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號召全黨整風，請各界人士對黨提出意見，以便糾正共產黨內的不良風氣。為了讓大家都吐出肺腑之言，他約法三章「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扣帽子」，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於是人們都輕信了他的鬼話，紛紛向黨表忠心，提出意見。想不到僅僅半個多月，他已經在背地裏在幕後佈置反右鬥爭了，接著，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
這場運動打了多少右派份子，根據「官方」公布數字是 55萬人，但是根據羅冰的《反右運動檔案解密：實劃右派三百多萬》一文所公布的官方數字是三百多萬，文中稱「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份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份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份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份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那麼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右派份子呢？當時中共規定劃右派只在知識份子中劃，工人農民不劃右派，所以人們以為打成右派的一定都是知識份子。而當時全國的知識份子只有五百萬，卻有三百多萬打成右派，還有一百多萬打成中右分子了，豈不是把知識份子都一鍋端了。毛澤東還想利用一部分知識份子來打擊另一部分知識份子，如今都打光了，還怎麼利用，還怎麼依靠？可見這三百多萬右派份子其實不完全都是知識份子，許多都是各階層的人，甚至連文盲都打成了右派份子。
這麼多的右派，難道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嗎？都不是。他們都和普通人一樣希望平平安安過著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毛澤東是個以斗人為樂，以嗜血殺人來維持統治權欲的專制獨裁者，在他的眼裡，人就是一堆無生命的數字，他一抹一劃一勾，成千成萬的人就被報銷了，從地球上被蒸發了被消失了。於是就造成了千千萬萬的冤假錯案，其中被劃為右派的幾乎都是錯劃的。
反右期間，鄧小平是中共中央總書記（1956年八大時被毛澤東指定為總書記），也是領導反右運動小組的組長。別看這是個小組，它的權力可謂大矣。就像文革時江青領導的文革小組一樣，是黨政軍權力一把抓的機構。鄧小平的反右小組就是當時領導全國反右運動的機構，所以這三百多萬右派和一百多萬中右都是在鄧小平的具體領導下打出來的。鄧小平曾嫌五七年打的右派人數還不夠多，第二年又補劃了一次，我就是在1958年補劃進去的右派之一。
毛澤東死後文革結束，曾被毛澤東兩次打倒的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又一次上了臺。這些走資派一上臺都官復原職，有的還升了官，並都被補發了工資。十年文革浩劫，十年工資補發，這些走資派在當時都變成了萬元戶。三十多年前在那每個人月工資只有幾十元的情況下，萬元戶就像現在的億萬富翁一樣，是響噹噹的人物。而被他們打成右派的人也作了所謂「寬大處理」，為了與這些走資派們有所區別，就把走資派叫「平反」，而把右派稱為「改正」。而且右派都不補發工資，所以當我其他右派被關了二十多年從監獄放出來時，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徹底的「無產者」。我的第一筆錢是落實單位發給我的工資款五十多元。鄧小平還嫌恨右派不夠，除了不補發工資外，還保留了幾個右派不予改正，以便證明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只不過是「擴大化」罷了。多麼的卑鄙和無恥，按照官方的五十五萬名右派計算，只留下幾個不改正，就可以聲稱反右運動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難道擴大了99.999%也叫沒有錯嗎？為了表示反右沒有錯，鄧小平還把這些吃了二十多年苦頭的改正右派進行了人身的控制，在改革開放期間把他們當作最不穩定的因素進行嚴密佈控和監視，繼續進行迫害和打擊。