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是個人自由先行的循序漸進，到宗教公民或禮教國民的政治倫理形成之時，民主憲政水到渠成。「民主自由」，是中華民國國民在國民政治倫理未成之前的急功近利，企望推翻所謂蔣家王朝，實現多黨競選的民主憲政；是大陸政治奴隸受中共極權專制奴役時的心浮氣躁，企望罵醒國民實現民主憲政。
中國共產黨創建以後，中國人在大陸進入「小人欺壓君子」的魔性大發時期。我在論壇裡行使自由權利跟人辨析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卻遭遇政治辯論，不分論證和論辯、獨立思考和獨斷批判，被判決如下：「中國就有無數你這樣的老鼠形成的老鼠會」；「錯，我不是攻擊，是恰如其分的描述而已，不是比喻而是描述，在我眼裡國人大多數就是老鼠」。依照反尼採權力意志哲學的胡塞爾的現象學看這兩句話，「無數你這樣的老鼠」純屬信口開河的意象話語，無法也無從論證。從他眼裡「國人大多數如此」，推導不出我必如此。但他卻斬釘截鐵的說我「錯」，他「不是比喻而是描述」。這是一個辯論鬥士，分不清先驗獨斷和經驗描述。
推斷尊崇傳統的人是老鼠，沒有從夏朝到清朝的中國人都是「老鼠人」的經驗描述的歸納論證，在此之前就粗暴斷言，這就是西方哲學所說「先驗獨斷」觀點的邏輯錯誤。這樣思維的人，典型的代表就是魯迅、毛澤東，傳播觀點靠謾罵的氣焰和軍警抓人殺害恐嚇。今日中國大陸很少人以歸納邏輯提出論點和論據。我教這個民主的逗鳥士論證時有人插言：「叨叨的瞎拽啥啊？都你這樣更完了」。
這些人想都沒想，他們在反尊崇傳統時這種粗暴話語，就是借「民主自由訴求」侵犯個人言論自由。如果有公民或國民的政治倫理，他就知道這是不守思維規則的幼兒言行，說不出口；如果在國會和法庭這樣說話，就會被警察驅趕出去。中國臺灣人今天也未必思維都很清晰，但兩蔣時代的國學教育使他們講「禮義廉恥」，有胡攪蠻纏的羞恥感。有知無恥永不認輸的人，把會場、論壇等討論或辯論的場所當作戰場，認為他說話粗鄙，是「更誠實更勇敢，更充滿自信」，是「相信自己的××遠比太監的大」，而我恰恰相反是因為膽小才「談道德和修為」。
如此民主鬥士充滿粗俗，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在黨中國從小到大的學校教育和媒體、影視宣傳中，被當作民主鬥士宣傳的中共黨團員、工人農民都是這樣。什麼叫誠實勇敢？我們謾罵不能夠用政治權力懲罰自己的祖傳文化，把中共的現實罪惡和我們這輩人的懦弱歸結為從炎黃到曾國藩的古人和近代人，這是誠實勇敢嗎？不是。這實際上不過是不敢獨自面對中共的懦夫的主觀臆想，臆想魯迅是勇敢的，他學習魯迅，他也是勇敢的；誰批評魯迅，誰就懦弱，以此自我麻醉。這些人還沒學會理性思考。他們的思維前提是假定「國民劣根性存在，他在其外」。他們瞭解傳統文化不讀文獻，只讀從五四到現在的批判言論，兼聽則明都做不到。
上述言論中有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化如此優秀，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是如此的不堪？」「我們這個國家」是哪個？中華民國抗日獲勝，偉大勝利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校和影視教全民罵人，這跟教人斯文儒雅的禮教根本無關。我跟這個魯迅粉絲說：依照笛卡爾哲學「我思故我在」的質疑原理，他該質疑魯迅的「國民劣根性」命題的真偽才對，不問真假而人云亦云，會成為辜鴻鳴所說那種人：辮子絞了心中還有。對方回應：「你是連辮子不敢也不想絞了，因為那辮子是你唯一感到自豪的寶貝；國人大多數如此這才是真正的悲哀之處，很多所謂知識份子痛罵魯迅的原因無非是魯迅扒下國人的褲衩以後露出太監般的××」。
瞧見沒有，魯迅粉絲講學習西方，當你要他學習理性質疑該質疑的觀點時，他卻不會像西方人在忽略了的問題被指出後會客氣的說：「謝謝你指出了我思考中的疏漏，讓我去審視‘國民劣根性’這個命題的真偽之後再來跟你討論，好嗎？」他不會這樣做，卻會以中國歷史上被儒家文化遏制住的小人（太監、流氓、朋黨）陋習來攻擊人。謾罵是說理無力或理屈詞窮後的焦躁，是人的魔性發作時的表現，是黨文化在語言爭鬥中最突出的表現。文革時紅衛兵的大字報普遍這樣辯論。斗罵的人最容易被強權征服。例如，丁玲被譽為「魯迅旗幟下的鬥士」寫《莎菲女士的日記》謾罵傳統，被冤枉為反黨分子20多年不敢有怨言，真正的奴性十足。
魯迅談不上什麼勇敢，他只是敢利用中華民國時代的自由民權罵君子、罵政府賺錢。我們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在中國大陸罵毛澤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會有多少魯迅？魯迅活在今天大陸會是什麼樣子？看魯迅的臺灣傳人李敖來大陸清華北大演講中恭維中共統治中國將有一千年的言論，就知道大概了。謾罵「國民劣根性」的人不會論證觀點，只會論戰爭鬥。這是共產黨教我們的魯迅邪術。這些人活在中國大陸，卻連英國人費正清、比利時人雷震遠對中國歷史的知識都沒有，理屈詞窮後，說話跟共產黨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如出一轍，像個孩子。
