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學教授周家群最近指出：「有人說：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國，不是臺灣，更不是恐怖份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淪喪！中國人的道德底線已蕩然無存，造成現在的種種社會生活的混亂無序。」例如，制度性腐敗愈演愈烈，鐵道部一個工程師竟然貪污受賄28億美元！強拆血拆變本加厲，甚至出現搶走拆遷戶孩子脅迫大人搬遷的無恥行徑；造假或有毒食品氾濫成災，地溝油竟流入大型超市；開車壓傷人再把人壓死的「藥家鑫」不時出現；紅十字會開辦創收洗錢公司斂財，用公眾善款包二奶，購買私人奢侈品；希望工程用假信件騙錢；計生部門搶嬰兒外銷牟利；人們戾氣越來越大，為雞毛蒜皮小事可以大打出手，甚至持刀殺人！一些旅遊景點遍地狼藉，遊客仍垃圾的速度比環衛工掃的還快！隨處可見的事實表明：目前中國全民墮落，進入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的時期！
要擺脫日益嚴重的社會道德危機，從中國傳統倫理學（其主要內容是儒家倫理）中汲取有益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發揚傳統美德是必要的。但傳統倫理學是在君主專制和小農經濟的社會環境下形成的，這樣的倫理思想具有等級性和適用範圍狹隘性的特徵。如孔子所強調的「仁愛」，實際上就是一種不平等的狹隘的愛，究竟愛什麼人，對不同等級和親疏的人愛多還是愛少都有明確的規定。下位者必須無條件愛上位者，而且必須愛得深，而上位者對下位者可以愛得少一些。這種強調等級特權和親疏有別的傳統倫理學說比較適合封閉型的家族或熟人社會，卻不適應現代開放型的高度流動的非熟人社會。如有的民工出來打工前在家鄉循規蹈矩，來到大城市卻走上偷盜搶劫的犯罪道路，其原因除了市民的歧視和僱主的壓榨使他們形成反社會心理等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這些民工自然形成的熟人社會道德觀與大都市那種非熟人社會格格不入。
西方倫理學是在自由民主傳統和基督教背景下產生的，傾向於把每一個人都當著與其他人平等的個體進行處理，這樣的倫理學具有公平性和普適性。如基督教倫理的核心是仁愛原則，由於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這種愛公平對待並施與每一個人，甚至包括你的仇人。西方倫理學中的利他主義，指的是不分尊卑貴賤一視同仁地行善利人，而功利主義更強調道德行為的基本原則是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原則，而不是只顧自己本人和親屬以及少數權貴的幸福。西方倫理學總體上淡化等級特權和家族門第觀念，基本上公平對待每一個人，適用範圍比較廣泛。其基本原理不僅適用於古希臘羅馬，適用於當代西方國家的熟人社會或非熟人社會，而且還適用於專制國家。專制國家在向民主國家過度的過程中，往往逐步接受西方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如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平等博愛等）。當代中國要擺脫日益嚴重的社會道德危機，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引進和推廣西方倫理學說，把西方倫理學的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社會道德實踐中。
一，理性主義：