正當他們把矛頭和打擊對象針對改正右派的時候，正是這些當年走資派大發橫財大撈特撈最瘋狂的時刻，走資派及其他們的的子女們從紅色公子、紅色公主一下子都變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的權貴資產階級分子，而這些高唱愛國主義的紅色接班人，卻把安樂窩構建在西方，並在那裡安營紮寨。這些只佔全國人口一小撮人，卻擁有了全國75%的財富，他們控制和壟斷著國民經濟最關鍵的部門。它比曾被毛澤東推翻、打倒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義，不知要超過千倍萬倍億倍……
再來說說右派，本文不打算談右派所遭受過的種種滅絕人性的苦難，只想談談這三百多萬右派份子究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被毛澤東和共產黨要置於死地呢？其實他們都沒有罪，但是在現代的封建式獨裁專制體系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中國不是有句「說你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行也不行」嗎？用此話套在右派份子身上也是適用的。那就是「共產黨說你是右派，不是也是，共產黨說你不是右派，是也不是。」
在「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年代，說一句「農民太苦了」，就立即被打成右派，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美學家呂熒就立即被抓了起來，慘死在勞教農場，給領導們提些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於是被打成右派的人，處境不同，情況各異，但是結果都一樣，都是落下一個淒慘的悲劇。
人是高等動物，長著嘴、耳朵、手和腳。但是在中共統治下，長著嘴卻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長著耳朵卻不能聽自己想聽的東西，長著手不能幹自己想幹的事情，長著腳卻被中共束縛在畫地為牢的圈圈裡。1957年毛澤東和中共卻大發慈悲，容許中國人張開嘴可以說話了，說是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了，你如果不說話，共產黨還千方百計鼓勵你、動員你、請求你說話，幫助黨整風提出自己寶貴的意見。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就是這樣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請去，到座談會上去發言，去談話，結果紛紛落馬打成右派。
在人們的印象裡，這右派一定是有言有行的，其實沒有言沒有行也照樣能被打成右派，所以我這篇文章說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右派。
有的人是反右運動領導人，上級佈置下來要完成多少右派指標，這個領導人卻說本單位沒有右派，得，你單位沒有右派，好吧！你就是右派！上級就把下級的這個領導人幹掉了。
北大有個畢業班，整風時，班長動員班上同學積極響應黨的整風號召踴躍發言，但是動員了幾次收效不大，會場變成了悶坐會，誰都不吭聲，弄得班長下不了臺。最後有人提出建議，既然你是班長，你應該起個帶頭作用模範作用，班長你代表大家發言吧！班長沒辦法，於是硬著頭皮發了言。而發言的內容只不過雞毛蒜皮無關痛痒的事情，最後這個班長倒了霉，僅僅這麼一次表態性的發言，就要了他的命，被屈打成了右派。
這個班總算只有一個班長打成右派，如果所有的同學都作了一次畢業前的臨別發言，這個班的所有學生都得變成右派。所以這個班長是其他同學的救命恩人啊！
在北大有個馬列主義教研室，所有的教員都是右派。人們一定會問：這教馬列主義的教師應該對馬列主義深有研究，不可能成為反馬列主義反黨人物啊！其實不然，因為這些學過馬列教過馬列的教員，從理論上實踐上比別人看得更深更透，他們知道所謂的馬列只不過是騙人的把戲！所以教馬列的變成反馬列的右派也就不足為奇了。
右派都是發生在成年人身上，但是也有例外，小孩子也能當右派。幾十年後，人們發現有一個只差兩個月就是十六歲的孩子被打成了右派，人們稱他十五歲右派，他就是雲南昭通的李曰垓。李曰垓出生於1941年12月23日，1958年元旦他被領導以下放勞動鍛練為名，派他去農場報到。他背著行李，踏著冰雪，走了五天，來到了300里外的一個山區農場，剛一到農場，管理人員告訴他：「你是右派，編入右派份子勞教小組，明天出工」。此時他才知道他走進來的這個農場是個勞改農場，而他也剛邁進16歲的門檻，他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一頂只有大人才享有的「右派份子」帽子。
