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誘華爾街銀行家和投資者走上歧途的是相似的事件：2011年是2008年的重演，金融動盪的歷史在一個沒有盡頭的循環中週而復始。
正如過去的這個週末，一位大型基金的經理一邊走進辦公室為一個動盪的週一做準備，一邊暗自低語的：似曾相識的感覺幾乎令人作嘔。
那些把2011年看作「2008年續集」的人如今恰恰遭遇了自己的「雷曼時刻」。只要把上週五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對美國信用評級歷史性的下調換成2008年9月投行雷曼兄弟的崩塌，砰！難以想像的事情發生了，你得到了雷曼事件的翻版，而且令全球市場驚慌不已。
他們在最後一點上說對了。週一投資者看起來明顯驚慌不已，亞洲和歐洲股市大幅下挫，道瓊斯指數暴跌643.76點，跌幅超過5%。
不過，僅僅是市場動盪並不足以證明歷史在重演。
借用一下常被用作投資泡沫藉口的一句話，這次是不同的，那些透過2008年棱鏡看待現在的問題的銀行家、投資者和公司高管可能錯誤地估計了全球經濟面對的問題。
三年前的金融危機與這次有三個根本不同點。
讓我們從最明顯的說起：兩次危機的起因完全不同。
上次的危機是由下向上擴散的。危機開始於過於樂觀的買房人，然後沿著華爾街的證券化機器向上，在信用評級公司的推波助瀾之下，最終影響到了全球經濟。那次是金融業的崩潰導致了衰退。
與之相反，這次的困境卻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過程。全球政府難以刺激本國經濟、保持良好的財政狀況，他們漸漸失去了企業和金融界的信任。
這進而導致私營部門支出和投資的銳減，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造成失業率居高不下和經濟增長乏力。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和銀行是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
第二點不同或許是最重要的：在2007-2008年的危機前，金融公司和家庭一直享受著毫不費力就獲得的大量信貸。
當泡沫破裂時，隨之而來的急速去槓桿過程造成了大規模的衰退性衝擊。
這次，問題恰恰相反。經濟低迷促使公司和個人將錢存起來、避開負債，造成消費和投資增長乏力。
最後一點不同是前兩點不同的一個直接結果。鑒於2008年金融災難的成因，當時有一個簡單但痛苦的解決方法：政府不得不介入，以通過低利率、銀行救助和向經濟中注入現金提供大量流動性。
當時，一位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官員稱這種方法為「速戰速決」（譯者：shock and awe,軍事用語，如伊拉克戰爭。)另外一名官員則一言蔽之：我們要為每樣東西提供最終支持。
實施這項政策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全球各國政府共向金融系統注入了約1萬億美元。對於那些不得不為別人的過錯而買單的納稅人來說，這也並不公平。但無論如何，該政策最終還是成功避免了一場全球大蕭條。
不過，如今的議事日程上並沒有這種應對策略。當前的問題並不是由缺乏流動性(例如，美國企業目前坐擁創記錄的現金儲備)或槓桿率過高引起的。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上不再負債纍纍。
真正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彼此之間以及對政府是否有能力推動經濟增長缺乏長期信任。
如果你對這一點存疑，看看金融系統「各管道」(包括回購市場和銀行同業拆借等)存在的問題便知，要麼你可以問問標普或購買義大利和西班牙國債的買家，看看他們對於政治領導人理清這一團亂麻有多大信心。
本次危機的獨特性意味著藉助上次危機中用過的武器是行不通的。
華爾街現在極力要求貨幣當局出手干預，希望美聯儲或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為經濟注入更多流動性(即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QE3)。
這也太2008年了。
即使中央銀行願意這麼做，向一個資金已十分充裕的經濟體注入更多資金其實並不能提供什麼安慰。這些天來，大型企業對銀行一直頗為不滿，前者在安全但閑置的賬戶中存入了超額資金，這一點從紐約銀行(Bank of New York)上週採取的前所未有的舉措就可見一斑，該銀行竟然向準備在它這裡存錢的企業收取一定的費用。
至於那些緊張不安的投資者，美國或德國政府再多印幾十億鈔票可能也不足以說服他們重返股市。
2011年，金融界不能再向政府伸手要錢，希望得到救濟。為擺脫目前的困境，市場將不得不依靠其內在力量，或坐等政界人士採取「既治標又治本」的舉措來刺激經濟增長。
由市場引導的解決辦法並非不存在。當資產價格有一天變得很低時，投資者和企業的「動物本性」就會被再度喚醒。
正如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有一次致信股東時所說：我們通常是在大家對宏觀經濟的擔憂達到頂點時買到了最好的東西。
另一種選擇方案是，希望歐美領導人會推行重振需求和投資增長所需的財政和勞動力市場改革。但這勢必要花點時間。
和以往一樣，過去的情況看起來常常要比眼下的形勢簡單得多。但現實是，與2008年不同，政府資金在目前承受了很大壓力的經濟環境下毫無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