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飢荒與政治》，看大飢荒喝掉的兩千多噸茅台
飢荒是人類文明的一大詛咒。從貫穿於人類文明迄今為止的整個發展進程審視，它不僅對人類生命造成巨大創傷，也對社會價值、社會體系造成毀滅性打擊。研究者早就注意到，飢荒絕非純粹的自然災害造成的，特別是在物質生產高度發達的今天，全世界的食品生產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但飢餓和飢荒現象依舊存在。
法國經濟學家西爾維.布呂內爾投身全球消除飢餓事業30餘年，根據多年研究所著《飢荒與政治》一書，專門論述了飢荒現象背後的政治因素。她開篇就引用阿瑪蒂亞.森的話說：「預防飢荒所需採取的措施非常簡單，而真正的謎團在於飢荒一直在肆虐。」
布呂內爾此書雖非皇皇巨著，但也鞭辟入裡，目的就是試圖揭開這個謎團。
布呂內爾首先區分了飢荒與營養不良、飢餓的區別。飢餓現象以營養不良、飢荒的形式表現出來，但二者有本質的區別，營養不良是食物配給中量與質的不平衡，而飢荒是飢餓的極端形式，是群體性的食物供應絕對斷裂，並在短期內造成死亡，並無任何措施終止食物短缺。
飢荒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總是群體的，而且目標明確。換言之，在飢荒中受到傷害的總是類似的群體。從全球角度而言，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食物需求得不到滿足，而發達國家則面臨營養過剩的問題；就一國內部而言，主要是農民和產業工人飽受食物匱乏之害，而城市中高收入階層則能從飢荒中安然脫身。理論上來講，現代化的生產條件下，所有人都能免受飢餓之苦。如果全球食物能得到公平分配，則每人能夠獲得熱量2700卡路里，大大超過了人體生理需要的2000卡路里。這就意味著，飢荒問題之實質是分配問題。一部分人獲得食物的權利被剝奪了，而另一部分人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權。
顯然，現代的生產、運輸條件，可以有效遏制災荒的出現，但現代社會的災荒仍層出不窮，這裡面必然包含著一些人為的故意的因素。作者對現代災荒進行了類型學劃分：「被否飢荒」（被否認的飢荒），是由傳統的「刻意飢荒」（刻意製造的飢荒）演化而來。「刻意飢荒」目的是通過切斷食物來源將敵對民眾或反叛勢力置於死地，或以此為武器來征服一個群體，佔領其土地，是一種類似於種族屠殺的血腥政策。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刻意飢荒」受到來自援助組織、世界輿論的壓力，演變為「被否飢荒」。為維持政權生存，策劃飢荒的統治者往往否認飢荒的發生，拒絕接受國際組織和外部媒體的介入調查。如1973—1974年的衣索比亞飢荒、1974年的孟加拉災荒、1975—1979年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災荒，分別造成5萬人、10萬人和150萬人死亡。這些災荒有些因自然原因而起，有些因政策失誤而起，但均為維繫政權考慮，而不可理喻地否認存在大規模災荒，且阻撓國際社會的援助。
與此相對照的是「外示飢荒」（對外展示的飢荒），這是利用國際社會的同情心而故意誇大現有飢荒，以獲取國際援助，但不幸的是這些援助往往流入統治者自己的腰包，惠及災民的微乎其微。在這些飢荒中，災民成為物質利益交換的人質和籌碼。1986—1988年的蘇丹飢荒，1996—1998年的朝鮮飢荒中，皆有上百萬人死亡，其政府以此呼籲國際社會進行援助，但國際援助的食品很少到達災民手中。
「人為飢荒」（人為製造的飢荒），是為達到國內和國際政治目的，故意剝奪一部分人獲取食物的能力，製造飢荒現象。在一些降水充足，資源豐富，人多地少，土壤肥沃的國家如賴比瑞亞、獅子山、蘇丹南部，本不應該出現飢荒的，卻長期成為飢荒的犧牲品。
通過對歷史上大量案例的回顧，布呂內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天的飢荒已經不再是經濟困難和自然災害造成的不幸後果，而是源於人為的意圖。即便是那些奪去成千上萬條生命的大災荒發生時，糧食生產仍然充足。1943年的南亞飢荒、1973年孟加拉國的飢荒，糧食產量並未大幅減少。1845年的愛爾蘭、20世紀30年代的烏克蘭、20世紀90年代的蘇丹，儘管發生了災荒，但這些國家都繼續對外出口糧食。
由是觀之，在現代生產條件下，自然災害不足以釀成大規模飢荒，而政治秩序的失敗、經濟混亂、社會失範才導致了飢荒的出現。正如布呂內爾指出的那樣，飢荒從來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下面就結合《飢荒與政治》，對「誰大飢荒時喝掉兩千多噸茅台」進行解讀：