李曰垓天資聰明，在家庭母親的教育下，13歲就初中畢業，接著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成了一名「紅小鬼」，還當上了雲南昭通專員專署的機要員。不曾料想工作三年之後卻變成了「小右派」分子。在農場關了一個月後，他逃了出來，想到北京去上訪去申訴，很快被抓了回去。直到文革結束兩年之後，此時他已經在專政部門渡過了二十多年，才有機會到北京上訪。這次上訪總算感動了「上帝」，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龍專程到雲南昭通去調查他的案情，查閱了多達300萬字的檔案，訪問了有關的人員，寫了一篇《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人們才知道這個「紅小鬼」是怎樣被打成「右小鬼」的。
正當人們認為十五歲的孩子被打成右派應該說是全國最小的右派時，很快又傳來了更為驚人的消息，說是有一個更小的右派，他只有十二歲！
一個還不懂事的正在上小學的孩子，竟也擠進了右派行列，他是怎麼榮幸地戴上這頂桂冠的呢？
原來此事發生在四川達州市通川區，五七年整風時有個在鞋帽生產合作社工作的職工冉某，給他的領導提了意見，並請人畫了一張漫畫貼了出去。結果冉某被打成右派，跳橋自殺而死。而這幅畫的作者卻是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學生，12歲的張克錦。張克錦當時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整風運動，更不認識那個領導，但是因為他從小就愛畫畫，得過繪畫大獎，小小年紀已經在當地小有名氣。當冉某求他畫一張畫時，他很快就答應了，於是他畫的這張諷刺領導的漫畫《一手遮天的×××》闖下了大禍。有關領導決定給這個十二歲的張克錦送上一頂桂冠——「右童分子」，以表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特色。
他被關了七年，關他的時候他正坐在教室裡上課，1958年4月的一天，一個街道居委會分管治保的阿姨在教室窗戶外跟他打招呼，要他出來。他被叫到教室外，這位阿姨準備把他帶到城關鎮去。小張回答她我正在上課啊。這位阿姨就騙他說帶他去領獎。他問領什麼獎？阿姨對他說：領的是吆麻雀獎。
那麼什麼叫吆麻雀獎呢？原來偉大領袖頭腦發熱，斗人鬥得還不過癮，就想出了另外一種斗的辦法，要鬥麻雀了。為此還冠了一個好聽的名詞叫做「除四害」——滅除蒼蠅、蚊子、老鼠、麻雀。於是在 1957年除了開展反右運動之外，還開展了一場全國性的「除四害」運動。那麼怎麼除法呢？我曾經歷過除麻雀的運動，規定某一天，某個單位的所有人員，帶著臉盆竹竿到某一個地點集中，然後朝著樹林裡的所有鳥大喊大叫，大轟大敲，讓鳥類都嚇破膽。當這些鳥飛走時，別的地方也在同樣是大喊大叫，大轟大敲，全國形成了一張消滅麻雀的天羅地網。參加轟趕麻雀的人有獎，這就是吆麻雀獎的由來。如今這種辦法已經被中共特務所採用，我樓上的特務就是每天在我的頭頂上不斷地碰撞門框來恐嚇我的。當我在入睡時，當我在全神貫注不經意時，突然會傳來轟隆一聲的撞門聲，幸虧我的膽子不像麻雀那麼小，否則我早就被中共特務嚇死了！
再說這十二歲的孩子張克錦，他被連哄帶騙帶到城關鎮時，一到那裡，只見禮堂裡人山人海，正等著他的到來。他還以為這麼多人是為他得獎而歡迎他的到來時，還沒緩過神雙手已經被人反剪著推到了台上，此時會場響起了震耳欲聾的「打倒」聲和口號聲，他打從娘胎裡出來哪見過這種場面，他被嚇得屎尿直流大哭起來。就這樣他被抓進了監獄！鬥他的大人們既沒有向他出示逮捕證，也沒有讓他簽字畫押，於是他榮獲了全國最小「右童分子」的殊榮。直到21年後，他像其他的右派份子一樣被改正摘帽。此後他活得很坦然，還開著玩笑說：歷史給了我一個「吉尼斯」金牌，全世界最小的右派！
這些右派都是有言有行的，還有的右派根本沒有言沒有行，也照樣打成右派。萬耀球先生寫了一本《滾爬血腥路》，記錄了他一生是怎樣從一個普通人被打成右派的經歷。書中還記錄了他的所見所聞，所憶所思的事件和人物，也就是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右派們的遭遇。如今我把這些轉引寫了出來，可能也具有轟動的效應。
