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不是搞毛澤東崇拜的始作俑者，卻是神話毛澤東的登峰造極者。
現在人們知道，最早宣傳毛澤東個人的是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理論，共產國際的每一個支部都需要有一位「領袖」，共產國際最後為中國支部選定的「領袖」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劉少奇、彭真為樹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支配性地位作出了貢獻。1966年當毛澤東把彭真定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頭子時，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聲喊冤：「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意思是他是「毛澤東萬歲」的始作俑者。1967年所謂「二月逆流」時，陳毅拿彭真在延安整風中的表現與文革小組作對比，說：「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毛澤東勃然大怒，說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
但是，林彪總在關鍵時候給毛澤東撐場子。當毛澤東把「大躍進」搞成「大災荒」的時候，彭德懷寫意見書給毛澤東，林彪則在軍委會議上攻擊彭「總想當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林彪從彭德懷手中接過軍權後，率先在軍內開展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並把這一運動從全軍擴大到全黨、全國。
1962年，劉少奇痛心疾首地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林彪則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毛阿諛奉承：「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昧著良心為毛澤東開脫，把幾千萬人餓死的責任推給所謂的「干擾」。
當毛澤東下決心「炮打（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的時候，1966年1月25日《解放軍報》刊登林彪指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5月1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又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思想能改變人的思想面貌，能改變祖國的面貌，能夠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永遠站起來。能夠使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站起來，永遠站起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為清華大學的第一個毛澤東塑像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為遍及全國的「紅海洋」、「塑像熱」、「像章熱」、「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現代巫風推波助瀾。
由於林彪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立下汗馬功勞，毛澤東才會把林彪確定為「接班人」，並且寫入了九大黨章。但是，林彪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很多人一樣，是一個典型的兩面派。他一方面總結出一套公開的行為模式：「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一方面又在私下表示對於毛澤東路線、方針的不滿：「大躍進，憑幻想胡來，是蝕本生意，搞得過分，過極了，破壞了個人積極性。對蘇聯，做絕了，絕則錯。」「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民主集中制——服從——紀律。」
受林彪真實思想的影響，他的兒子林立果對毛澤東這個人看得很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確信，毛林蜜月是不會長久的，毛澤東肯定會對林彪下手。
在理論和路線上，林立果和周宇馳、於新野等人比林彪要走得更遠。《五七一工程紀要》稱：毛澤東「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紀要》號召：「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紀要》主張：「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這個主張可以說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先聲。雖然沒有證據證明林彪與《紀要》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他的「折戟沉沙」，已經在客觀上把他和《紀要》聯繫在了一起。
在文革中，也有不少平頭百姓寫文章「批毛」，但是他們的影響都比不上《五七一工程紀要》。胡平在1971年「九一三」後曾寫過一首詩「聞林彪事件有感」：「惜乎不中秦皇帝，畢竟漁陽鼙鼓來。縱有家書欺海內，奈何神像落塵埃。」神像製造者的批判，對於神像的毀壞來說，顯然是最有說服力、最有效果的。
神像製造者與毀壞者的雙重角色，林彪並不是一個孤例。前有蘇聯的貝利亞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後有柬埔寨的英薩利和宋成對波爾布特。製造領袖的個人崇拜，又打破對於老領袖的個人崇拜，如此循環往復，這是極權國家的一個通病，反映出此類國家普遍具有「繼承危機」。
一個政治領袖不可能「萬壽無疆」，一個政權想要延續到百年，就必然要面臨繼承問題。民主政權是用選舉的方法來解決繼承問題，專制政權不要選舉，就只有兩條途徑：一是傳子，一是傳賢。中國古代皇朝都是傳子，最大的癥結是一代不如一代。朝鮮的金一世到金二世再到金三世，顯然也有這個問題。幸好毛二世和毛三世沒能接班，他們的智力缺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再說傳賢，傳者與被傳者的高度信任很難建立。毛澤東先後選擇了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幾任接班人，都被他自己給否定了。最後選定的華國鋒，在他死後沒幾天，就逮捕了他的老婆和侄子。鄧小平選擇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也沒有好下場。
專制極權政權解決不了「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問題。從歷史上來看，像佛朗哥和蔣經國那樣，在死前為民主轉型做好鋪墊，才是一個獨裁者最明智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