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長達數月的時間裏，美國國會兩黨圍繞提高國債上限展開了一場爭論，俄羅斯總理普京批評美國人是寄生蟲，與40多年前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譴責美國「以一錢不值的廢紙掠奪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資源和工廠」遙相呼應；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眾多債權國幾乎將心提到了嗓子眼兒了，時刻為8月2日美國可能傳出的違約信號提心吊膽；全球對美國國債鬧劇批評聲音之高亢甚至超過了2010年年底各國對美聯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猛烈抗議。
批評、譴責和抱怨之餘，許多人認為美國國債、美元主導和美國經濟已經走到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連一些美國精英也持類似觀點。譬如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阿特曼不久在著名《外交》雜誌撰文，說美國債務水平已經達到一個難以持續的水平。他引用美國著名歷史學者保羅·肯尼迪《大國興衰》一書的基本論點：歷史上任何大國之地區或全球性擴張，最終都會走到一個臨界點，隨之就要開始衰落。阿特曼認為，美國政府如果真要降低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就不得不縮減國防開支，它意味著美國必然要收縮其全球軍事勢力，包括縮減海外駐軍、對盟國的軍事援助、中情局和國務院的預算開支、美國全球反恐經費，等等。
我的觀點非常明確：美國國債對於美元超級霸權和美國主導世界的金融地位，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美國國債既不是什麼「龐氏遊戲」，更不是少數人的「陰謀詭計」，它是美國經濟和金融模式的關鍵組成部分，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抱怨、譴責和憤怒無濟於事，只有透徹認識美國的「國債之謎」，我們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應對之策。
追溯歷史：美國國債對美國崛起居功至偉
不瞭解歷史，就無法理解未來。
儘管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大陸議會和各州就發行了大量債券，然而，統一的美國國債卻是美國建國之後才開始發行，具體時間是1792年，它源自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絕頂天才漢密爾頓在合眾國創始之初所發動的偉大金融革命。正是漢密爾頓的金融革命，奠定了美元主導和美國金融帝國的基石。
漢密爾頓為美國構建的貨幣金融體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統一的國債市場；其二、中央銀行主導的銀行體系；其三、統一的鑄幣體系(當時是金、銀復本位制)；其四、以關稅和消費稅為主體的稅收體系；其五、鼓勵製造業發展的金融和貿易政策。
漢密爾頓之所以傾盡全力開啟美國偉大的金融革命，乃是源自他系統深入的金融哲學理念，源自他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史尤其是英國崛起歷史經驗的深刻把握。遠在出任財長之前，漢密爾頓就寫到：「169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創建了英格蘭銀行、稅後體系和國債市場。18世紀，英國國債市場迅猛發展。國債市場之急速擴張，不僅沒有削弱英國，反而創造出數之不盡的巨大利益。國債幫助大英帝國締造了皇家海軍，支持大英帝國贏得全球戰爭，協助大英帝國維持全球商業帝國。與此同時，國債市場極大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發展。個人和企業以國債抵押融資，銀行以國債為儲備擴張信用，外國投資者將英國國債視為最佳投資產品。為了美國的繁榮富強，為了從根本上擺脫美國對英國和歐洲資金和資本市場的依賴，美國就必須迅速建立自己的國債市場和金融體系。」
後世經濟科學發展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證明了金融信貸體系是持久經濟增長之關鍵，證明了金融是現代經濟之核心。經濟發展之關鍵是最有效動員和配置資源，動員和配置資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體系。一個人擁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資源來發展自己的事業，一個企業擁有最高信用，它就有無限的資源來擴張，一個國家擁有最高信用，她就能夠動員全球的資金和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