在北大除了有言論有貼大字報行動被打成右派之外，還有一種是什麼都沒說沒做的右派，叫「點頭右派」、「搖頭右派」。什麼叫「點頭右派」呢？就是在看牆上貼的大字報時，而大字報是批評黨的，當時叫毒草，如果在看時有人點了一下頭，不久此人就被打成了右派。「搖頭右派」也是一樣，當圍觀牆上貼的大字報時，牆上貼的是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有人不知不覺地晃了一下頭，反右時就劃上右派。當他們被打成右派時，他們感到很委曲，向黨辯稱我沒有鳴放沒有寫大字報為何把我也劃成右派？黨是這樣回答他們的：你們在看大字報時，立場鮮明，還敢狡辯，當然右派帽子是鐵定的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原來學校中的骨幹分子，黨的積極份子，還有安插進來的中共特務分子，他們人數眾多，分散隱蔽地佈置在各個大字報牆的周圍，進行拍照、抄錄，以為秋後算賬之用。當許多人都在圍觀大字報的時候，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這些人記錄在案。反右運動一開始，這些人在觀看大字報前的表現就變成了右派罪證，這樣就有了「點頭右派」和「搖頭右派」之稱。
利用信件和日記也能把人打成右派。反右前，毛澤東曾把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其罪證就是從胡風與別人通信的信件和他寫的日記中，斷章取義摘錄下來句子，再東拼西湊作為反動言行而向全國公布的。在一個民主國家裡，私拆信件，偷看別人的日記都是屬於不道德的行為，甚至是犯罪的行為。但是在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統治下，他們的這些行為不但不感到可恥，相反還認為是革命的正義事業，於是私拆別人的信件，偷看別人的日記，成了中共特務蒐集罪證的一種合法手段，並被運用到了反右運動。
許多右派在整風中沒有發言，沒有寫過大字報，但是他的私房話、心裏話，通過信件和日記被中共特務記錄在案，一旦秋後算賬，就變成了這些人的罪證。有人在日記中被查出是個基督教徒，於是他立刻從基督教徒變成了鐵桿右派。前文化部長、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近代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被而打成右派，中共組織在他所交出的日記中拚命尋找罪證，終於發現了其中的一句話：「英國有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中國連這個也沒有。」既然王蒙嚮往英國資產階級的民主，一定是右派無疑，王蒙就這樣被劃定了右派。原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他的信件被抄去之後，經過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加工之後，就作為反動罪證而公布於世，標題是《羅隆基反共集團的一批密信》，此時的羅隆基更是被引火燒身，陷入熊熊烈火的包圍之中。還有一個被黨派到蘇聯學習的留學生，因為對某個人被打成右派而想不通，他的這種不滿情緒通過與國內朋友的通信流露了出來。這封信被黨發現，於是把這個留學生召回國內，打成右派。像這種利用別人的隱私信件和日記打成右派的人數，其數量也是大得驚人。
還有許多右派既沒鳴放過，也沒有信件日記落入黨的手中，更沒有招過誰惹過誰，可謂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但是像這樣連螞蟻都不敢踩的人，竟也會禍從天降戴上右派帽子。原來五七年劃右派時，許多單位並不是根據你在整風中的表現劃定的，而是由上級分派的指標派定的，像這種右派就叫「指標右派」。當時上級派下來某個單位必須要劃多少右派，譬如要按人數的百分比劃右派，指標是百分之五，那麼就要在一百個人中去找出五個人打成右派，才算完成任務。這個單位的領導就「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了五個右派」，而且還會找出一大串來，超額完成了右派指標。這樣會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某某單位的反右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卓有成效，挖出了多少多少右派份子，成績輝煌！
