢？
人物週刊：《手機》「事件」後，你一直沒有接受媒體採訪？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機什麼的全換了，所以現在幾乎沒有媒體知道我的手機號，大概只有三個記者知道吧，即使這樣，還是經常看到對我的「採訪」：情況可能分兩種，一是他（她）從別人的採訪裡編一些，這個還說得過去，起碼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編，根本沒這事兒，也沒給我打過電話，沒提過這問題，我也沒有回答過，就編出一整篇「報導」來。
人物週刊：你說的公共電視和商業電視的區分，是不是有點像電影的分級制？
崔永元 ：當時我批評馮小剛的《手機》，也是類似的討論，我認為是一次非常平心靜氣的討論，最後就被媒體渲染成人身攻擊，當時我真是焦頭爛額，非常難受，因為我的意思被無限曲解了，完全變成一個小心眼的人，特別沒有意思。我以前也說過這個看法，作為3級片來看，《手機》太差了，該脫不脫，該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麼玩意？作為無限制級播放的電影，它也有問題，裡面已經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討這個問題。現在電影局在醞釀電影分級制，這就是進步。到那時候，我會大搖大擺地到電影院去看我該死了，你誰也說不著我什麼，社會允許。
人物週刊：即使過去這麼久，我還是很想知道，你當時那麼憤怒是因為「嚴守一」影射了你嗎？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針對的是電影的分級制度。我當時說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這個更糜爛，可以比這個更齷齪，但是藝術家沒有權利把它搬上銀幕，這是我的原話。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墮落的，但是影視作品、公共作品，要對受眾負責，尤其是電影還沒有分級，男女老少都買票去看的時候，不能這樣做。我覺得那部電影是在美化婚外戀。
人物週刊：你還是認為《手機》對你來說是個凶險的圈套？
崔永元：起碼讓我看到馮小剛的為人。我後來就跟他沒有接觸，我對他的評價還停留在《手機》之前跟他的接觸上。比如他請我到他家，給我包餃子，說想拍一個主持人題材的電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希望我給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問他拍的是什麼電影，他說是喜劇片。後來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惱啊什麼的都講給他了，他當時咬著手指頭聽，上映前一週我們倆還坐一塊吃飯，他說你看吧，你肯定喜歡這個電影。他給我講了這個電影的故事，把髒的部分去掉了。為什麼？他心虛，沒說。等到電影出來我才看到，連那個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還影射和晶，怎麼不讓人憤怒呢？和晶是個弱女子，我好歹還是個男子漢啊，我不拍案而起，誰拍案而起呢？既然說了，就說個明白，所以馮小剛的為人，電影分級制度，影視文化的價值取向全談了，但是後來媒體描述出來的是一場人身攻擊。
人物週刊：之後你沒有和馮小剛再聊過？
崔永元：沒有，他在報紙上說過一段話，但是我不記恨他，因為我不相信報紙。我說文藝作品起碼要對得起父母，對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裡的人吧。然後馮小剛說，崔永元說，一個作品要上對得起父母，下對得起孩子，這不是我對作品的要求。我說，MD，這人禽獸不如，連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顧忌，哪還能顧忌別人！真是禽獸不如！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對此發表言論？我不敢相信這是他說的，有可能是記者杜撰的，對吧。
人物週刊：當時大家都很明顯地感覺到你的憤怒。
崔永元：憤怒，非常憤怒。後來我還看了一些影片，比這個還要髒，還要噁心，特別特別噁心。社會在進步，為什麼影視卻不斷墮落呢？社會往前走，他們往後走，我當然憤怒了。可以說，如果我們的電視臺都是公共電視臺的話，那我們的電視臺就是全世界最髒的公共電視臺；如果我們的電視臺都是商業電視臺的話，那我們的電視臺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業電視臺，又不好看，又掙不著錢。《手機》也吃了沒有分級的虧，如果有分級制，就敢拍露骨的鏡頭了，對票房大有好處。
人物週刊：國外影視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評名人甚至總統的，比如《9?11》，你怎麼看？
崔永元：要看有沒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還打過一個官司，維護自己的名譽權和肖像權，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塗，讓我體驗到了司法的腐敗。
人物週刊：名譽權的案子你贏了嗎？
崔永元：贏了。但是他們掙了3000萬，賠了我10萬，你覺得我贏了嗎？這個案子一個禮拜就可以結案，用了3年，你認為我贏了嗎？
我們不能容忍在《實話實說》裡說假話
人物週刊：你離開《實話實說》，和失眠抑鬱有關，更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節目話題面臨瓶頸，越來越脫離現實、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對，非常對。這說明我們當時多麼淺薄，認為我們已經引領了時代話語的風潮。我做的時候已經發現了，要不然我也不會自己退下來。
人物週刊：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對，根本不是實話實說，這裡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個人能力微不足道，無法逆轉，我們可以容忍《實話實說》說得不是那麼精彩，但是我們不能容忍在《實話實說》裡說假話。
人物週刊：你離開《實話實說》後，收視率一路下跌，僅僅是因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沒有人能證明它的收視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時用的是日曆卡調查方式，現在是收視儀，兩種不同的統計方式，無法比較。
人物週刊：但總體的印象是，《實話實說》不怎麼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這樣評價和晶、阿憶非常不公平。現在的《實話實說》是在近200個同類型的節目裡競爭，而我主持時，只有一兩個；另一方面，我也認為他們做得確實不如我。昨天我還跟和晶討論這個問題，她說有一個觀點認為崔永元做的《實話實說》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則過分強調意義，所以就不好看了，沒意思了。她問我，「你是這麼做的嗎？」我說，「不對，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達‘意義’，當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們只能選擇一個，應該把意義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後面。」她說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節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義」方面肯定沒有什麼減弱。