西方倫理學博大精深，這裡只能闡述其中某些最基本的原理，瞭解和掌握這些原理對解決當代中國道德危機大有好處。西方倫理學中的理性主義，指的是從個別公設出發，通過演繹推理得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法則。理性主義排斥和貶低感性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強調邏輯思辨和理性認識對道德實踐的指導意義。康德，費希特的倫理學就屬理性主義，費希特的《倫理學原理》，就是從絕對的「自我」演繹出倫理原則及其實用性，由此規定人的道德職責。中國傳統儒學的重要分支--理學，也是從萬物本源的「天理」演繹出道德修養，等級秩序，倫理綱常等。所以基本屬於理性主義。中共建政伊始，同樣是從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演繹出一整套道德規範，然後用這套欽定的道德長期不斷向全民灌輸。理性主義和理性方法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道德資源。前者如上述指的是用演繹推出的道德原理或原則，後者指的是類似這種運用演繹（也可能是歸納）的邏輯思辨或理性思維的方法處理道德問題，包括把道德當著知識灌輸傳授。運用理性思考的方法處理道德問題，離不開語言的應用，使用道德語言是理性主義及其方法的重要特徵。
雖然語言和理性的運用對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曾經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但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入後現代的今天，理性和語言都已經解構。如今理性已經成為擺脫公平正義喪失價值取向的工具理性，而語言也淪為掩飾真情與本意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理性和語言的解構現像在當代中國比較突出，尤其道德理性很大程度上成為替不道德行徑進行辯護的詭辯術，而道德語言淪為掩蓋社會醜惡美化荒淫無恥的遮羞布！例如：說公務員分配福利房是為了「廉政」；油價上漲促進節能；銀行收費提高服務品質；偷情外遇包二奶不戴套叫「捐精」；和尚嫖娼叫大師開光！在此可以看出道德理性和語言的沉淪，被嚴重濫用和全面解構，其中「廉政」「節能」 「服務」「捐精」「開光」這些展示優良品質的詞語向庸俗自私甚至邪惡淫蕩的方向解構！造成是非不分，黑白顛倒，道德淪喪！雖然中國至今還沒有實現現代化，但道德理性和語言的解構比早已進入後現代的西方國家有過而無不及，西方國家道德理性和語言的解構主要表現在醜化政治和妖魔化政治領導人方面，這種解構只要適度，對預防權力濫用和政府作惡不無好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提升社會道德。而中國卻必須用「偉大英明」來形容邪惡的執政黨和專制的領導人，由此產生的解構與上述相反，不僅縱容權力濫用和作惡，而且加速社會道德全面崩潰瓦解的進程！
二，情感主義：
情感主義認為：所有道德判斷都是人的情感和態度的表述，這種道德情感（休謨稱之為「道德感」）是人類道德的本源，實質和心理基礎。西方情感主義倫理學派的聲勢和重要性都遠遠大於理性主義。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休謨，亞當斯密，羅素，艾耶爾，史蒂文森等。現代心理科學實驗證實：人的頭腦中的確存在主管道德情感的區域，這一區域一旦受到損傷，就會大大削弱甚至無法表現出道德行為！中國傳統儒學的另一分支--心學提到的惻隱之心，實際上就是一種道德情感。但傳統倫理學中理學的重要性超過心學，而心學又只有一部分內容涉及道德情感，因此中國傳統倫理學中理性主義的內容壓倒情感主義。傳統倫理學不夠重視和強調人的道德情感，加上中國自古以來信教的人都比較少，絕大多數人缺乏宗教心態，宗教感情比較稀缺和淡漠，而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感情很大程度上屬於道德情感。由此造成中國人從古至今道德情感基因一直都不發達。一百多年前來華傳教的明恩傅在書中提到：中國人缺乏同情心，指的正是普通中國人道德情感欠缺的狀況。
中國人的道德情感本來就欠缺，而中共60年的專制統治又進一步加劇這種狀況，甚至造成道德感情消失殆盡。中共建政後前三十年政治挂帥，鬥爭為綱，文革中甚至連父子夫妻之間都劃清界限，一家人不鬥個你死我活誓不罷休！傳統美德，人性良知，人間真情都被摧毀。後三十年改革開放，經濟挂帥，金錢至上，權貴集團和各級官員貪腐成風，貪婪無度，巧取豪奪，橫徵暴斂，強拆血拆，不顧民眾死活！尤其近二十年來，中共窮凶極惡，高壓維穩，頻繁施暴，冷血嗜殺。中共的貪婪和殘暴統治釀成一起又一起重大災難，卻疏於救援，草菅人命。如在這次溫州動車之禍中，鐵道部竟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毀屍滅跡，喪盡天良！官方以上種種冷酷無情、滅絕人性之舉，不僅徹底摧毀國人道德情感，而且使人產生冷血、無情、暴戾、狡詐、惡毒等不道德情感和習氣。目前中國人暴力傾向和暴戾情緒嚴重，殺童案，惡性報復和爆炸案以及食品造假、人與人之間相互投毒，藥家鑫式人物的犯罪行為等，也都是這種不道德情感和習性的真實反映和具體表現。
