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國發生動車追尾事故，受到輿論的廣泛關注。然而，一週以後，中宣部下令嚴禁報道和評論。7月29日晚，中宣部新聞局的禁令稱，對7.23動車事故，境內外輿情趨於複雜，各地方媒體包括子報子刊及所屬新聞網站對事故相關報導要迅速降溫，除正面報導和權威部門發布的動態消息外，不再做任何報導，不發任何評論。 禁令發布之後，在中國無論是紙媒還是網路，有關動車事件的報導於是如煙消冰釋。
追求真相為民代言
不過，此一事件的影響噹然不會由於中宣部的禁止報導指令而歸於消失。即使在短短七天的相對自由的報導環境中，中國媒體也顯示了其巨大的追求真相、為民代言的動力。不用說敢言的南方媒體系統，即使是正統官方媒體如《人民日報》、《央視》，甚至《環球時報》也表現出站起來做新聞，讓良心說真話的人性衝動。如果關照整個中國社會的大環境，我們也會看到凡是媒體能夠說真話之日，也即是媒體同民眾最為貼近之時。中國共產黨宣傳部的存在，黨對新聞與言論自由的管制，並非始自今日。而自2008年奧運之後，面臨迅猛發展的網路系統，中國政府對言論自由、網路自由的管制變本加厲。長期以來，一方面是新聞人員、知識份子以及眾多網民對言論鉗制的不懈衝擊，另一方面各個媒體也對無處不在並日益細密的新聞管制司空見慣。眾多媒體在事關所謂「敏感時期」、「敏感事件」時，自設戒律、自我審查已內化為習慣。一年一度的六四忌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風暴甚至關於中國眾多維權人士包括藝術家艾未未被失蹤等事件，媒體一律噤聲。眾多的媒體人對此雖然痛心不已，但仍然尋找各種藉口為自己開脫，為中國開脫。
中國政府為何自我感覺如此脆弱？
然而，中國社會的發展，全球化的加速，網際網路的普及同目前中國陳舊的極權管制體系的衝突日益尖銳。中宣部的新聞禁令越來越逼近道德底線，考驗媒體人的人倫良心。如果說，人們可以接受中國共產黨為了自保政權，屏蔽六四慘案的歷史真相，封殺有關以劉曉波為代表的政治異議人士活動與聲音的話，卻難於接受政府對譚作人、滕彪、冉雲飛、艾未未等眾多的維權與敢言之士的打壓。當今的中國政府，經濟增長已居世界之冠，外交舞台上中國官員可以對昔日強國頤指氣使，中國的新富大款們也會以一擲千金為榮，中國在太空、海洋、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為世界羨慕的成就，然而，中國政府為何自我感覺如此脆弱？政府為保自身安全，對民間社會異見人士打壓，又為何沒有膽量放開媒體報導？即使退一萬步，滕彪、艾未未等維權人士為當今中國正在形成的公民社會所擁戴，有壓倒現政府之力的話，羸弱如趙連海，僅僅是希望為結石寶寶家長獲得少許賠償，難道也要擔當牢獄之災並承受噤聲的折磨嗎？
技術事故演變為政治危機
一次再一次，媒體以及媒體背後的廣大中國社會所承載的不堪重負的人性良知被扭曲、被摧殘、被撕裂。媒體發聲與噤聲關乎新聞封鎖與言論自由，事關中國社會制度之運行，政治權力之監督，社會黑金與暴力之制約。但同時，媒體與言論乃現代人類之心聲，社會良心之窗口，人性道德集體表述之通道。發生於溫州境內的動車事故，本應該是一場非政治性技術事故。事故造成眾多人員傷亡，無論是出於技術原因還是腐敗等人為原因，均應該可以從事故角度予以追查。然而，中國極權社會的制度框架，可以將任何行政或技術問題變為敏感的政治問題甚而政治危機。更為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場車禍不僅使看來如此強大的中國政權如臨大敵，也必須由中宣部這一中國共產極權特殊部門介入全盤封殺媒體報導。也許有人會說，中宣部的禁令，再一次證實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的現實而已。然而，此一次的道德底線更低，此一次對媒體人的羞辱更重，此一次對死難者的傷害更甚，此一次對人性良知的打擊更烈。同時，此一次對中國社會穩定的損害也更大，公權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