漢密爾頓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質。歷史很快驗證了漢密爾頓的先見之明和高瞻遠矚。18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還是一塌糊塗，10年後的1794年，歐洲投資者就給美國國債和整個金融市場以最高信用評級。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宣稱：「美國國債運轉良好、安全可靠；美國政府對國債市場的管理是如此規範、美國經濟發展是如此迅速，以至於我們從來不擔心美國國債的安全性。」正是國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歐洲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推動美國經濟快速增長。
美國目前財政赤字惡化和債務規模急劇上升，主要拜小布希8年任期內所謂「財政革命」之賜。一是小布希2001-2003年給富人大幅度減稅；二是推行所謂處方藥的醫保改革；三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結果美國政府預算狀況急劇惡化，從1998年1 %G D P的財政盈餘轉變為2 0 0 8年3.2%G D P的財政赤字，人均國債增幅超過50%。聯邦債務與G D P之比從2000年的30%左右迅速惡化到2010年的65%。與此同時，國會政治出現兩極分化，共和黨內部強烈主張減稅一派佔了上風，民主黨內部則是強烈主張增加福利開支的一派佔了上風。兩黨財政政策理念成為水火不容之勢。
2007-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經濟增長急速放緩，財政狀況雪上加霜。美國政府一方面需要大規模財政刺激來擺脫經濟衰退，一方面經濟增速下降導致稅收急劇下降。財政赤字急劇飆升時所必然。歐巴馬臨危受命，可以說是別無選擇，有苦難言。
美元主導：為什麼全世界心甘情願給美國借錢
從1960年代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到2011年的俄羅斯總理普京，世人對美元主導、美國霸權的譴責謾罵之聲始終不絕於耳。然而，令人大惑不解或深感沮喪的是，在愈來愈高亢的謾罵聲中，美元主導和美元的特殊地位卻不斷強化，美元的超級利益和美國國債的規模卻不斷擴大。要解釋如此奇怪的現象，我們就必須從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視角來觀察美元和美國國債。
美國國債市場對美元主導和國際金融市場舉足輕重之作用，約有四端：
其一、美國國債市場為美國貨幣政策提供了最佳指南和傳導機制。美聯儲之貨幣政策(加息、減息、量化寬鬆)，無不藉助國債市場買賣來完成。隨著美國國債市場成為全球規模最大、流動性最好的市場，美國國債市場一舉一動，就時刻牽動著全球金融市場之神經，時刻左右著世界資產價格之走勢。
其二，國債市場乃是美國整個金融市場之中樞和基石。從歷史上看，紐約證券交易所之成立，源自國債交易；紐約取代倫敦成為最強大之金融中心，國債市場居功至偉。
其三、美國國債市場是全球金融市場和資產價格之最基本標尺，說是定海神針也不為過。縱觀世界，舉凡一切資產價格(包括股票、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工具、外匯、房地產等等)，無不深受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之左右，美國國債之價格和收益率走勢，正是全球利率走勢之最佳指示器。無論是倫敦市場之Libor還是其他一切市場之基準利率，皆以美聯儲基準利率和國債利率為計算基準。並由此形成全球金融和經濟體系的「金字塔式」價格結構或定價體系。
其四、美國國債市場規模越大、流動性越高，就越具有「鎖定效應」和「規模效應」，就越具有壟斷性。縱觀歷史，金融市場往往是最具備壟斷性和獨佔性之市場。龐大的美國國債市場幾乎成為全球投資者最重要的投資場所，尤其是各國政府、主權財富基金最主要的投資選擇。美國資深金融外交家、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科伯(RichardCooper)多次直言不諱地說：外國投資美國國債越多，就越難以自拔，美元債市流動性就越高，各國外匯儲備投資就越是別無選擇。美國國債市場已經成為吞噬各國外匯儲備的「巨大黑洞」。
許多國人擔心龐大外匯儲備投資美國國債非常不安全，提出許多多元化和降低風險之策略(譬如主張大量購買黃金)。然而平心而論，當今之世，我國龐大外匯儲備能夠分散多元投資到哪裡去呢？無論如何，美國國債都是逃避不了的主要投資選擇，此乃我們面臨的最尷尬困境。
從全球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角度來觀察美國國債、赤字和經常賬戶逆差，我們立刻就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美國真的擔心經常賬戶逆差嗎？或者，美國真的有經常賬戶逆差嗎？面向未來，美國真的會大幅度降低乃至全面消滅國債嗎？答案是否定的。
全球戰略：「美元+美軍」之相輔相成和相得益彰