人物週刊：能具體評價一下和晶的表現嗎？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矯揉造作，遼寧的黑龍江的，都說香港話，和晶沒有，不濃妝艷抹，得體，值得讚賞。還有一點，她的心理素質特別好，跟我不一樣，我那時像驚弓之鳥，聽到非議會緊張，她應對自如，她根本不在乎這些聲音，她才不管別人怎麼說呢，這是她的優點，是我不具備的。
人物週刊：缺點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個比較中規中矩的、嚴肅的人，不愛開玩笑，可能大家會覺得沒什麼意思。大家習慣了在《實話實說》中有意思地探討話題，如果不叫《實話實說》，改個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週刊：你給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裡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週刊：在《實話實說》裡呢？
崔永元：勉強及格。
人物週刊：你怎麼評價阿憶？
崔永元：阿憶不及格。阿憶是個特別好的人，我們很熟悉，他的文筆非常好，學識比我高，我很喜歡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為什麼阿憶的學識在主持節目時顯露不了呢？阿憶可能不適合做主持人，他就適合做學者，寫文章，做學問，給學生講課，當他面對鏡頭，還要化妝吹頭髮，這些可能徹底摧毀他的自信心。我覺得生活中的阿憶是100分，鏡頭前30分都不到，差異很大。
我跟阿憶開玩笑說，你看這本書我看3頁，我能發揮出5頁的內容，你看100頁，但你連個前言都說不上來。人和人有區別，他在口頭表達能力上可能有點欠缺。還有一點不好，就是他極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個特別愛開玩笑的人，很嚴謹，電視機前非要開玩笑，可能節奏就很難掌握。
人物週刊：你現在做的《電影傳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嗎？
崔永元：《電影傳奇》特別近，它離我的理想特別近，只是不被市場認可，大家不覺得它是個好節目，這是個問題。《實話實說》人民認為它是個好節目，但是我覺得它離人民越來越遠，我每做一期就覺得離我的理想又遠了一步，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電影傳奇》就是幹事，因為沒有人願意幹這個，費力不討好。中國電影100年，我們有多少關於100年的資料呢？我們採訪了1000多位電影人，其中幾十位現在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再也沒有他們自己的影像資料了，等到中國電影150年、200年時，只能到我們這兒來找到他們的資料了。我跟我的夥伴們說，咱們不功利，咱們做一個資料收集，採訪每個人都是從他記事開始談起的，說的跟電影毫無關係，但是我們把它完整記錄下來，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對整個中國電影史是有意義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掙不了錢，不盈利，也沒人說這個節目受歡迎。我也可以做《超級女聲》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們主持棒多了，我有這份自信。
現在這個節目已經被中國電影博物館收為館藏作品了。據我所知，這是電影博物館惟一的電視作品，這就說明瞭它的史料價值。現在，起碼電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勵我，每次我見到他們，都像摸自己兒子似的摸我的腦袋，說小崔，你幹了一件好事，你幫我們幹了一件好事，這應該是我們電影人自己幹的，讓你給做了，我們得感謝你。他們對我特別好，還給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藥，我特別感動。
人物週刊：你覺得自己在《電影傳奇》裡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業，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麼演技呀？
人物週刊：《實話實說》、《小崔說事》、《電影傳奇》，你怎樣評價自己在3個節目中的表現？
崔永元 ：《小崔說事》就不評價了，不值一提，挺隨手的，好像少年時候練過武，老年了再比劃兩下，這麼回事。《電影傳奇》非常偉大，將來總會有人寫它一筆的，它為百年電影做出了貢獻，真的可以這麼說，一點都不覺得臉紅，也不愧疚。
《實話實說》了不起，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談話節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實際上學的是美國《脫口秀》。《電影傳奇》全世界沒有第二個，是我們自己的發明。《實話實說》頂峰時，我特別有成就感，覺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國第一號男主持人，後來才發現這個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們通往理想的過程中非常艱難地邁了一步，就誤以為自己成功了，現在想來真幼稚，還沒到青春期呢。實話說，《電影傳奇》真是讓我有成就感。
人物週刊：你說過希望自己心態調整好了後，再殺回去做個嚴肅節目，是什麼類型的節目？
崔永元：讀書節目。《電影傳奇》很嚴肅，準備做4年，現在已經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們還打算做《歌曲傳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續下去，因為這是個商業項目，臺裡不投資的，很有可能沒有人願意投資，或者沒有人願意購買，就夭折了。
人物週刊：這個讀書節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嗎？
崔永元：現在幾乎都沒有可能了，因為那時候嚴肅節目還有生存空間，有人喜歡看娛樂的，有人喜歡看嚴肅的，尤其是40歲以上的受眾群。現在是娛樂節目通吃，上到99，下到剛會走，大家都喜歡了，全民娛樂。
人物週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麼時候？你會以什麼方式告別這個舞臺？
崔永元：隨時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遠是高品位、高格調的節目。但是如果電視臺不需要，那我掉頭便走。
