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最新公布的一個有關北京市中小學擇校熱的調查報告披露，北京中小學普遍存在以錢擇校、以權擇校、以優擇校的現象，有的知名小學接收一個學生的擇校費竟高達25萬元。
據中國的京報網報導，中國「21世紀教育研究院」最近發表《北京市小升初擇校熱的治理：路在何方》的調查報告，報告把北京小學升初中比喻為考驗學生更考驗家長的「戰場」，普遍存在以錢擇校、以權擇校、以優擇校現象。
今年，北京市小學畢業生人數為10.2萬人，至少有超過5萬名孩子要通過其他途徑參與到「擇校」競爭中，包括特長生、共建生、「條子生」等方式進入目標學校。
推優和特長生是「小學升初中」中最「名正言順」的擇校渠道，藝術特長生，一節鋼琴課、聲樂課，少則五六百，多則上千。但真正的特殊通道是所謂「共建」模式，一般是指國家機關、大型企事業單位與重點學校「合作共建」，滿足本部門職工子女的「優質教育資源」需求。
共建單位或職工自負費用，以「共建」名義統一跤給學校。比如，國資委所屬的大型國企，北京市外企服務總公司的共建學校，涵蓋了東城、西城、海淀、朝陽的多所熱門中學。
擇校熱催生出穩固明確的利益格局，權力尋租和利益交換。政府主管部門、重點學校、市場培訓機構參與其中，利益共享。
一些家長透露，學校在錄取前一般會提前通知，讓去交費，並手抄一份準備好的「自願捐資助學」申請書，大意是本人自願捐資等。先以自願捐款的形式存到區教委指定的銀行賬戶或教育基金會賬戶上，再按70%-80%的比例返還給學校。
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亞太事務資深協調人廖然先生，就中國名為「義務教育」的公共教育學校卻額外收取擇校費的原因分析說表示：「中國教育收費制度是從九十年代開始的，就是陳至立擔任教育部長的時候，她自認為是最成功的一個改革。中國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改革，它的思維是說國家沒有能力來發展教育，就可以讓教育市場化。具體的來說就是教育是事業單位，但是允許教育單位企業經營。就是說所有的教育單位、教育局這種行政單位，一直到學校的教職員工都是屬於公務員，國家只能支付他們的基本工資。你要致富，國家允許你們去致富，（但）問題就出來了。大家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變著法子來賺錢，這就是為什麼學費越來越高的根本原因。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政策性腐敗’。教育領域裡面出現的這些腐敗只是國家政策允許出現這麼一種結果。」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調研報告說，北京中小學因「擇校費」每年的收入在15億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還，初中階段的學校可掌控的收入在10億元以上。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王春林在調查中發現，目前中小學普遍存在收取共建費的現象。有的學校乾脆將共建費直接存放在共建單位，由校長指定專人負責，收入、支出上，只對校長一人負責，從學校賬面上沒有任何跡象。共建單位多為中央部委、軍隊、央企。
一份北京市重點小學擇校費一覽表顯示，位於前10位的好學校，擇校費從25萬到8萬不等。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袁連生認為，中小學擇校把人從小學開始分層，是非常危險的。如果社會成員從小學、幼兒園就開始分化，永遠融合不了。
對此，美國得克薩斯州理工大學教育心理學系主任和教授藍雲先生表示同樣的看法。
「 我覺得這是公共教育的一個大倒退。美國有一位教育學家說公共教育是我們人類最偉大的發現。公共教育為什麼偉大？就是因為它是消除社會不平等、消除貧富差異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從小就把學生區別對待，這對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也可以說是人類教育史上的一個大倒退。這個影響遠遠超出於學校、超出於課堂、超出於學生本身。這是給整個社會非常錯誤的一個信息，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完全不是標榜的有平等的社會，所有這些教育問題的根源就是教育產業化。我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中國的教育界沒有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反思。所謂的教育產業化就是把教育當作商業來辦。既然是商業，你在道德上、在社會上的道義上沒有什麼太大的約束，怎麼能賺錢就怎麼來。所有現在的教育、學術的腐敗，所有的不平等的現象，包括現在的擴招、學術的作假都是跟當年的教育產業化政策相關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調研報告還透露，2010年，中關村一小一年級招生10個班，每班36人，其中8個班為擇校生，按最低3萬元的標準，僅此一項，可帶來800多萬收入。
有知情者在中文網路披露，北京市知名小學的擇校費，景山學校25萬元，北大附小18萬，實驗二小17萬。
調查報告負責人，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表示，取消擇校怪狀的要害是限制權力，這也是北京義務教育秩序整頓最為艱鉅的任務。促進教育公平難點關鍵在於建立公正的程序，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