三，快樂主義
快樂主義把道德看成實現幸福快樂的人生目標的手段，認為道德行為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增進個人的幸福和快樂。快樂主義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把倫理德性或正義與幸福和快樂聯繫在一起。那時道德的主題不是「要求於我的是什麼」，而是「我必須怎樣生活才能更幸福」，道德是「以慾望為特徵的道德」。快樂主義所說的快樂指的是高級的精神享受和心靈的快樂，而不是指諸如吃喝嫖賭之類低級的動物慾望的滿足和享樂。如今西方人行善助人，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快樂主義原則。例如有的美國人會向素不相識的遊客免費提供食宿，這樣做雖然付出金錢和時間精力，卻能夠產生十分愉快的感覺。屬於花錢「買感覺」，跟花錢看電影或聽音樂沒什麼兩樣，都是旨在滿足精神需求和快樂慾望的精神消費活動，而且這種通過助人所得到的快樂感覺，通常比進行文娛消費所得到愉快體驗更強烈更深刻。
雖然西方倫理學中也有義務論，但相對來說，快樂主義（或快樂論）佔據更加重要的位置。與此相反，中國文化強調人的義務，傳統倫理學把道德當做不得不履行的人生義務強加在每一個人頭上，這樣的倫理學自然強調義務論，忽視快樂論。理學上所講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古代對婦女的道德要求「三從四德」以及二十四孝中的故事，不僅屬於義務論，而且屬於苦行主義或禁慾主義。如今中共所宣揚的道德很大程度上仍然屬於絕對義務論或苦行主義。按照中共的說法：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就必須認真學習，自覺改造世界觀，抵制錯誤思想的侵襲，只有經過這麼一番嚴格修煉才能終成正果。中共所宣揚的道德楷模多半具有自我壓抑或自虐傾向：如老婆生孩子不去醫院而在工廠加班，下河連救六七個溺水者卻不救在水中掙扎的兒子，為趕去京城唱紅歌而父死不奔喪等等。市場經濟能夠調動人的各種慾望，這跟以嚴格要求和自我克制為特徵的苦行主義道德觀格格不入，這種自抑自虐的道德觀不但無法壓抑人的慾望和快樂需求，而且還會導致人的慾望和享樂失去道德支撐惡性膨脹，造成人慾橫流，道德淪喪的局面。只有確立快樂主義的道德觀，使道德成為慾望的重要成分和快樂之源，才能使人的慾望和享樂需求良性發展，從而全面扭轉道德頹勢。
四，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的基本含義是：判斷任何一種行為是否合乎道德，主要看該行為是增進還是減少人（包括當事者和行善對象）的幸福。功利原則又分成兩方面：在個人方面是尋求個人快樂最大化的「最大幸福原則」，這也就是上述的快樂主義。在社會方面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也就是行為涉及到群體時最合乎道德的做法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這方面無疑是功利原則的重點。功利主義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多半需要進行苦樂方面數量的計算，也就是計算一種行為能給個人帶來多大快樂，或能給多少人帶來多大快樂，然後選擇能給個人或最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大快樂的行為而從之。「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是西方社會的道德和立法的最高原則。西方國家（特別如北歐等）甚至包括俄羅斯在內都建立了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使最大多數民眾過上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這些都是政府在道德和立法上遵循功利原則所產生的結果。而政府的行為又會對民眾產生示範作用，美國不少富豪積極參與慈善捐獻，甚至立下把絕大部分遺產捐給慈善機構的遺囑，這也是遵循功利原則。