我一直不認為貴州是我的家鄉，儘管是我的出生地，除籍貫外，也許是3歲遠走他鄉，小學雖回去也不過3年，但後來從父母處聽得看得多了，慢慢讓我產生了與家鄉同等重量的記憶。這次偶然發現的一組中國名酒茅台酒的數據，這是我如此投入講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這組數據的起點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飢餓的年代，茅台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1)
茅台酒的上述產量，大約相當於700萬聽(355ml/聽)可口可樂。這一巨大產量對於當時中國的人口、國力來說是非常奢華的，況且茅台酒遠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費，而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正掙紮在飢餓線上。
按照茅台酒糧酒生產5：1的比例計算，即生產一斤酒，耗費糧食五斤，2079噸茅台酒，耗去原糧約1.04萬噸。
茅台酒的產地為仁懷縣，當時有20萬左右農民，年人均統計數字上的分配糧食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產茅台酒的糧食用來救濟，每個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換言之，2079噸茅台酒約等於20萬人3個月的口糧，再配些野菜、樹皮之類，估計熬過最危險的春荒沒有什麼問題，能夠把更多的人從飢餓、死亡的沼澤里拉出來。然而，歷史裡沒有假設。
一、糧食、生存與統計
在1959-1961年，仁懷縣還有下列公開統計數字值得關註：
(一)人口
1959年仁懷全縣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佔死亡總數的97.8%。
1961年全縣人口負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為負增長22.55‰。死亡率為31.39‰。(2)
(二)糧食
國家徵購：1959年仁懷糧食總產為14403萬斤，實際徵收折原糧7055萬斤;1960年糧食總產為11663萬斤，實際徵收折原糧5506萬斤。
農民口糧：1959、1960年的仁懷農民人均口糧分別為350斤和334斤(包含種子、飼料30斤)。(3)
從上可見，兩年中國家徵購佔總產原糧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國家還要徵收相當數量的糧食作為正稅、附加稅。留給農民的口糧，刨除種子、飼料外，包括雜糧在內理論統計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這個數據，可能還基本能夠維持最低的生存底線。但疑點在於，一、幹部任用制度只需對上級負責，至於農民口糧問題，顯然上級難以核查，真實性存在質疑;第二，農村一律實行公共食堂制度，農民過去幾年留存的糧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繳，而不合理的統一安排普遍造成糧食的浪費、貪污，故多數農村出現「剛開始吃干的，後來吃稀的，最後食堂沒有任何食物，家裡也沒有」的情況。
另外，1959年，仁懷也有局部發生了旱、雨災害，但糧食總產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穀產量比1962年至1964年還高，其餘的小麥、玉米、高粱、雜糧等都不是歷史上最低的產量。可見，自然災害不會成為農民缺少糧食的主要原因。
也許有人會質疑：茅台酒是窖藏生產，入庫窖藏時間為4年以上。按照這個邏輯，1959-1961年生產出的酒，應該是1955-1957年先行生產出來放在窖中的，沒佔用飢餓年月的糧食。
那麼，飢荒蔓延全國的1959-1961年茅台酒廠是否使用了當年的糧食?查閱茅台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比文章第5段理論計算的耗糧量還多：這三年實際用糧1.13萬噸，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4)
線索到了這裡，一連串的疑問，自然產生。一是，這些糧食來源何處?二是，當時仁懷農民的生活狀況究竟怎樣?三是，全中國缺糧的年月，為什麼茅台酒廠能有多餘糧食生產奢侈性消費品?四是，國有企業為什麼沒有主動慈善救濟民間的自覺?五是，這些酒，哪裡去了?六是，茅台的後來人，是否給飢餓受難、甚至死於飢餓的人們道歉了?
