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做《誰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或許是郎教授某個節目的文字版也未可知。看看全文，我知道其實這是一個設問句的題目。誰謀殺了大學生？不就是那誰誰麼！中國大陸人，咱們都知道。
近年有股民國熱，彷彿民國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有人寫「赳赳民國」。可想而知，在大部分人吃不飽飯的情況下，一個社會再怎麼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可是，我們就是懷念，為何？因為當下的社會太糟了。
不過民國的大學確實好，好到可以放到世界上秀一秀。僅我所知，那時的生物學地質學考古學和數學的確可以稱得上世界一流，而物理學其實也是人才璀璨。以當時的物質條件孕育出如斯氣魄，實在值得國人驕傲。
光驕傲其實無用，因為它是屬於中華民國的，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好像四大發明是屬於封建中國，孔孟老莊是屬於春秋戰國的，他們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不大，因為我們繼承的少，我們只是拿著那些過去的光榮自得自樂，全然不知人家正看著我們，帶著定然鄙視的神情。所以，民國是屬於過去的，如果說現在，起碼是在對岸，與此岸毫無關係，因為此岸正進行著所謂的「中國模式」。
誰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中國模式」也。「中國模式」若沒有，那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這話毫不客氣，沒錯，就是政客時常掛在嘴上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
民國的大學是好的，共和國的大學是爛的，這已是公認的事實，起碼對比起來是如此。所以我們可以得出，民國的「中國模式」或許不夠好，可新中國的「中國模式」必定差，因為從來也沒有聽過一個好的「國家模式」會讓這個國家的大學墮落到如此無以復加的地步。
然而，模式是人所創，亦即如今的當政者親手將中國的大學毀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有推卸不掉的責任。他們要麼做了首惡，要麼做了首惡的接班，一步步將大學，象牙之塔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諸位看官試想想，院校合併，大學大躍進，教育市場化，哪一步不是衝著大學最後的墳墓邁進。
更為可怕的是，在此過程中反對派聲音的缺失，或許有，可是眾人聽不到。因為知識份子被打成了臭老九，稍有微詞，即被侮辱拷打，「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有骨氣的士子殞命，徒留一些人噤若寒蟬，即使所謂的「平反」，他們也從此沒挺值彎掉的脊樑。可是「春天來了」，當年的階下囚，如今又成各方負責人，校長，教授，院士，國策顧問了，然而，他們已不知勇氣為何物。領導成了如今登上台面的知識份子最為害怕的「東西」。替領導說話還是替學生說話？答案顯然。
所以，「獨立」這項氣質便消失了。很難想像，沒有獨立精神的校長教授，怎樣帶出一支好的教研隊伍。其實不用想像，因為對象都是現成的。如今大學的各種醜態正是其最好的體現。既然沒有獨立，便沒有自由，或者說沒有自由便沒有獨立，亦然。所以，大學要處處聽領導的，所以大學要「黨委負責制」。民國當年，國民黨黨部若進校園，誰肯？如今，各位大學生人人爭先入黨，沒有黨部，誰肯？
張鳴教授說如今中國只有一所大學，就是「教育部大學」。此言非虛，只是其中的「大學」二字還需再加引號，只有「教育部‘大學’」。科研經費，教材規定，課程安排，甚至其中的思想政治課都要下達文件加以強制。「思想」和「政治」加在一起不正是「中國模式」的最好體現麼？不正是如今大學慘狀的罪魁禍首麼？
於是，大學空虛，金錢趁虛而入。名利，欺騙，權謀，各位輪番上演，讓我們初入成年的莘莘學子如何招架得住？自然，俯首稱臣乃是他們最省力的方式。所以北師大的董藩教授的「四千萬說」正是「金」風深漸的結果，他的話不過和我們所熟知的逯局長一樣，大實話也，只不過稍顯刺耳罷了。
個個淪為金錢的奴隸，個個陷入名利的泥淖，個個成了「象牙之塔」裡的行屍走肉，高深的學問又從何做起？大學之為大學的「學術」便蕩然無存。抄襲剽竊從本科生侵襲到院士身上。院士乃是教授中的精品，此種院士，斯文敗類，已經是劣等品了，那麼教授，博導，碩士導師，研究生，本科生，他們又如何？能如何到哪裡去？那麼，列位，「錢學森之問」不還只是「錢學森之問」麼，哪會有人動手去解答。
更為滑稽的是，在這樣萎靡不振的情形下，領導竟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了，還定了所謂的時間表，大有把「世界一流」當成「北京烤鴨」來做之勢。大把撒錢，或從國外聘請一些過氣的教授，或讓一些國外教授挂掛牌子，「心到人未到」，這樣也好，名頭上有了，就好像GDP有了就行，這就叫大學GDP。說到底，還是領導說了算，奈何領導無德無才，封閉式的領導只能帶出封閉無知的下手。
所以說，誰人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大家都知道，只不過我要挑明瞭。四個字的答案，叫做「中國模式」，八個字的答案，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是，前文講過，無論「模式」還是「特色」，皆由人造成，所以一個字的答案，就是這背後的那些「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