我們需要從全球大戰略角度來深刻思考和分析美國的國債戰略、美元的特殊地位和美國的軍事霸權，它們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限於篇幅，本文只想指出幾個最基本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作為一個國家，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最大的風險投資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資本金。它具有近乎無限的融資或創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長期貶值符合美國根本利益。
第二個結論：維持龐大的國債市場和美元的長期貶值符合美國根本利益。美國根本不會或沒有任何意願發起或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第三個結論：美國最擔心的不是美元貶值、財政赤字、巨額貨幣擴張、經常賬戶赤字、巨額外債，而是「華爾街金融模式」或「美國政治經濟模式」失去吸引力或號召力。
第四個結論：維護美元主導或美元的特殊地位，並因此確保美國完全掌控對國際金融規則的話語權和制定權(包括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權)，是美國國際貨幣和金融戰略之核心。美元主導地位通過五大手段為美國帶來超級特權和超級利益。五大手段分別是：大量發行美元鈔票、製造全球通貨膨脹、無限創造美元信用、隨意操縱各國匯率、完全掌控國際貨幣體系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美元主導地位及其五大手段究竟給美國創造了多大利益。根據美國著名研究機構———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 BER)一項長期研究的結果，美元主導地位給美國帶來的利益是一個超乎想像的天文數字。譬如以2001—2006年為例，當時正是美元相對世界主要貨幣大幅貶值時期(亦是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最激烈之時期)，該時期美國累計對外借債3.209萬億美元，然而淨負債竟然還減少了1990億美元，等於美國淨賺3.408萬億美元，其中僅匯率貶值一項就讓美國賺8920億美元，資產—負債收益差距讓美國賺1.694萬億美元，其他手段賺1.469萬億美元。
3.408萬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它大約相當美國6年的國防軍事開支總和。也就是說，美元主導創造的超級利益，意味著世界各國為美國龐大的軍事開支「買單」！
第五個結論：貨幣金融戰略和能源戰略是美國對外經濟戰略最重要的兩極，亦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兩極。希拉里在擔任國務卿前夕，就在公開講話裡明確宣布了這個基本策略。
中國對策：金融革命和人民幣國際化
2011年，在圍繞美國國債上限的熱烈爭論之中，站在中國國家利益角度和中美貨幣、金融以及整體關係角度，有四個重要問題最值得我們去尋找答案：(1)一旦中美之間出現嚴重戰略利益衝突，譬如出現台海危機、南海危機，美國之行動嚴重損害中國利益，那時，中國可以大量拋售國債來制約或制裁美國嗎？(2)目前中國領導人多次表示對美聯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美國大舉增發國債的不滿，那麼，中國可以通過拋售美國國債約束美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嗎？(3)中國多次要求美國向中國開放高科技出口和直接投資市場，如果美國繼續拒開放，中國可以通過威脅減持美國國債迫使美國對中國開放高科技和直接投資市場嗎？(4)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為未來世界創造出另一個美元的替代品嗎？
對於上述四個重要問題，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面對美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美國持續擴大債務，要有效保護我們美元資產的安全，要將龐大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力有利的金融貨幣外交工具，我們固然缺乏許多必要的金融技術手段，然而，我們最缺乏的，卻是對歷史經驗的深刻洞察、對政治謀略的更為高瞻遠矚和果斷採取行動的更大勇氣和魄力。
最後，讓我再次引用布羅代爾對當年英國公債的精彩論述來結束本文：「外國旁觀者對英國債臺高筑大感驚詫，認為簡直不可思議。他們附和英國人的批評，一有機會就嘲諷他們無法理解的英國國債運行機制，而且往往認為那是英國國力極其虛弱的信號，認定英國國債這個貪圖方便、盲目膽大的政策必將把國家引向災難……然而，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這些貌似通情達理和思想深邃的觀察家們全都錯了，公債正是英國贏得全球勝利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