(三)酒與生存
以1960年為例。
1960年，是現代歷史上國人口糧最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各地調集原糧支援。各地調糧數據為：
遵義地區11萬斤、畢節地區29萬斤、銅仁地區10萬斤、黔東南地區12萬斤、貴陽市7萬斤、湄潭縣1萬斤、習水縣10萬斤、銅梓縣10萬斤、正安縣1萬斤、赤水縣4萬斤、務川縣1萬斤、熄峰縣1萬斤、仁懷縣20萬斤，共計117萬斤。
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省江津縣調來70萬斤，才保證當年生產出912噸茅台酒。(5)飢荒年代的這個單年生產記錄，直到改革開放、「中國重新出發」的1978年才被超過。
上述調出糧食的地區飢餓情況如下：
被緊急調糧10萬斤的貴州銅仁，1960年屬於全國8大旱區之一，1961年再度成為全國15個旱區之一。該地區思南縣這三年裡人口減少5.1萬人。(6)而且，銅仁下轄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銅仁縣，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經向省裡緊急報告出現浮腫和非正常死亡的情況。(7)
分別調出10萬斤糧食的銅梓、習水兩縣，其中，銅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負增長121.32‰，全縣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間減少41734人。習水縣，這三年減少人口42624人，死絕499戶以上。(9)
調出29萬斤糧食的畢節地區畢節縣，三年減少人口53990人。(10)
與仁懷相鄰的金沙縣(畢節地區下轄)，1961年1月10日縣委報告，「非正常死亡」5.5萬人。在飢荒結束後，金沙縣另有遺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萬餘人患三病(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脫垂、水腫等)。(11)
從上可以看出，調糧表現越好的地方，通常飢餓死亡、人口減少的數據也就越大。從官方統計來看，上述地區中死亡最慘烈的地區，是遵義地區的湄潭縣。這個縣1959年11月開展名義為「反瞞產」、實際為高徵購的運動，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萬人，佔全縣農村總人口的20%左右。死絕戶2938戶，離家逃荒4737人，孤兒4735人。同一時期，在搶糧運動中被打死1324人，關押死亡200餘人，打傷致殘175人。(12)
那麼，調出20萬斤糧食的仁懷情況如何？
二、故人、故事與檔案
(一)故事
有釀酒、飲酒民風的仁懷，1949年前，戰事、匪禍、天災、人害，幾乎年年都有。當地老人回憶，遠的不說，民國時期青黃不接的事情，每個村子都遇過，普遍貧窮是事實。而普遍飢餓、大面積死人的事情，好像沒聽說。民間釀酒，自然遵循著災荒倫理底線和災荒市場規則。
1937年，貴州當局頒布違背釀酒處罰規則(10條)。其中，在天災糧食困難期間禁止以糧食煮酒、熬糖、米漿刮布。「對違禁釀酒者，除將酒沒收變價及封禁器具外，並依釀酒量，按當地酒價，處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罰金，再犯者，處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罰金」。(13)
擔任過仁懷政協副主席的周夢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建國前，當地遇上旱澇災害，糧食減產，米珠薪桂，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縣嚴禁煮酒熬糖，禁令森嚴，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許出售。禁期有時長達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陽下沙」，是茅台民間形容釀酒的過程的諺語。曲，是麥子，如同藥引子，在端午前後製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帶殼的高粱磨碎蒸煮謂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過濾為熟沙之後，拌入穀殼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發酵過程的俗稱。也因此，有詩人說，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麥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懷沒有詩意，只有「餓魂」。
(二)檔案
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仁懷的飢餓，爆發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陽」之間的7月份。