當代中國人對功利的理解與西方人有很大不同，西方功利主義所講的功利主要指幸福快樂的精神價值方面。而中國人通常把功利理解成具體的物質利益，如金錢、實惠、權力或至少是用來換取金錢的名聲等，而不是主要理解成精神性的快感。因此功利主義在中國就變成「極端功利主義」，西方功利主義是有底線的，行為一旦突破道義良知的底線，不僅不會產生幸福快樂之感，反而會產生不安悔恨之意。但極端功利主義卻毫無底線，乃是一種不擇手段追求極少數人物質利益最大化的叢林法則！當下的制度和社會管理方式似乎都是按照「極少數人利益最大化原則」而設定的：如極少數權貴壟斷金融、石油、電力、電信等國民經濟重要部門瘋狂索取暴利；全世界70%的收費公路都在中國，廣大工人農民小業主們所創造的利潤幾乎都被各種名目的收費站榨干；中國投入的醫療經費，有80%是為以黨政軍幹部為主體的特權階層服務的，而城鄉大多數居民卻看不起病；連的士司機起早摸黑辛勤勞動所得也大部分被當做份子錢上交官辦公司。官方還用赤裸裸的利益權衡和掠奪取代功利主義的苦樂計算，如地方政府整天盤算如何強拆征地，倒賣土地賺大錢。上行下效，中國人都變得貪婪勢利，每時每刻都在盤算如何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的金錢回報，大家都變得那麼理性和精明，彼此算計來算計去，人與人之間相互投毒，結果人人都是受害者，個個都淪為受騙上當的傻逼。由此進一步看到當今道德和理性的沉淪，墮落和崩潰瓦解的趨勢。
五，直覺主義
直覺主義很大程度上排斥邏輯（或理性）思維的運用，而是通過直覺頓悟把握和處理道德問題的方式。通過不假思索的直覺頓悟就能理解和掌握的道德原則或規範叫常識道德。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正直、勇敢、誠實、守信、善良、敬業、謙虛等道德原則或品質，其正確性通常不必經過複雜的邏輯思考，只要通過直覺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因此都屬於道德常識。像在公共場所不隨地吐痰，不亂扔雜物，不大聲喧嘩以及排隊購物，車上讓座，甚至放屁也要致歉等也都屬於常識道德。包括西方人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在面對他人困難需要幫助的情景時，通常都是毫不猶豫地聽從(道德）直覺的召喚，要麼在油然而生的道德情感的驅動下立馬施以援手，要麼在腦中一閃而過的常識道德支配下迅速出手相助。而不是通過繁瑣的分析思考，特別是厲害關係的權衡和利益得失的精確計算來取捨不同的行為。因為理性的分析思維傾向於用客觀中立的不帶感情色彩的眼光去看相關的人和事，這樣容易削弱當事者對這些人和事的道德情感和行為動力。如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就是以嚴謹的思考和過於理性的態度看待妻子之死，所以才會在老婆屍體旁做出鼓盆而歌這種無情無義的荒唐之舉。
處理和解決具體道德問題，通常更多倚仗直覺（有時表現為一種霎間產生的模糊感覺或不清晰的感情），遵循常識道德的要求。但中共卻經常反其道而行之，如人民日報曾發表《理性看待當前的社會公正問題》，社會公正以及與此相關的特權、特供、領導收入公示、三公消費等都是常識道德問題，這些問題的是非曲直從直覺上看一目瞭然，只要按常識道德的要求去做就能處理好，但中共卻偏偏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考量這些問題並大作文章，摒棄道德直覺，顛覆道德常識。當今中國頻頻爆發的群體事件，往往都是官方強拆征地、豆腐渣工程或礦井出事故、城管或公職人員行凶作惡等引發的，本來官方就有錯甚至有罪在先。可一旦爆發群體事件，官方通常從維穩的需要出發，嚴格限制甚至取締媒體報導，網上大肆刪帖，而公安武警更是嚴厲鎮壓和抓捕捲入事件的和平抗爭民眾，這些倒行逆施嚴重違背正常的道德直覺和基本的道德常識，純屬厚顏無恥、喪盡天良之舉！在官方的示範下，普通民眾亦經常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逐漸摒棄道德直覺和違背道德常識。如看到老人在公共場所跌倒，照理應該按道德直覺和道德常識去做，把對方扶起，但現在的人更多是從自身利益的得失去考量，生怕事後被誣撞人而選擇不作為，人們此舉雖然跟南京彭宇案的不公判罰有關，但跟中共長期以來肆意違背常識道德也許關係更大。至於藥家鑫殺人犯罪以及食品造假等許許多多缺德違法犯罪行為，都是不顧一切考量、維護和尋求個人利益，摒棄道德直覺的方法及其做出的選擇，違背道德常識所產生的結果。
