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左一），曾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委婉地批評政府成為一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文章發表後，使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網路圖片）
儲安平是個頗不尋常的人物。所謂不尋常，不僅因為他學識廣博、目光犀利，不僅因為「解放」前他主辦了抨擊時弊、影響巨大的《觀察》週刊，不僅因為他在「文革」開始那年神秘失蹤、不知所終；他的不尋常更在於五十年前他發出了代表民主知識界心聲的最強音，以一篇簡短的發言揭示了這個體制的要害，而且僅憑這千把字的諍言一舉中標，成了名聞全國、永不「改正」的「右派」。如今的知識界許多人曾聞其名，但不見得清楚其事，更有些中青年人還不知他為何許人。因此，在這裡說說其人、其言、其事，恐怕還不算多此一舉。
（一）
儲安平，1909年，出生於江蘇宜興一個敗落的大戶人家，幼年喪母，靠祖母撫養長大，十四歲喪父，靠伯父資助讀完了高中。他中學時期就開始寫小說，在《申報》連載，靠所得稿酬隻身來到上海，考入光華大學新聞系。他的小說後來結集出版，名為《說慌集》。不過大學期間他關注的熱點已轉向政治，曾為新月書店編撰了《中國問題與各家論見》一書，收入陳獨秀、胡愈之、汪精衛、梁漱溟等名家的政論文章。大學畢業後在《中央日報》任副刊編輯，並在南京戲劇學校任課，同曹禹、夏衍等左傾人士頗多交往。
1935年柏林舉辦奧運會，他爭取前去採訪。奧運會一結束，他就前往英國，考入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系，他的伯父託人在江蘇省教育廳為他申請得到部分官費資助，另外他還給《中央日報》寫稿以維持生活。在大學他師從費邊社成員拉斯基，費邊社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給了他深刻的影響。
1937年抗戰爆發，第二年他即回國。先在《中央日報》任主筆並兼國際版編輯，又在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院任研究員。不過，一年之後政治學校續簽合同時要求以參加國民黨為條件，他拒絕了。鑒於官場的腐敗，他決定離開重慶，應聘在湖南安化國立師範學校任教，在此期間，寫成並出版了《英國采風錄》、《英人?法人?中國人》以及《英國與印度》等書。以後幾年，他還曾先後當過桂林《力報》主筆、湖南辰溪《中國晨報》主筆。抗戰勝利後，他和梁漱溟合作，在重慶辦過《客觀》週刊，宣揚第三條道路，要求國共兩黨坐下來共建民主政治。與此同時，他還在中英文化協會兼任過秘書之職。
1946年春，儲安平來到上海，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這年初，他一面擔任復旦大學教授，開設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一面著手籌備新的刊物《觀察》，積極向各種傾向、主要是中間派學人公開徵股。9月1日，這份週刊正式開張，他自任社長和主編。
在發刊詞中，他宣告了自己的辦刊宗旨和方針，認為：「抗戰雖然勝利，大局愈見混亂。政治激盈、經濟凋敝，整個社會，已步近崩潰的邊緣；全國人民，無不陷入苦悶憂懼之境。在這種局面下，工商百業，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業所遇的困難，尤其一言難盡。······在這樣一個出版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們甘受艱苦、安於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懼、甚至失敗，仍欲出而創辦這個刊物，此不僅因為我們具有理想、具有熱忱，也因我們深感在今日這樣一個國事殆危、士氣敗壞的時代，實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嚴肅的言論，以挽救國運，振奮人心。」他表示：「我們這個刊物的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除大體上代表著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對於他們有所評論，僅僅因為他們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他還提出了八個字，作為放言論事的基本立場，也就是同人共守的信約，這便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
《觀察》週刊出版後，積極組織各界有識之士、重量級人物寫稿，議論國事，針砭時弊，言論激烈，很快就為全國輿論所矚目，刊物還經常刊登最新的前線通訊、軍事分析，諸如「昌濰失守魯局鳥瞰」、「徐淮戰局的變幻」、「熱河之戰」、「隴東之戰」等。總之，刊物的內容極受國統區進步知識份子的歡迎，發行量節節上升，到終刊時每期印數達十萬零五百份，列同類刊物之首。這份刊物是儲安平民主自由思想的重要實踐，也是當時許多民主人士議論國是的重要平臺。
（二）
1949年，儲安平作為新聞界14名頭面人物之一，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會議，受到了中共和各方面的尊重。「解放」前儲安平一直超脫於黨派之外，尋求的是自由民主派的第三條道路；「解放」以後，大概受到當時蓬勃的新氣象的感召，應友人之邀，同時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顯然是想在中共領導下作一番事業的。
當年底，經周恩來首肯，《觀察》週刊在北京復刊。儲安平看來是懷著興奮和對新政權的敬仰之情投入復刊後的編務工作的。這時的刊物，當然不再有老《觀察》那樣的鋒芒，而是在努力順應潮流、處處注意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復刊十三期之後，根據上頭的安排，《觀察》再次告別讀者、宣告終刊；經過一番改組，不久以後改出《新觀察》半月刊。儲安平顯然有著某些難言之苦，起初還參與了《新觀察》的籌建，後來乾脆離開了。《新觀察》是由新華書店主辦的，儲安平隨後被安排為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再後來又調任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這些行政崗位並不能讓他的抱負施展，只是1954年，他曾以全國人大代表和《新觀察》特派記者的身份，去新疆採訪，給該刊和《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發來了一篇篇通訊，算是發揮了專長，取得了頗為自得的成果。以後結集出版，書名為《新疆旅行記》。
1956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隨後中央重新考慮《大公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的歸屬問題，擬將它們歸還民主黨派，並由民主黨派成員擔任總編輯。這年夏天，中宣部反覆盤算著《光明日報》的總編人選，後來由胡喬木親自出面，「誠邀」儲安平擔任；經本人認可以後又通過民主黨派的程序，由時任《光明日報》社長的章伯鈞出面聘任。特別應該提到的是：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分別會見各界人士。在與新聞、出版界人士談話的時候，毛突然轉向《光明日報》的代表，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那次出席談話的是總編輯常芝青，常站起來作了肯定回答後，毛澤東說，「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這是毛公開表示的一種姿態，想在報界給民主黨派一席之地。其實這時中宣部的安排已經就緒，20天後（4月1日）儲安平便走馬上任。