當地文件記載：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懷有各種病人8384名，其中浮腫5335人佔總人口1.49%。最嚴重的三元、大同生產隊害浮腫的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種，人數達到27.7%。調查者在調查途中，親眼看到4個青壯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懷幹部楊代緒撰文回憶：這個時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鍋的糧食卻越來越少。從干飯到稀飯，由稀飯到清粥。但還不准對上說在餓飯，更不能說餓死人的話。(16)
8月4日，仁懷縣委(各項工作的最高領導)、縣政府(行政執行機構)貫徹首長周林的電話精神。周林要求：各縣必須抓緊秋收，大力進行愛國愛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農忙的形式恢復起來。他還要求：教育小隊幹部和社員說實話，超產受獎，瞞產批評，私分者要處理。(17)
周林，仁懷人，時任貴州省委書記。電話內容是周林赴江西參加「廬山會議」期間指示給貴州的，由省委傳達全省各地。
10月17日，縣裡向農民發出「計畫和節約用糧公開信」，信中號召：「忙時多吃，閑時少吃，菜糧混吃。」
12月1日，縣衛生科報告：回龍、喜頭、學孔等地11名農民有一個多月沒吃糧食，水腫不消而死亡。(18)
1959年年底，當年的茅台酒產量為820噸，比「大躍進」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噸，是1953年產量的10倍以上。同年，國家投資茅台酒廠120萬元搞擴建。
伴著農民「閑時少吃」和國營茅台酒廠放開肚子「耗糧」，仁懷的「農民」與「非農民」在兩個天地中，一起進入1960年。
2月16日，縣裡的簡報顯示：全縣發病人數達16864名，其中浮腫9073，嚴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嚴重的有喜頭、大壩、三合、桑木、茅壩、長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別嚴重的管理區有13個。經檢查三合公社報病988人，實為2600人;魯班報病296人，實為1720人。(19，20)其中，魯班，是民國時期以及現在，仁懷著名的產糧大區。
楊代緒說：這個時候可以講餓死了人的話了，但災難鋪天蓋地般來了，人人都只想用什麼辦法填飽肚子。一農民在家中把高嶺土(一種土)剛揉成團，正準備下鍋烤吃，恰好被一幹部碰上，幹部擔心吞下這個東西，引起腸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隨手扔進糞坑。結果，幹部走後，飢餓農民又從糞坑裡把觀音土團掏出清洗後煮食。(21)
楊代緒列出當年農民的「代食品」清單的名字還有：枇杷樹皮、干胡豆葉、干籐葉、芭蕉頭、棉花籽油、娃兒腸(一種豬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樹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縣裡決定，今年夏糧豐收，外調150萬公斤、茅台原料250萬公斤。400萬公斤的糧食即將從飢餓的仁懷農民視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縣委書記龐耀增號召說，全縣要準備稻草、穀殼、苞谷桿葉、青槓子(一種植物)各500萬公斤，紅薯籐1500萬公斤，蕎桿子750萬公斤，小米糠75萬斤，蕨巴150萬公斤……，共5000萬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產1500萬公斤「澱粉」，這樣，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證農民減糧不減飯。(22)
到了12月27日，縣裡領導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從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萬斤，飼料用糧60萬斤。(23)農民們也許沒有想到，秋收帶來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驚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澱粉並不能阻擋飢餓在1961年的仁懷吞噬人群。
1961年縣委《大事記》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驚人。病人要，一集中、二歸口、三休息、四治療。大抓代食品，以蕨巴為主。
1月18日：病情發展，死亡上升。15日統計，仁懷全縣有各種病人24342人，佔總人口的7.4%。其中，浮腫6399人，乾瘦病4939人，婦女停經、子宮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統計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縣現在還有各種病人26744人。其中，最嚴重的有66個生產隊，病人佔30-50%。
2月11、12、21日，縣裡連續開會，大意為：分析嚴峻局勢;整頓工作作風;大搞代食品;檢討反瞞產中打人、把個別向中央寫信的人關押致死的錯誤;在10天內堵住不正常死亡現象。