人物週刊：人民可能不答應啊？
崔永元：做《實話實說》時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沒樂暈了頭，對吧，現在又有人說我「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所以我就從來沒在意「人民」這個概念，哪有人民呀，沒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張三、李四這些具體個體，我希望瞭解他們的喜怒哀樂。
我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主持人
人物週刊：你聽到過的對你最惡毒的評價是什麼？
崔永元：罵我的很多，最惡毒的評價是，這小子會玩，既炒作自己，還不露痕跡，顯得很有學問，很有修養，很寬容，這是對我最大的傷害。真的，罵別的，比如他長得難看，沒有一個女人會喜歡；他早點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麼還不死，他老說自己要自殺，怎麼還不自殺啊，快點啊——這些我經常聽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剛才那個評論，我認為是最狠的，也可能說到了我的痛處吧。（笑）
人物週刊：你覺得你是一個優秀主持人嗎？
崔永元：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主持人。
人物週刊：不為自己擔憂嗎？
崔永元 ：我不擔憂。我不說我難受，所以我就說，更多的時候是媒體曲解了我的意思，他們為了製造轟動效應，故意把我的語言妖魔化了。
人物週刊：有沒有拍錯的時候？
崔永元：我沒有拍錯過，都是媒體給我拍錯的。我最近見到一些大畫家、大作家，他們都勸我不要這樣，他們說，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來說話。我理解的意思，是他們覺得我根本沒有那種學識，話說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著尾巴多難受啊。
也可能是他們也墮落成那樣的人了，覺得潔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時間我對網路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負面效應，覺得它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後來我看了《南方週末》對鄢烈山的採訪，茅塞頓開。他沒有說BBS一句壞話，這是我沒有料到的。他說這是個公開的論壇，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記者接著問他，那你的雜文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他說我們的社會還是需要有邏輯思維的、對自己名聲負責任的表達。我看完後特別高興，我覺得他說得太好了，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排斥BBS這種新興的方式，但是這個社會確實需要對自己名聲負責任的表達。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難受，特別孤獨，寂寞。我都無法跟你形容我的難受，經常晚上9點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點還沒有入睡。我老在想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麼多拍案而起的人，現在他們都上哪兒去了？我知道崔永元無法跟他們比，這個時代有可以跟他們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無可挑剔，但是他們都在潔身自好，我見過很多很多，他們不願意站出來對這個社會負責任。
人物週刊：一個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別人也是正人君子嗎？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說是有病了。我其實只是希望從業人員要有職業道德，知識份子要有責任感，其他的真的沒要求了。
人物週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別人，希望中的外界社會，有沒有點烏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認為那個是烏托邦世界呢，我認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這樣的地方。比如我帶我女兒去朗布拉邦（音），寮國一個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讓人特別感動。回來我就想，什麼叫文明？什麼叫發達？是不是紐約就叫文明？華盛頓就叫發達？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週刊：你認為自己已經做到了你對別人的那些要求了嗎？
崔永元：對，我就能做到綁票不撕票，收了紅包不塞紗布。主持人請人家來做節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別背地裏罵人家，我就這個要求，這個要求高嗎？
人物週刊：你老站出來說話，你的家人怎麼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覺得我像個瘋子，甚至從一定程度上講像個瘋狗，見什麼都要咬一口。看電視時在罵，看報紙也在罵。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個對中國電影做出過卓越貢獻的老人，報紙上連個豆腐塊都不願意給她，把那麼大的篇幅給王菲、李亞鵬、《七劍》。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起碼是個文化不高的社會。
人物週刊：醫生建議你換個輕鬆的、不需要太多責任的職業，你覺得自己可以離開嗎？
崔永元：當然可以，這有什麼值得留戀的，這個行業？
人物週刊：但現在你還是在幹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麼呢？我沒有別的手藝啊。比如我想過做房地產，那樣可以掙很多很多錢，那時候崔永元是個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掙錢，你管得著嗎？但是偷稅漏稅、偷工減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沒法去；也有一些企業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薦這個藥那個保健品，幹那麼三五檔就夠這輩子花了。但這東西行嗎？真是虎骨做的，螞蟻泡的嗎？我會跟人較真，一較真就會露餡，然後心裏又不平衡，所以簡直是沒法選擇，非得壞了良心。我要壞了良心，我就不要換職業，我就可以在這個圈子裡如魚得水，我水平比他們高，這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