1957年春天，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談話已廣泛傳達，黨中央大力鼓勵「鳴」「放」，知識界備受鼓舞。儲安平也精神煥發，感到大有可為，上任以後就提出改版方案，決心把《光明日報》辦成民主黨派自己的報紙，積極反映民情民意，加強輿論監督。此後報紙就大量報導民主黨派的活動，大量刊登知識界的批評建議，還派人到各大城市組織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份子的座談會，然後加以報導。
這年五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連續召開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座談會，發動大家對黨的工作提意見。儲安平起初並未參加，他在後來的交代中說：「「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學社、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六月一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六月一日發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沒有外出。」可就是這天寫的發言稿，竟然惹下了滔天大禍，從此使他的人生逆轉，在新聞界和文化界閃耀過光華異彩的一代巨星從此隕落，一個敢想敢說膽識過人的政論家從此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以至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他在6月1日那次被三邀四請、因盛情難卻而作的發言，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他的開場白很特別：「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竟敢把黨和國家領導人稱為「老和尚」，怕是吃了豹子膽了。但是，在座並非沒有人知道此話的由來，就在一個月前的4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面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幽了一默」：「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可是儲安平不免太過書生氣，這種幽默語言毛澤東說得，你也說得的麼？
儲安平發言的題目是「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人民日報》第二天刊載的原文是這樣的：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土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
「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土，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平心而論，這番言論是應黨的要求、在合法的場合、用坦誠的態度表達的，看得出來是從愛護黨、希望黨改善領導的角度出發的，提出的問題也是有理有據、切中時弊、無可厚非的。這番言論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知識界的民意，只是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而儲安平卻毫不猶豫地說出來了。難怪在座的馬寅初先生拍著椅子扶手，連聲說道：Verygood!Verygood!第二天，中央各大報都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篇發言，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作了廣播，而這一切正是「引蛇出洞」戰略的設計者所刻意安排的。在他們看來，打天下坐天下、黨管一切、黨治天下，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題中應有之義，誰要對此說三道四便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便是離經叛道、犯上作亂。現在儲安平竟然「跳」了出來，正好徹底收拾之。這不，幾天之後，萬炮齊發，「黨天下」之說及其提出者，很快就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此後，經過民盟、九三、《光明日報》社各單位、各層次、大會小會的批鬥之後，11月12日儲安平被正式撤消總編輯職務，他前後在《光明日報》崗位上只有六十八天。同時被免職的還有該報社長章伯鈞。
（三）
戴上「右派」帽子後的遭遇當然是十分悲苦的。他那結婚不久的第二任妻子，同他離了婚，可是還住在他的院子裡，而且很快勾搭上了一位國民黨敗將、卻又受到寬大處理的戰犯，經常在儲安平眼皮底下進進出出，使他受到極大的侮辱和傷害。隨後，他被安排去政協的勞動基地，在長城腳下放羊，終日以草為伴、與羊為伍；直至幾年後被召回城裡、幹點校勘古藉這樣的差使，此時他還在自家小院裡繼續養羊。
1966年文革風暴驟起，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下，儲安平不斷遭到紅衛兵的抄家、批鬥，不斷被毆打、侮辱、折磨。為結束痛苦、維護尊嚴，他曾經自沉於京密運河，但被人救起。這年八月的一個夜晚，當紅衛兵又一次上門尋釁滋事的時候，他翻牆逃走了。第二天清早，曾經同他一起放羊的患難之交李汝蒼（農工民主黨的成員，也是被劃的「右派」）開門時突然發現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汝蒼，我走了。儲」。李汝蒼大驚，連忙告訴友人章伯，自己又到處尋找，並在附近那個經常有自沉者屍體浮起的石剎海邊守候了七天，竟然杳無影蹤。後來，上頭弄了個專案小組，為查清儲安平的下落，工作了兩年，也一無所獲。整人成癖的康生為此還嘟囔過：「一個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麼回事？」
他，還不到58歲的他，就這樣走了。曾經在中國報壇意氣風發活躍馳騁過的卓越報人，曾經不畏艱險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奮力吶喊過的政論家，就這樣永遠地消失了。
——參閱：葉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
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明報出版社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人民文學出版社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