找出來的這些右派，都是不聽話的，出身和成分不好的，與領導鬧過矛盾的，或被領導看不順眼的，有歷史舊賬的，把他們的名字排列起來，用百分之五去乘以單位人數，得出應該把誰打入右派另冊。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就是這樣的一個「指標右派」。陳歌辛是聽信中共謊言於1950年從香港返回大陸的愛黨愛國人士，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他把長子送去參軍，到朝鮮前線去抗擊美帝國主義，還獨自捐獻了一架飛機。照理說他這麼積極從資本主義花花綠綠的香港投入到黨母親的懷抱，可以免遭一劫了吧！不，反右運動中他因為是香港返來的人，所以照打不誤劃成右派，押送到安徽勞改，餓死在那裡，屍骨無存。
還有的人在看報紙時，在看過的重點部分劃上了槓槓而打成右派的。原來《人民日報》曾故意刊登了一篇鐵托的演說，這鐵托是南斯拉夫總統，南斯拉夫曾是社會主義大家庭成員之一，但是因為鐵托不聽斯大林的指揮棒轉，所以被斯大林和毛澤東打成了修正主義分子，開除出了大家庭。如今黨報竟把鐵托總統的講話刊登出來，引起了有些人的好奇，其中有個人一邊看一邊還在字句中劃上了槓槓道道，認為這幾段重要。他的這種行為很快被黨的積極份子匯報上去。領導立即通知這位劃槓槓的人，向他宣布：「你就是本單位的右派份子！」為此他申辯說，我在報紙上劃槓槓，只想認為這是鐵托思想的重點，並不等於我同意他的觀點啊。但是申辯無效，他以「讚美修正主義者，醜化我國真正社會主義」的罪名打成右派。
還有一個小學女教師，在看報時念了一段民主人士向黨提意見的文章，當時沒事。後來這個民主人士被劃了右派，曾念過他文章的這個女教師也就被打成了右派，當時她只有二十歲，從此她吃盡了苦頭。
三百多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量的右派都是因為多米諾牌的效應作用的結果，多米諾牌效應是個外國名詞，在中國叫連鎖反應，這種反應和效應用在人的身上就叫株連。在毛澤東時代，它比封建帝王時代的株連不知要厲害多少倍。在毛澤東時代，一個人的被打倒會使全民族都受難，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就把全國八億人都拖進了黑暗的深淵之中。
這種株連在文革前的反右運動中已經被隨時隨地的運用了，這裡就舉一個林希翎的例子。林希翎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入學前是志願軍轉業軍人。五七年整風時她到北大去演講，公開稱「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中國社會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她的言行通過「內參」上報到中央，劉少奇在這份內參中批示「極右份子。請公安部門注意。」於是她被打成了極右份子，後來被捕入獄，判了十五年徒刑。受她所牽連而罹為右派的僅北京一地就達170多人。
她入學時，學校的黨支部派了一個同班同學魏式昭(也是志願軍轉業的)作為一幫一「對子」來幫助和照顧林希翎，於是她就被稱作林希翎的「保姆」。當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後，這位「保姆」也打成了右派。「保姆」難以理解，她辯稱我是組織上派去做工作的，你們怎麼也把我打成右派了！在這場強勁的反右運動中，她的申辯是無力又是無用的。不但「保姆」被打成了右派，其丈夫也打成了右派。丈夫是解放軍軍官，軍官的戰友們和他領導下的將士們也都沾上了右派的光，都打成了右派。
可見右派不是單單在知識份子中劃右，在軍隊裡也在劃右。
其實早在1956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訪過中南海，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代表王文，接待了三次，王文就寫出了一份長達萬言的材料呈送給中央有關部門，又寫了一份《為林希翎冤案呼籲》材料，刊於人民日報的《情況匯報》。他的努力卻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後，曾因工作關係而接待過她的王文被他的部下戚本禹陷害也打成了右派，並株連到家庭：妻子和一個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因為在反映林希翎意見的材料上簽了一個「閱」字，也被迫作檢討。