在西方倫理學中，情感主義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快樂主義、功利主義主要強調道德情感中（由助人產生的）快樂的感覺和體驗。由直覺方法作出的道德判斷（即道德直覺）有時是以情感或感覺的狀態呈現。而常識道德以及屬於理性主義的由演繹推出的道德原理或原則，在某種程度上也都是建立在道德情感的基礎上。通過對以上西方倫理學原理的闡述，可以看出當代中國深陷道德危機的根源：道德觀念十分落後，道德不是建立在人的慾望和趨樂避苦的本性上，而是建立在壓制甚至取消追求幸福快樂的慾望、以及過度自我壓抑的苦行主義的基礎上，這種落後的道德觀念不但無法被人接受，而且還會造成人的慾望和享樂需求失去道德約束惡性膨脹！作為道德行為的基礎和基本動力的道德情感，在官方的高壓維穩和對社會情緒的嚴厲控制（如嚴控媒體和「穩定情緒」的做法）下被摧毀殆盡，造成冷酷無情以及暴戾和報復等不道德情感和情緒四處蔓延，食品添加毒物之類行為的普遍化以及惡性報復和爆炸事件頻頻發生！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被不擇手段追求極少數人利益最大化的叢林法則取代，道德直覺的方法被對利益的考量和精確計算的邏輯思考所取代，道德常識被顛覆，甚至被形形色色的潛規則所取代！道德語言、理性被嚴重濫用直致沉淪甚至崩潰瓦解，使之成為巧取豪奪貪贓枉法和掩飾美化這種卑劣行徑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總之，正是中共的一黨專制，造成道德的感性因素，如道德情感、慾望、感覺、直覺以及與此相關的道德反應敏銳性和感受的深刻性持久性等（這些道德感性比理性更重要，但官方卻本末倒置）喪失殆盡，道德的理性資源（如道德語言、理性、邏輯）全面異化和解構，使社會道德跌破禽獸不如的底線！
西方倫理學跟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一樣，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人的本性的基礎上，因而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正確性和普適性。雖然普通西方人也許並不瞭解西方倫理學高深莫測的內容，但他們仍然會自發的本能的按照西方倫理學的基本原理和要求去做。這就像不懂經濟學的人仍然受到經濟市場中「看不見的手」的操控、以及沒讀過權力制衡理論的西方人仍然可以最大限度發揮監督政府作用一樣。當代中國要擺脫日益嚴重的道德危機，當然需要引進、推廣和充分運用西方倫理學，而這又需要有利於推廣運用和落實西方倫理學的社會環境，這樣就必須引進普世價值和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只有開放黨禁報禁、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和實現權力制衡，創造人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社會氛圍，強制性的苦行主義道德觀才能被自發的快樂主義所代替，人的道德情感和訴求才能自由表達，並在這種表達中與他人產生共鳴從而獲得提升，政府才會在道德上和政策上實施「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如此才會使人放棄對不擇手段獲取個人利益的權衡和考量，從而逐漸發揮正常的道德直覺能力和遵守常識道德，而道德語言和理性濫用、沉淪和解構的現象才能得到根本遏制和扭轉，這樣就能全面擺脫當前道德困境和提升社會道德，臺灣和香港的經歷和現狀也都說明瞭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