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近日獨家專訪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當記者問他最遺憾的事情時，他毫不猶豫地說：「應該早點離開共產黨。」他說的是1991年4月，當時他發現：想把共產黨改革成社會民主黨，根本就做不到，因為「共產黨對所有必要的改變踩剎車。」當時蘇共中央委員召開一次會議，幾個發言人要求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重新實行審查制度。戈爾巴喬夫激烈反對說：「我受夠了煽動，我要辭職。」他想另起爐灶成立民主政黨，有100多個人明確支持他這樣做。政治局介入了，進會場3個小時，批評了「逼宮者」。3小時後他收回辭職意願。
從個人角度看，戈爾巴喬夫當時真該這樣做。他當時是蘇聯總統。如果真這樣做了，葉利欽就成不了以後蘇聯歷史演變的主角。因為那樣一做，蘇聯政府就跟共產黨分開了，馬上就是多黨制的政治格局，蘇共就成了在野黨了。而他作為蘇聯國家和政府的法定代表人，這時候是全國所有改革人物及其追隨者的眾望所歸，葉利欽的最好選擇就是跟隨他。但由於情感因素他不捨得「放棄黨」。這樣他就失去了對他個人而言最好的時機，四個月後他被政變者軟禁，因為援救他，葉利欽在坦克上演說的英雄壯舉舉世矚目，四個月前屬於他的歷史機遇轉人了。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也許戈爾巴喬夫就是為葉利欽掃雷的，所以頭腦裡當時才有對共產黨的戀情，想將共產黨改變成一個新政黨的不當想法。現在他知道了，共產黨的改革「只是化妝的需要而已」，只是「陳腐穢物」的「表麵粉刷」。蘇聯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父親之一，中共母親是列寧締造並為靈魂的共產國際。而今中共「父母雙亡」，瘸腿經濟改革30年，揹負起鎮壓六四學運和迫害法輪功的兩大歷史包袱，如同戈爾巴喬夫所見「人民完全被隔絕於決策之外」。中共現在無法無天又無父無母，靠超級腐敗的機制生存，解決問題完全不要民眾參與。
這就是今日中共。昔日全民參與所謂「新中國建設」，不參加政治運動絕對不准。今日除非你是制定政策、決定人生死的官員，黨對人的要求是最好「別搞政治。」你是商人，除了賺錢，少想別的。你是女人，多關心家庭和個人美容，其它事情少管。你是作家，只考慮寫作和出書就可以了，參與社會事務就是閑事。這就是說，無論中國大陸今天面臨什麼問題，六四平反、法輪功勸退、強拆上訪、飲食含毒、草原危機、環境污染，等等，那都只是中共各級官員的問題，決策是中央政治局的事。所以，中國人活在大陸所要求的是：不要操心共產黨操心的事。
這個要求現在延伸到了國外。成了英國人的作家馬建，牢記警察和親朋好友要他「別搞政治」的告誡，寫作之餘除了大學和文學節演講，幾十年從未有過抗議示威活動，結果還是在回國問題上「被政治」了一番：先以回鄉證入境被擋住，後以英國公民身份申請入境又被拒簽，他要求跟「簽證官員談一談」，答覆是：「領導們都在開會」。中共官員這是幹嗎？就是仰仗著手中的國家權力玩弄馬建。
不讓馬建回國，可以明說理由，可以「談一談」，正常的人和黨都會這樣。但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不這樣，就是要馬建自己去感悟共產黨的厲害，去適應這種厲害，一次又一次地萎縮自己，讓人格逐漸變成牛格、馬格、豬格、狗格……直到共產黨滿意為止。黨的滿意是什麼？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明說授人以柄，顛覆中華民國時不得不明說「要實現民主」，這就把共產黨限定了。極權專制在全國建立後，所有家庭都成中共免費的監牢或豬圈，這時候它要你悟。具體馬建回國而言，它拒絕的姿態是：你不能站直。這就要馬建不斷歪斜身子。
這一招很陰毒。悟吧，馬建看到馬路對面正打坐的法輪功抗議者和旁邊流著汗的太太與孩子，寫申述請轉交秦剛公使抬頭看見了錄像機，想飛到北京又不想被押送回英國，身邊還有四個不能跟他堅持抗議的孩子……共產黨現在不多說話了，它要做的事就是「以黨的極權專制不變應萬變」，萬變則墮落：人們為了親情、名譽、利益等紅塵中不得不考慮的因素跟中共極權妥協，而後同流合污。對於馬建而言，他就要放棄文學的社會責任：只要「歌共頌黨」，隨時可以回國。
中共讓不馴服的人悟到要順從它，卻不明說。因為它希望所有桀驁不馴的人只在它面前低眉順眼。彼此之間死掐，它最喜歡。馬建悟到了：「官僚主義加警察暴力就可以控制一切了。」而「大使館……是封建思想的現代版」，這又未必悟對了。這樣悟，把人思想搞的很亂。中國西周是封建國家，那時如果有大使館，敢這樣對待華人，就會有「國人暴動」似的民眾攻打進去，把秦剛趕去養豬。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是半封建社會，人民出國不要簽證，抬腿就行。如今有了中國共產黨，不許人民參與解決必須商討才能解決的問題，除了學黨鬼混，別無選擇。
中共有些像泰國人妖，可泰國人妖最後是女樣，中共沒人樣。共產黨從來就是人民的敵人。1921年7月23日，中共召開一大，開始顛覆中華民國。2011年7月23日溫州高鐵和諧號列車追尾出軌。共工酋邦成了死亡列車，太邪惡了。「人民」跟「社會主義」一樣是中共的「蠱」。誰拿自己當人民，誰就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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