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產片《桃姐》威尼斯奪後，順德媽姐，本來在八、九十後這一代，已經是很落伍的記憶。香港的年輕人賤視記憶，認為記得以前的事，即是落伍和out。但這一次，歐洲威尼斯影展的白種影評人，甚為欣賞順德媽姐這個「遠東文化遺產」，娛樂版一熱賣，特區高官臉孔一湊過去叨光，「媽姐」這個名詞，又hit了起來。香港中國人的趣味，由白人來定義，好了，媽姐這個話題不老餅了，感謝義大利洋人扭轉潮流之恩，我可以說了。
我小時有幾位媽姐，一直到七十年代初。除了小時走馬燈的幾位，同行最久的一位叫梨姐。梨姐來我家時年方四十七八，面容瘦削，少無讀書，除了認得唐字數目：一豎是一、×是四，一個字也不識。梨姐原名江少梨，她兩個姐姐也是住家佣工。大姐叫少淑，二姐少薇。三姊妹都從順德來，而且都「梳起」不嫁，不知道她家庭出了什麼事，只知梨姐有一個弟弟在家鄉順德，每月她省下工錢買食油，用一塊毛巾包起，在包裹上縫一塊白布，寫上她弟弟在順德某公社大隊的地址。毛澤東聲稱 「解放」了勞動人民，但梨姐的弟弟還要受奴役，要梨姐這位深受「資產階級」壓迫的無產者寄油接濟，而且我父母是左派「愛國新聞界」人員，他們的報紙，天天在聲討資本主義的罪惡，歌頌「無產階級革命」，但僱員的家裡都有梨姐這樣的長工，我自小就見識了毛澤東這尊億萬蠢人爭相膜拜的大神，是個什麼狗屁東西，以及「愛國同胞」天生的虛假。梨姐是個戲迷，時時帶我去天樂裡的國民戲院看早場：《紮腳劉金定》、《十年一哭二郎橋》、《一夜九更天》。她會預早通報電影故事，叫我快把功課做好，帶我去開小差。梨姐看任劍輝、何非凡、麥炳榮，全情投入，她教會我許多廣東大戲的入門知識。梨姐不識字，常帶我去登龍街的寫信檔去找寫信佬誦默家書。我替她當跑腿，也替她寫信，省回那一毛錢。她帶我逛鵝頸橋羅素街的菜市場，買豬腸粉，偶爾肉店的豬肉佬口花花的性騷擾兩句，梨姐不年輕了，聞而大樂。殖民地時代，香港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梨姐時時給我講順德的民間故事：有一個小孩，綽號「豬肚」，從小受盡欺凌，後來遇到了神仙。豬肚奇遇記，我反覆聽了又聽，她說了又說，在她的聲音裡我遙遙見到她家鄉的一片魚米荷香，她說起順德的山水，我托著腮，坐在小板櫈上聽那許多發生在田園阡陌間的忠義故事。梨姐告訴我：有一天，她想單獨去順德到她的祖居小住，我很期待，只是不知道，一河之隔，一個赤地千里的故鄉，梨姐為何去不了。
梨姐的二姐薇姐，在上環嘉冕臺的報館宿舍。她時時來探妹子串門，聲音宏亢。薇姐性格剛烈，不似兩個姊妹沉默寡言。媽姐與主人家的命運血緣漸次相連，小孩視如己出，如同子姪，她們孤單而無子女，盼少主長大成龍，這是一般後來的中國人無法領悟的悲情。許多家佣會省吃儉用，把工資存下來，少主長大，放洋讀書，家佣會封一封大利是。梨姐在我初中時，與父親口角辭職，我家姨婆另一位家佣，名叫陳媽，是湖北人，做得一手武昌紅燒魚的好菜，油爆醬香，一生都記得。另一位姨婆從上海南遷，也帶來兩名滬籍家佣，一個叫楊梅，一個叫梅英，來香港再請一位順德的珍姐，煮點廣東菜。幾位大江南北的女佣，對我都很好。去英國讀書前夕，珍姐依依不舍，陳媽塞給我一封紅包，內有三百元，這是她兩三個月的薪資。我不肯要，她死命塞。我去了英國幾年，陳媽一雙小腳，行動不便，在後樓梯倒垃圾時不慎失足跌斃。消息傳來，五雷轟頂。回到香港，姨婆仙逝，幾位家佣也遣散了，欲尋回也無從。梨姐離開後，曾回我家造訪幾次，探望「事頭」——從前嶺南粵語俗中有雅，沒有「老闆」之稱，也不叫波士，叫事頭——念及舊情，有時眼角濕潤。我從沒與梨姐重逢，只知她幾年之後也不在了。民國的女佣媽姐凝聚了中國舊時民間的美德：忠誠、念舊、恩情。有了媽姐這個行業，我這一代方知中文的「感恩」二字——不像今天電臺DJ胡呼濫叫——是何等重如泰山。因為毛赤禍亂，順德媽姐逃亡，湖海棲遲，也與許多中國難民匯聚在殖民地香港。沒有英國人的文明庇蔭，也沒有了五六十年代媽姐和女佣對中國倫理的承傳。那時候的中國人，即連江湖綠林之輩，也是有道德底線的。
聯合國早就應該把中國的順德女佣列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我有一個心願：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錢，我會捐一座墓園，讓民國三十八年之後南來香港的各省籍女佣長眠，讓她們的骨灰或遺骨長埋青山綠水之間。我會找回梨姐、薇姐、陳媽、珍姐，還有楊梅和梅英，把她們召喚在一起，獻上一抔黃土，一束白菊，在夕陽裡，我會為這些平凡而偉大的中國女性默禱：今天我長大了，沒有各位的沐恩，你們巧手的廚藝和動聽的道理，也沒有我陶傑這個人，沒有我今天篤信的這一切，我永遠懷念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