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部分詳細的研究，是關於共產黨使用莫斯科主子所授與的藍圖，用各種邪惡手段，滲透中國的方法。第一步是「階級鬥爭」。中國共產主義主要是用階級鬥爭來完成目的，中國像蘇聯一樣，是以農為主的國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農民。工業中的貧苦階級，集中在上海、漢口、太原、渖陽、天津等幾個大城市裡，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在農民裡面，實際沒有什麼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黨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以便煽動階級鬥爭。這是共產黨藉辭攫取人民財產或殺害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不管他是不順從，不合作，或被認為是無用的分子。共產黨把農民分成五類，按照計畫使他們變為五個階級。即富農、小康、中農、貧農及雇農。決定一個人的階級並沒有確定標準，一個村莊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農」。其他按照比例劃分。劃分的尺度，伸縮性很大，按各地情形而不同，這個村莊上的「富農」，在另一村莊上可能就是「中農」。
貧農和雇農被選作組織裡的基幹，從此點發動對其他階級的攻擊。攻擊其他階級的方法是依照共產黨的一項理論：財富僅能由勞力產生，因此「榨取」貧農及雇農而獲到的財產必須由黨方用武力收回。財產之攫回必須予以完成，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達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種。第一是翻身會。把工人和雇農聯合起來，變成他們原來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復仇會。使窮人向富人報仇。第三是清算會。用「償還舊債」的方法，共產黨找到一個搶掠富人的最好藉口。每一個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過的任何「壞事」，都須累積利息償還。一件真正的壞事或莫須有的壞事，自然永遠可以找到。第四，貧苦農會，即窮人和雇農的組織。這部分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優先權，直屬於共產黨中央政府行政機構的指揮。
第二項和第三項辦法有極相似處。因為共產黨非常講求表面的公平與合理，和事事物物的「適當面目」。這兩種方法的區分，表現出共產黨心理的無微不至，經常策謀把實際情形隱藏在偽造形式的背後。階級鬥爭的手段。僅用來對付非共產黨和反共產黨分子。共產黨利用「公審」或「人民公審」打垮中立者和反對派。以期使他們變成黨裡的有用分子。在推行這一方法時，共黨對他們加以監視、調查、刺探，並指使旁人對他們加以刺探，只在對他們的家世、背景、習慣，生活方式和思想獲取充分情報。常情報蒐集齊備後，便開始以各種不同方法對這些被犧牲者進行工作──說服、恫嚇，公開攻訐及污。任何方法都可以加在一個人的身上，目的只在使他變成共產黨。共產黨屈服一個人所用的方法，猶如訓練一集狗似的用盡耐心。他們無情的效率令人戰慄。
經過這一階段而贏到馴順與服從時，被犧牲者便可倖免一死而開始為共產黨馳驅。但共產黨還對他監視態度。實際上他們將是水遠監視他的。反之，無法轉變成共產黨的人們便會遭受誅戮，外國人則被驅逐出境，最後並被驅逐出國。如果他們發現某人有危險性時，不僅把他殺掉並且屠滅他的全家。這些及是共產黨的邏輯，說起來很簡單：對共產黨沒用的人都須除掉。
階級鬥爭的第一階段完成了不動產的沒收──房屋農場、教堂、房產或土地。第二階段即所謂「新調查」，進而攫取在第一階段中所未曾掠取的東西──私人財物、衣服、床、傢俱等。經過「新調查」沒收財產後仍未能使被犧牲者接受共產主義時，「調查員」便進行第三步階段──清算。在這個階段裡，共產黨不但詳查個人的賬目，並且推及他的父兄祖先，直到他們能找到可以加諸罪名的某種事件為止，那樣他們便能冠冕堂皇地壓榨出其他的財物。
共產黨在執行清算中所使用的荒謬尺度，可由幾個法國傳教士的經驗中說明。他們的優厚財產，曾遭到共產黨的覬覦。他們指摘這些教士對雇工的待遇太低。
「什麼雇工」？教會的負責人問。
「義和團時代被你們僱用的中國人」。
「在一九零零年」？他懷疑地問。
「不錯」，調查員答道。
教會負責人抗議這種荒誕不經的罪狀，但毫無用處。共產黨把教會的房地、印刷機、醫院和一切東西都一併沒收了。
另一件類似的事發生在河北省南部。那裡的共產黨，控訴一位匈牙利主教在義和團時期曾經偷過一頭驢。事實上那位主教在四十年前的時候還沒來中國，但這點辯護並不生效。控告與辯訴無限地拖延下去，債務的計算也無限地加下去。當共產黨將所稱被偷的驢子的賬單列出後，數目龐大得嚇人。教會的全部財產約值二十萬美元──包括教堂、醫院、學校、房產、修道院──還不足償還這頭驢價。共產黨的計算方法很簡單：他們把有爭執的財產訂一個很合理的價錢──例如這頭驢訂為二十元──然後加上復利就變成龐大的數字。本利總和總超過他們所要奪取的財產的價值。
有時候他們替「人民」爭取法律賠償的是一蘋雞。開始計算時是後低的一蘋雞價，然後加起若干年間這蘋雞可能生出的蛋錢，和蛋變成雞後的雞錢；如此，雞生蛋，蛋生雞，累積下去，真弄得人頭暈腦漲。
一九零零年義和團事變，是他們怪誕的財務計算的最好出發點。共產黨利用義和團反對外人的事件作宣傳。他們告訴人民說，義和團是愛國的中國人，他們曾企圖使中國免於「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因為他們是被外國人使用武力和邪惡手段所擊敗的，因此所有教會，外國人，以及和外國人來往的中國人，都犯有壓迫中國人的罪名。
共產黨所以要選擇中國歷史上這一階段作為他們算清賬的開始點的另一點原因，是由於有些目前在世的人還能講述義和團的經驗，他們曾經陷身於北京城內，目擊戰爭情形，並嘗到戰後的悲慘滋味。共產黨喜歡指稱，義和團之被外國人擊敗，乃是一項「不正義」行動，是「外國帝國主義」邪惡罪行的另一例證。我曾一再看到共產黨荒唐無理地企圖維持虛偽外表，而堅稱他們是在和「不正義」搏鬥。他們在搜求若干年前受虐待、欺騙、壓迫的「見證」人時，須受時間的限制，他們不能把時間追溯到太遠，因為那樣便無法找出在世的「見證人」。二十世紀剛開始的義和團事件，變成了他們的金礦；他們盡量搜掘，直到最後的一層礦苗，而無稽的謊言也就無限地推展。
（摘自《內在的敵人》，第七章：共黨深深滲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