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近代才出現的一個漢語詞彙,在古漢語裡稱之為「政」，也引申為政權、政治制度等詞義。搞政治即是「為政」，在黨文化洗腦宣傳中，其被炒成了極具殺傷力的一個名詞，「政治」常常成為瞞天過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幹盡傷天害理之事的代名詞。「政治」在黨文化中被附加了很多根本就不存在的內涵，成為政客刻意洗腦的手段。「搞政治」，成了黨文化手中的一根打擊異己的棍子，讓國人談之色變、退避三舍。
其實「政治」這個名詞本身並不複雜艱深，政者，正也；治者，治理之意，「搞政治」實指當位者應用一套符合人間的正理來治理國家。
政治的出現源於人類的私心所引起的紛爭，人們需要一個大家都認可的公權力來調解社會的矛盾與糾紛。早期的人類一般都是推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來治理社會，這些被賦予公權力的人就是最早的搞政治的人。如果他們搞的好，人們就會爭相依附於他，搞的不好或以權謀私，人們又會拋棄或離開他。在華夏文明的歷史上出現過不少次的盛世王朝，曾經湧現出很多讓炎黃子孫引以為傲的有道明君，同樣也產生了一批有名的暴君。所以，「搞政治」本身並不可怕，而怎麼搞卻是至關重要的，在於是行仁政還是暴政。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無數的興亡更替、朝代變幻積澱了豐富的政治文化。在春秋以前，人類的道德還十分的強勢，所以那時的政治也比較簡單。人們都用道德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所以只有一些簡單的王法，就能使人民安居樂業、天下太平。王者一般都是以德化民、無為而治，法天道以行人事，敬天以保民。政治上處處體現的是道家的治世思想。但春秋以後，禮崩樂壞；隨著人類心靈的墮落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政治開始向功利化和職業化發展，很多人把治政當成了一個實現自己私慾的工具。法家的興起也為政治注入了許多的變異因素，強化嚴刑酷法，把政治變成了一種私權。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政治又回到了一個比較良性的軌道上來。這時的「舉孝廉」（古代的選舉制度）說明當時的道德觀念對政治依然有強大的約束力。
隋唐以降，科舉制度興起，中國進入了精英政治時代。由於政權對社會各階層都是公平開放的，所以能使各階層的優秀人才都能脫穎而出，很多出身低層的貧寒學士通過科舉而進入政界，使當時的政治始終保持著一定的活力。儒學的主導地位也讓社會人心持續在一個相對和諧的狀態，唐宋時代的富庶繁華與康乾時其的文治武功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人類畢竟是一個善惡同在的場所，人心的好惡、情慾都能使社會偏離一定的軌道，這是政治所不能完全解決的，所以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政治也一直在治亂之間反覆振蕩。到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的興起與進化論的傳播給人類注入了一股強力的變異因素，人們的宗教信仰觀念日漸淡薄，政黨政治開始從西方出現，而且迅速向全世界傳播。
政治的最高原則從道義至上逐漸被現實利益所取代，政客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無所不為，政治幾乎成了骯髒的代名詞。到了二十世紀，人類的政治呈現了兩極化的發展，一個是基於普世價值的民主政治，一個是基於邪惡理念的極權政治。在西方，個人事務與社會事務界限分明，社會事務中又分為政治和宗教兩大方面。專職從事政黨、公共權力工作的人被稱為政客——因為民選，能不能「政」，民眾說的算，因而為客。但共產政客完全相反，是主。
如今，大部分國人反感政治的原因，主要是對共黨暴政的恐懼與黨文化的長期洗腦。共產政治根本就不是人類正常的政治行為，它們是借用政治的這種形式來進行暴力。如果從傳統的文化理念來看，共產政治其實是一種亂政，用時下流行詞彙來說就是「惡搞」。因為正常的政治行為都是基於一套完整的制度、法律與邏輯，即使是古羅馬的奴隸制社會也是如此，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受到一定的法律與道德的制約。而共產政治的一切所謂制度、法律都是擺設，其行為是基於達爾文的叢林法則：暴力決定一切。所以共產政治也可稱之為流氓政治或禽獸政治，無法無天、為所欲為，肆意摧殘生命與踐踏人類的尊嚴，毫無約束。
