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評論文章表示，2011年正變成全球憤怒之年，在全球範圍內有眾多國家爆發各種形式的街頭抗議或民眾起義活動，唯有美國例外。
文章認為，對執政階層的財富規模與腐敗程度的憤怒，引發了各國的抗議運動；所有這些動盪與「全球化」息息相關。
2011年全球憤怒
文章寫道，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為全年定下了基調：在突尼西亞和埃及政權垮臺後，如今，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er Gaddafi)被趕下了臺，而敘利亞也爆發了抗暴。
另外，一些形式較為溫和的民變正席捲全球。在中國，一起工廠事故和高鐵撞車事故引發了公開示威與在線抗議活動。在印度，數千名示威者出現在全國各地街頭，支持社會活動家與絕食抗議者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讓印度政府被迫同意出臺新的反腐措施。在歐洲，雅典爆發了政治騷亂，馬德里出現了靜坐示威，倫敦則發生了打砸搶事件。在智利，過去兩個月內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與工會遊行，要求加大社會支出。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市的主要街道上滿是抗議生活成本高昂的民眾。
文章認為，2011年的許多民變，都是感覺未享受到經濟增長好處、並對腐敗感到憤慨的普通民眾，對全球聯繫緊密的精英階層的反抗。
對執政階層的財富規模與腐敗程度的憤怒，引發了突尼西亞和埃及的起義活動。對於腐敗現象與官員犯罪的指控，是中國和印度公眾抗議活動的主因。而對年輕人缺乏機會以及中產階級生活水準不斷下滑的不滿，則是西班牙、希臘、以色列與智利示威活動的共同主題。
各國動盪與「全球化」息息相關
文章認為，所有這些動盪與「全球化」息息相關，「全球化」提升了富人的收入，同時創造了一個壓低非熟練工人工資的國際勞動力市場。「全球化」還培育了一個全球溝通網路，從而使得反抗的想法與活動圖像在全球快速傳播。
1968年，世界各地就出現了學生抗議運動。1989年，不僅柏林牆被推倒，中國也爆發了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文章表示，2011年或許將與1968、1989年一道，被列為全球起義之年。
獨美國例外
但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美國。美國同樣顯示出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中產階級生活水平面臨威脅，以及民眾對於政治與商業精英階層的憤怒。然而迄今為止，所有這些憤怒——不管是左派的還是茶黨(TeaParty)右派的——都通過媒體或選票、而不是通過街頭混亂而得到了表達。
文章認為，與其它國家相比，美國的政治文化向來更強調個人主義、輕視平均主義。在美國，儘管成功人士會獲得巨額回報，但人們同樣相信作惡者將受到懲罰。美國高管被迫「遊街示眾(perp walk)」、總統們因性犯罪遭彈劾的情形傳遞了一個訊息，即沒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且腐敗將不會被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