4月4日：至今全縣每天死亡人數仍在30人左右。縣委指出全黨全民共同努力，將全縣病人由2.6萬多人下降到1.9萬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產任務為1131.6萬斤，不包括茅台酒廠。培訓技術，取得經驗，全面交流。(原料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為了夏收到來，縣委決定，以生產隊為單位組織勞力集中收。口糧、種子、飼料由大隊統一掌管。生產隊的口糧由大隊定期發給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後，病情和死亡人數猛然上升20%」。(據其它資料對比，換算出具體人數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縣裡決定，夏糧徵購3543.05萬斤，生產隊集體入倉910.4萬斤。夏糧任務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腫病、疳病4890人。但情況依然嚴峻。通報要求，各級黨委要一手抓生產、一手抓治病，「兩手都要硬」。
(三)故人
茅台酒前身之一的「榮和酒房」第二代老總王少章的兩個兒子，均死於1961年。王少章的長子，飢餓死亡，死在麥收前後，時年54歲。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搞什麼工作不清楚，「解放」後一直在仁懷務農。上世紀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滿釋放後趕上「飢餓三年」，生活實在困難，於太陽升起的某天中午當眾撞牆而死，時年49歲。
仁懷茅壩一李姓老人回憶說，「在餓飯那年(指1959至1961年)，我有一歲、兩歲、三歲和十一歲的四個孩子死了。前三個太小，沒奶吃也沒飯吃。生病就是弄點草藥吃吃，不管用就死了。婆婆死在家裡，棺材放在別人家，幫忙的人吃不上東西，沒有勁把棺材抬回家，只好把婆婆抬過去。有一次，我看見外村一個二三十歲的壯漢走著走著，靠在我們村的岩頭上就死了。我和同村三人抬起把他掩埋了。我不認識這個人，可能是在家太餓了想出來找些吃的。」
老人老伴補充說，「11歲的，叫榮強。是吃多了枇杷皮，大便拉不出來，用手指摳也摳不出來，死了。」
(四)茅台為何大躍進?
「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其在生產領域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
可能很多人難以理解，民間如此飢餓，茅台酒為什麼還在繼續生產、並且產量還在大躍進?
原因，一時難以說清。茅台酒廠集體署名的「紀念周林逝世一週年」一文，有如下一個細節，也許可以從中看到某些關聯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廠志》的工作人員進京請老首長周林寫序時，78歲的周林向酒廠來人問道：「1958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的事，你們寫了沒有?」
集體署名的文章接下來寫道：「毛主席關心茅台酒廠的事，當然要寫，要名垂青史」。
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1958年讓周林把茅台酒年產搞上一萬噸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兩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傳略》，敘述「上萬噸」這個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產量太少，供不應求」。(24)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廠說：「要保證茅台酒的生產，既要抓鋼鐵生產，又要抓茅台酒生產」，「對於你們(茅台酒廠)來說，鋼鐵是元帥，茅台酒是皇上」。(25)
在散步時偶然一句話的指引下，各級政府積極調糧支持酒廠「獻禮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產量分別達到820噸、912噸，真正實現了產量的大躍進。
三、餓殍、糧庫與牲畜
(一)餓殍
「飢餓三年」，仁懷因飢餓直接死亡或因飢餓引起疾病死亡的總人數，究竟有多少，我們只好期待時間來給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並不難得出一個輪廓。
2005年，楊代緒曾經與其母相互補充印證，對仁懷北部大壩鎮當時一個生產隊在飢餓三年的死人情況逐家逐戶進行回憶，他得出的結論是：在39戶190多口人的生產隊，死亡26人。其中壯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佔總人口(死亡率)的13.68%。(26)
2006年，我曾對仁懷西南部茅壩一個村民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組訪問。其中，茅壩一個村民組逐戶核實後，當時該村有10戶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壯年2人，幼兒3人，兒童1人。死亡率為13.4%。
水塘某村民組的情況，由李某和幾個老人共同扳著手指細數。李某，生於1936年，中師文化。清點均記錄了戶主姓名，結果為：全組約59人，死亡13-18人。其中，李家死亡2人，其他每戶至少死亡1人，死絕戶一家，山後村民路過本村時死亡有2-3人。取最低的13個人計算，死亡率為22%。
不同調查者，在不同的地區，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隨機抽樣比例，這個比例背後的景象，在當年該是怎樣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事實!