「民主自由」，激進讀書人倒果為因，謾罵古代自由文明的傳統文化，鑽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思想政治囚籠，說五四憤青的陳詞濫調，頭腦混亂。沒有民主憲政之前，全世界大多數地區先有國家，先有自由和文明四千、三千、兩千、一千多年，為什麼？因為沒有這麼長的時間，現代科技工業文明無法創建，世界各族就無法在今天由越洋電話、國際網際網路連接起來的「地球村」和平共處。不要說世界，就說美國如果今天有中國大陸這樣的謾罵，會有多少人死於槍下？
眾所周知，希臘和羅馬的多神教文化曾經消失一千年，歐美國家今天有誰謾罵和否定《荷馬史詩》和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歐美人怎樣反思國家民族的？反思自己就是反思國家民族？個人不反思自己能反思一個民族國家嗎？不能。如果這個人反思祖宗文化，他憑藉什麼？他是上天嗎，他是神靈嗎？日本、韓國從沒個體出聲去罵祖輩，他們才有今日自由民主的憲政。日本和韓國從沒根本否定傳統文化，只是以西方科技工業和民主管理的技術補充傳統文化的不足。這叫「西學為用，傳統（日學、韓學）為體」。臺灣實現民主也是這樣。
在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多人卻以為共產黨的洗腦教育時間太短，還不夠，還沒有把中國五千年的道德傳統的教育「流毒」肅清。現在講啟蒙的人，以為共產黨的洗腦教育時間太短，還不夠，還沒有把中國五千年的道德傳統的教育「流毒」肅清。的確，美國人寫了《醜陋的美國人》、日本人寫了《醜陋的日本人》，臺灣人寫了《醜陋的中國人》。這三本書我都有，看過。除了臺灣柏楊有些輕微的偏激，日本人、美國人都說的是當代人，沒罵祖宗傳承給今人的文化。
1940年在中國傳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鳴遠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隸40天後，逃出太行山時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不是人；中國共產黨是活閻王。」百度文庫中將《內在的敵人》最後兩章刪除了，看不到這三句話。中華民國在國民政治倫理尚未建立之際追求民主，給了中共以民主名義煽動工農暴亂、創建匪軍，奪權之後最終剝奪全民自由的可乘之機，也就是說，民主自由運動使國民黨丟失了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撤到臺灣之後，實行黨禁（禁中共活動）言禁（禁中共宣傳），保護日本殖民時期未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玷污的自由傳統，1966年更大力推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創建起國民政治倫理，終於在臺灣經濟起飛的1980年代再開放黨禁、言禁，實現民主憲政，自由民主運動完成。
天主教神父雷震遠1952年在《內在的敵人》中諄諄告誡人：終結中共紅潮赤禍，必須恢復中國傳統和中國人的天性，必須恢復孔教、道教、佛教力量。中共也真怕儒道佛的中國文化，如同《霧裡看花》電視劇裡的「朱仿清花瓷器」以假亂真，仿製了中國人──共工馬列鬥爭部（民）族（可稱為「共仿中國人」）。中共看來達到了戰天鬥地以毀滅自己的方式毀滅中華民族的目的。可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法輪功橫空出世，居然以氣功修煉的形式復興了儒道佛中國文化。
如同旅德中國大陸學者仲維光所說，法輪功真正按照「真善忍」標準做人的學員，是真正的中國人。我看法輪功學員不受「黨文化」的蠱惑，不被假「公民」、「人民」帽子矇騙，以「三退」黨團隊唾棄中共的方式先爭取自由。這赫然就是《聖經•出埃及記》的現代版──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奴隸大起義，做真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仿中國人」的古埃及，「三退」聲明就是「共仿中國人」通過法輪功學員（「共仿中國的摩西」）出埃及，復興中國文化做真中國人。
摘要：
「自由民主」，是個人自由先行，循序漸進到國民政治倫理形成時，多黨競選的民主憲政水到渠成。「民主自由」是大陸政治奴隸企望罵醒國民實現民主憲政的浮躁 活動：充當辯論鬥士，斷章取義、歪曲其意地設假想敵戰鬥，不分論證和論辯、獨立思考和獨斷批判、先驗獨斷的演繹論證和經驗描述的歸納論證；借「民主自由訴 求」侵犯個人言論自由，充滿謾罵誹謗的粗俗，不是誠實勇敢是懦弱：不敢獨自面對中共，臆想學習魯迅就是勇敢，批評魯迅就是懦夫；不敢質疑魯迅的「國民劣根 性」命題的真偽，以小人陋習罵人，是說理無力或理屈詞窮後的焦躁的魯迅邪術，欺軟怕硬，說五四憤青的陳詞濫調，頭腦混亂地謾罵古代自由文明。沒有民主之 前，國家先有自由文明幾千年，這才有「地球村」的和平共處。個人不反思自己的粗俗，決不能反思祖宗文化，只是魔性發作的黨文化斗罵。天主教神父雷鳴遠逃出 被中共囚禁的太行山區後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不是人，是活閻王。中共在中華民國尚未建立國民政治倫理時，以追求民主憲政為名煽動農民造反奪權之後剝 奪全民自由，以馬列邪說改造中國人崇尚和平、儒雅的天性，仿魯迅作品的小人物製造的「共仿中國人」在大陸以假亂真。今日大陸人須恢復中國傳統和國人的自由 天性，不被假「公民」、「人民」帽子矇騙，先以「三退」脫共的政治奴隸大起義方式先爭取心靈出埃及的自由，做真正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