縱觀百年來共產政治的軌跡，其運作方式不外乎殺人、搶掠、洗腦三個環節（亦可稱之為運動、改革、教育）。可憐的中國人，在幾十年中的共產搞政治中，被搞得億萬人非正常死亡，被搞得民族文化斷絕、山河污染、道德淪喪、一窮二白卻經年不醒，淪為亡國奴而不自知！當有人指出黨文化罪惡的時候，共產政治的主導者們卻條件反射似的指責別人搞政治。共產政治的主導者指責別人搞政治則更是荒唐至極，政治本是一種公權，人人都有權利去選擇從事。這種完全泯滅是否非善惡的價值判斷標準，就是黨文化對國人心靈的摧殘與毒害。
政治在中國古代通常政和治分論：政令、政策；國家和人民管理。在傳統文化中，行「仁政」、「德政」為上。執政者對老百姓「禮樂教化」，輔以刑法。這種概念，為歷朝歷代全社會認同，順和逆，也就成就了不同姓氏王朝的存亡。孫中山倡導的政治為眾人之事，為眾人管理，獲得中國民眾贊同。專制王朝被推翻，歷史進入現代。然而，共產政治的蔓延，老百姓渾然不覺歷史之倒退：打著解放全人類的旗幟，實行了人類最黑暗的思想與行為鉗制。用人民做定語，實行了對人民的專制。政治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外延：政治成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鬥爭」，這個特定的涵義，帶來了中國的政治至上，政治運動、政治口號代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中國進入泛政治化年代，一切和政治掛鉤。比如當年《白毛女》煽動起對地主的仇恨，共產政治指責地主擁有土地是剝削，無地農民是被剝削，號召農民跟著自己，「打土豪、分田地」，受鼓動的農民跟著共產政治跑；但真分了土地，歡天喜地沒幾天又要收回來。簡單的農民，心裏一時轉不過來彎：「說給我的，怎麼不給了？」出爾反爾，違約背信。這時，《李雙雙》上場，給出了農民的評價標準：李雙雙和孫喜旺同為夫妻，妻子因為聽黨的話，積極加入合作社，是先進份子，政治覺悟高；丈夫因為有牴觸情緒，雖然也舉手了，但比較晚，是落後分子，政治覺悟不高。政治覺悟，關乎一個人上下得失，甚至死活。極端的例子，買飯都要背一句毛語錄，草和苗都要問問姓資姓社。這種文化語境下奇蹟發生了：如果某人讓你去搶別人的東西給他自己，恐怕流氓也不干；讓你辱罵自己祖宗和聖人，恐怕傻子也不干，但為了美好的共產主義，為了榮譽、利益、活命，農民干了，工人干了，知識份子干了，或主動或被動，或無可奈何干的，或歡天喜地干的，或爭先恐後干的，或麻木不仁干的。……
如果從人的角度來看，共產政治是一個披著政黨外衣的邪教。人類任何一個正常的政治黨派，其立黨的目標是獲得世俗的權力，一旦成功執政，其所管理的是一些公眾事務，而並不涉及思想領域，也沒有這個權力。而共產政治則不然，奪取政權只是其實現目標的一個工具，奪取政權後就瘋狂鉗制人民，管天管地管人的思想，在它的治下幾乎無所不管。共產政治極端的仇視正教信仰，對神、佛以及神、佛信仰的誹謗完全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共產政治者們卻稱之為思想政治工作，其實就是妄圖洗去每一人心中那與生俱來的神性、佛性乃至人性，把人都同化成一個個沒有道德廉恥與精神歸屬的無根人。縱觀共產政治文化成長起來的很多人，不敬天地、不信神佛、蔑視傳統，沒有任何的道德、信仰與心靈的歸屬，就像無根的柳絮任由共產政治擺佈，最終走向毀滅的深淵。
其實在當今中國大陸，除了共產政治的主導者，是沒有人有能力搞政治的。因為搞政治的前題是心須掌握了政權才能搞，而一般的社會民眾或民間組織對時下政治或政治人物的批評只是一種言論範疇或曰議政，與搞政治相差太遠。共產政治霸佔了公權為非作歹，卻指控別人在搞政治，實在是一種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強盜邏輯。
在當今的世界，如果讓人對某一個姓氏稱臣，接受其對你生殺予奪的權利，恐怕很多人會憤然反抗；但讓人對某個組織獻身，該組織對所有國民肆意生殺予奪，卻是很多人熟視無睹的現實。讓人把夜晚說成白晝，白天說成黑夜，很多人會覺得不可能，但把白天說成黑暗的，把夜晚定義為光明的，漸漸的，說不定很多人會自己就開始顛倒黑白。
這些年的中國大陸，很多人會就是這樣陷入一種和正常人類文化異質的文化，淪入和整個世界不同的悖謬生活。把人變成鬼，共產政治的一切行為最終就是圍繞這個核心。所以，站在正常政治的立場上看共產政治的一些行為，很多人會覺得難以理解。從常人的角度來看，民族的思想啟蒙與精神覺醒，其本身並不涉及政治範疇，只就會觸痛人類一切不正的因素。個人的生命選擇與價值取向，都是人的生而有之的權利與自由，不能像共產政治一樣強迫人進行選擇或做什麼表態。自古以來，人們用來衡量事物對錯的標準只能是道義而非個人後天思想所形成的種種觀念，明乎於此，我們每一個人就不難對人生的大事作出正確的判斷。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