仁懷這個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我以現有官方有關數據為基準估算死亡，可能在4萬人上下。
(二)糧庫
茅台酒耗糧與其產地仁懷近水樓臺先斷糧的關聯情況，基本清晰了;還有一個疑問需要驗證：那三年仁懷的糧食庫存，是否也像水衝過一樣顆粒無存?
查閱縣誌，全縣糧油保管統計表明，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糧食庫存，分別為4293、2705、2310萬斤。(27)三年中，庫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1963-1988年間歷年的庫存量都高。
同時，這三年，全縣還累計徵收，正稅5132萬斤稻穀，附加稅715萬斤稻穀。其中，1959、1960、1961，三年農民人均實際負擔的稅為82斤、64.5斤、39斤(稻穀)。(28)
需要說明的是，徵稅要求上交的稻穀，是當地品質最高的糧食;而前文所述的農民口糧，主要以品質較低的雜糧為主。
(三)牲畜
系列數據中，還有一組重要數據。查閱仁懷縣1959-1961年城鎮糧食銷售統計發現：這三年該縣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業用糧達到2242萬斤;此外，該縣各種飼料用糧271萬斤，這些飼料的供應範圍為：企事業單位運輸的馬、牛和馬廠、牛園，商業部門待運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門搞試驗或配養的良種禽畜，為國家提供禽畜的國營和集體場站。
當時，對這些畜禽們的糧食供應標準為：拉車的運輸馬，每頭每日為5斤;馱物資的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欄肥豬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欄小豬每日半斤;雞鴨每日每隻2兩，奶牛每頭5斤。另外，1960、1961年，飼料總量分別壓縮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豬存欄數量大體比上年減少了一半。(29)
四、結語
被越來越深入的調查所震驚，我不會再感慨「難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屬於國家供應的牲畜享受著比農民優越得多的特權，也無須再質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義。誰制訂了這個酒足、畜飽、民飢的計畫，誰的心腸能有這樣冰冷?
人們可能還會疑問，這樣嚴重的飢荒，難道政府沒有救濟?有。在大飢荒中，仁懷來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自然災害」名目下的救濟。1959-1961年合計發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計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濟。二是「生活困難救濟」名目下，1960-1962年，共發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濟。三是「困難費」名目下的救濟，1959--1961年三年合計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萬餘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濟。四、其他幫助，投入疾病專用款13萬元;1959年給麻風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發衣被款19177元;1961年發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30)
而大飢荒中仁懷糧食市場有價無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豬油20元/斤，豬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麵條3.2元/斤。針對上述的救濟，我們可以換算如下：按單人得到的最高金額救濟種類計算，在大約佔全縣農民總數5%的受救濟農民中，一個人一年得到的救濟款，還不夠買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瑪蒂亞•森說過：「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飢荒史上，真正的飢荒從未發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傳媒的任何獨立國家。」由前面的敘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糧食生產不發生變化，權利關係的變化，也可以導致嚴重的社會飢餓。
另外，還有一點，這麼大的飢荒為什麼沒有一點預兆?言論自由、信息公開以及活躍的反對派，本來是飢荒來臨前的早期社會報警系統。令人無奈的是那時的言論、信息，在中國處於管制狀態。活躍的反對派，早在前兩年的反右運動中就成了「落水狗」。這個時期飢餓的農民根本無權消費自己生產的糧食，也沒有人支援、呼籲或關注他們的困境。
埃德蒙•柏克當年說，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誰喝掉了飢餓年月生產的2000多噸茅台酒?
誰想過給那些飢餓、貧窮、死亡的人們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