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近來因無法償還高額利息民間貸款的企業倒閉老闆「跑路」事件頻頻上演，據里昂證券一份報告稱，單是溫州的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已高達1兆元，專家警告嚴防「中國式次貸危機」的發生。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個小區停車場入口，高利貸業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點」。
「現在是最亂的時候。」昏暗路燈下，身著正裝的何金踩滅菸頭，對記者喟嘆。
何金30歲出頭，入行3年，運作一隻數千萬元的「信貸基金」。兩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戶——杭州一家服裝企業老闆關機「跑路」（即潛逃）了。之前他向基金借了370萬元高利貸，作為銀行到期還貸的過橋資金，而4天後此人從銀行續貸出500萬元便人間蒸發，名下資產早以離婚等安排悄然轉移。
報案後公安局刑偵和經偵部門均不接案，答曰：「這種情況屬於欺騙，不是詐騙。」按現行法律，該筆貸款利息率超過法定基準利率（一年期貸款利率為6.56%）的4倍，合約不受法律保護。
高利貸業者跨省追人
何金面臨基金數十名股東的問責，正處在「水深火熱、焦頭爛額」的景況。
採訪當晚，「線人」報說該客戶「前妻」將出現在這家小區，何金等人趕來徹夜守候，但無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據線報遠赴江蘇找人。中秋節三天長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還是無功而返。
如果這370萬元最後追不回來，何金大約要向股東們賠付20萬元，「小半年白幹了」。
但變故卻絲毫沒影響何金的職業熱情。「干了這行之後不會想幹別的。」他坦言，因為「來錢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單放貸600萬元，兩個月他掙了7萬2000元（月息6%，他提成10%）。他還親眼見到有人3年前拎著5萬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萬元；另一方面，幹這行有個最大好處——「不求人」，「無論多大身家的老闆，見了我們都是低聲下氣的。」他說，「這個行業的人都由內而外地自信和強勢。」
杭州2000家放高利貸
在畸高利潤的誘惑下，眼下杭州城從事高利貸業務的投資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寄售行、地下錢莊等，據何金估計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資何金基金的投資者，也都集體作出了更冒險的選擇——他所在的基金為投資者提供兩類選擇，一類風險相對低收益相對低，另一類風險更高收益更高，但他說，幾乎所有的投資者都選擇了後者。
在他看來，放高利貸和賭博是一回事，賭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麼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覺，看面相，印堂發黑的人千萬不能借。」何金總結他的經驗，「幹我們這行，《易經》、風水啥的也要懂點」；其次，忌貪，「借高利貸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們要做的就是在他吸毒過量之前切斷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這次走眼，歸咎於「世道瘋狂」，杭州城高利貸莊家中跑路的，他認識的已有三位，都是因為借款人跑路而隨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國，今年以來因民間高利貸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債、自殺等惡性事件在浙江、陝西、鄭州、江蘇、福建、內蒙古包頭、鄂爾多斯等地都不絕於耳。
●1985年回顧溫州曾大崩盤63人自殺
在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最發達的「借貸之城」浙江溫州，資金鏈條已異常緊繃。
節後的溫州，「老高」（放高利貸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們熱議的話題。
中秋夜，至少有3家溫州企業老闆因無力償債而做了「走佬」：洞頭縣奧米流體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等高管集體失蹤；「泵閥之鄉」永嘉縣的阿斯泰泵閥公司老闆跑路和浙江祥源鋼業、溫州寶康不鏽鋼製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保忠失蹤（現已歸案）。坊間傳言，董事長吳保忠所欠債務包括2億元銀行貸款、8000萬元民間借貸和5000萬元承兌匯票。
跑路潮波濤洶湧
在此之前，據記者不完全統計，4月以來溫州已見諸報端的涉嫌高利貸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長黃鶴逃往國外，波特曼咖啡老闆嚴勤為、天石電子老闆葉建樂、巨邦鞋業老闆王和霞、錦潮電器老闆戴列竣、耐當勞鞋材公司老闆戴志雄、落之神鞋業老闆吳偉華、蝶夢兒鞋廠老闆黃傑等均出走，百樂家電女老闆鄭珠菊攜款潛逃被警方追捕歸案。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在跑路「重災區」龍灣永強，僅8月份就發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億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溫州民間金融史上，如此大規模的跑路潮實屬罕見。「如果不是走投無路，這些人不會逃的。」浙江人民聯合律師事務所主任何延法說，有的債權人有黑社會後臺，債務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溫州人鄉土觀念重、好面子，跑路等於自毀後半生的信用，「一般欠個幾千萬都不會跑」。
但數量級已經改變。數據顯示，截至9月8日，「鄭珠菊案」自發登記的債主名單已經上升至7頁，涉及85人共計8948萬元，鄭珠菊共欠債權人的現金借款、銀行承兌匯票等高達2億8000萬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記者獲得的一份由中源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產清算專項審計報告》顯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負債約2億6000萬元，其留下的資產總計約為1億7000萬元，嚴重資不抵債。
王曉東案涉15億元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發的涉及15億元的原甌海區國土資源分局公務員王曉東案，當時王遭到債權人「擠兌」，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尋求庇護，被控於溫州龜湖飯店。
還有更多的高利貸業者行蹤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債主們也不敢拿他們怎麼樣，就這樣硬挺著，還公開放話：把我逼死了，一分錢也拿不到。」溫州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浙江天龍集團總裁陳奎洪說。
「這場地震讓我想起1985年的溫州‘抬會’崩盤。」浙江攀遠律師事務所主任顏貽潘說，近幾個月來，他幾乎每天都會接待上門諮詢或委託高利貸合同糾紛事宜的客戶，「超過2億元的不少於10個人」。
他所指的當年溫州樂清抬會「炸會」（即崩盤），會款發生額達8億元，參與人數達30萬之多，致63人自殺，200餘人潛逃，近千人被追債者非法關押、拷打，數萬家庭傾家蕩產。類似的事件還包括1999年溫州平陽水頭發生的「會案」，2004年蒼南爆發的「礬山連環會案」。
●以炒聞名溫州人炒房→炒礦→炒錢
據業內人士表示，江浙民間借貸的平均月息已經超過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達到月息100%。
民間借貸達1100億元
「什麼生意能趕上放貸？賣白粉也沒這麼高的利潤。」溫州擔保協會一位負責人說。
相形之下，溫州企業做實業的平均年投資回報率已經被擠壓至約3%—10%，而其他投資渠道也並無出路——在限購令、限貸令的雙重打擊之下，溫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土地流標率74%。周德文估計，至少有220億熱錢撤離溫州樓市轉戰民間信貸市場。在溫州當地報紙上，隨處可見「吐血拋售」房產的廣告，其中相當部分賣家是為了變現投入到民間借貸中。
資金的流向隨之發生改變。溫州市委黨校教授朱康對說，「溫州人以前炒房，後來炒礦、炒煤，現在則是‘炒錢’。」
央行溫州中心支行上半年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元，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
隨著年底春節還貸高峰期的臨近，跑路潮會愈演愈烈，如果不處理好，溫州經濟會有地震。
春節恐爆「大地震」
此外，在溫州民間遍地開花的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和投資服務公司等，實際上從事的也都是借貸業務。溫州擔保協會負責人估計，溫州大概有寄售行400多家，擔保公司近1000家。
一位擔保業內人士說：「一旦恐慌襲來，債權人一擠兌，引發連鎖反應，金字塔就會坍塌。」如果不處理好，溫州經濟會有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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