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在1956年底就過問過林希翎的事，《中國青年報》曾發表過《靈魂深處長著膿瘡》的小品文，對林希翎的桀驁不馴行為進行抨擊，立即受到胡耀邦的干預，約她長談了4個小時。為了支持林希翎，就派她作為《中國青年報》的特約記者到西北地區調查、採訪，以發揮她的特長。當林被批被戴上右派帽子被捕時，胡耀邦也表示過反對意見。而最令林希翎痛心的是她還殃及了初戀的對象曹治雄，曹治雄是胡耀邦的秘書，因為與林希翎有戀愛關係，並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泄露給了她。於是就在他結婚前夕也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下放農村。此時的胡耀邦已經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不僅不能保護他的部下，而且還要為此而作自我檢討。
當時同情林希翎的人很多，在同情者中有許多是重量級人物，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就是一位。吳玉章是誰？他是中共中央德高望重的中央「五老」之一！是毛澤東的老師啊！他對林希翎的才華和獨立思考很賞識，當看到報上公開點林希翎的名字後，他不同意公開批判。當林希翎戴上右派帽子後，此時吳老已經有病在身，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派外孫藍其邦去看望她，又派人把林希翎叫到跟前，抱病與她長談，勸慰她，要她永遠做一個敢說真話的老實人！後來，吳玉章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提到右派名字時，有意不提她的名字，不忍心讓他所鍾愛的學生受到傷害。但是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無用的。黨搞不動毛澤東的老師，就把他的外孫藍其邦打成了右派，因為他是人大學生，而且曾被吳玉章派去慰問過她，同情過她。
還有一個中央「五老之一」也同情她，他就是當時的內務部長後來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覺哉，謝老與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不同，起碼懂得一點「法」，因此對這個學法律的學生林希翎很欣賞，不但欣賞她的正直，而且欣賞她的膽識。於是他派了秘書吉世霖與她聯繫、交談，並表示關心她、讚賞她，為此吉世霖曾給她寫過信。於是黨搞不倒內務部長，就把他的秘書搞倒了，吉世霖被打成右派後，被開除黨籍，發配回鄉當農民，老婆與他離婚，母親上吊而死。堂堂的內務部長連自己的秘書遭到迫害都無可奈何，可見中國這顆專制獨裁體制的大樹，是何等的盤根錯節扎根之深！。當林希翎關入監獄之後，謝老只好利用內務部長的身份以視察監獄為名，到牢房裡去看了一眼林希翎。
謝老心裏明白：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程序，說你是右派就是右派，說關你就關你，這與獨裁專制制度有何區別？但就是這種體制，作為內務部長的他，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無辜者被迫害被關押。
當然，林希翎的全家都遭了殃，無一倖免。母親丟了工作，成為反革命家屬。全家下放到寧夏，弟弟妹妹都背上了「黑鍋」，成為農村的賤民。
因為林希翎被打成右派遭到牽連被迫害和打擊的人中，不但有許多民主黨派、文藝界、新聞界人士，還有如林希翎所說的那樣，「在我這批株連者中既有我相識的，直接接觸過的首長、同志、戰友、作家、老師、同學和朋友，甚至還有大學裡的工友，更多的則是我的根本不相識、從未見過面的北京與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當林希翎奉命交出所有的信件時，凡是與她通過信的人全都落入黨的手中，成為右派份子，僅北京一地就達170人。這只是北京一地一個人的多米諾牌效應，那麼全國呢，幾十萬人又會產生出多少個右派呢？
中國的三百多萬右派份子，絕大部分就是在這種沒有任何右派言行中從人民行列中一下子跌落到萬丈深淵的人間地獄，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人，為此他們都付出了幾乎一生的生命代價。
這個獨裁專制政權多麼地可怕！它能把好端端的一個個人統統變成牛鬼蛇神的敵人！把所有的人變成它控制和奴役下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