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紅色一直很迷茫，這大概肇因於勝利者自我標榜式的政治宣傳。當政治被賦予了顏色後，它不過是這種政治的塗層而已。那麼被政治化的紅色到底包含了什麼元素呢？它表徵的群體是無產階級；它承載的理想是共產主義；它的行為方式是革命和專政。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色不過是一個政治理想的混沌表達罷了。
事實證明，這種用紅色來做外襯的烏托邦式社會理想，只能權做喚起民眾推翻一個「異色」政權的思想工具，如果在取得政權後付諸實踐則無異於災難，建國後的慘痛經歷充分證明了這個觀點。但在威權體制下，儘管經過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紅色在實際意義上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的痕跡，但它卻替代民意成了執政合法性基礎，而內在的邏輯就是打天下者坐天下。這種政治上的擔當讓紅色具備了一種宗教色彩。當然，要保持現有的政治體制，也唯其如此。正是意識到這點，有些人看準了紅色文化的利用價值，將這種高度理想化的東西拿出來為已所用，往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這種中看不中用的東西確實在喚起民眾上有著獨到的作用，同時它也是執政黨無法切割的道義基礎。
這是一種怎樣的糾結，居廟堂者其實最有感觸。既然不能改變現有權力結構和權力來源，就要把紅色的價值進行無限的推崇，將其擺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這種從歷史中找尋合法性的企圖與家天下的時代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別，所不同的不過是政黨取代了血統，這是只可意會又不可言傳的真實存在。
因此，我們就發現了這樣一種政治現象，儘管紅色不過是有色光譜中的一個普通成員，但當它被賦予了特定的含義並承擔一定的政治任務後，也就有了超乎自然的力量，這種顏色崇拜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逐步得到強化，並已經成為了特色中國「政治軍火庫」中一種極具殺傷力的超級武器，不管是誰，只要拿出這個「大殺器」，就似乎充滿了正義，並又所向披糜，但行為者背後的動機則是輕如鴻毛的東西，「置疑權」因「道義」而被永久地赦免，這種「道義」也自然就成了偽道義。
儘管「表現型」多彩而炫目，但它們卻是來源同一的「基因型」。以上提到的這種現像在當下中國俯拾即是，讓你輕鬆的只須隨手拈來：
2011年7月27日，《紅網》發布了這樣一篇報導：《湖南通道縣官員集體參與電影拍攝，副縣長扮國民黨將軍》，報導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將於8月上旬上檔的電影《通道轉兵》裡，一群地方官員集體「觸電」：通道縣一名副縣長和司法局一名副局長扮演了國民黨將軍；另一名副縣長楊少波，則率領商務局一名副局長、縣政府辦一秘書「投入」紅色陣營，分別飾演任弼時、項英和紅軍軍械科長。
據「中國網事」記者瞭解，為了拍攝《通道轉兵》，通道縣一度將其列入政府年度計畫，並爭取到了湖南省有關方面的支持，與瀟湘電影集團開展合作。影片共投資800萬元，其中政府投資佔了很大的比重：湖南省委宣傳部、省旅遊局和懷化市政府各出資100萬元；通道縣政府出資150萬元，縣內企業和黨政機關融資100萬元。
做為湖南省的一個貧困縣，投入如此之巨讓官員們集體做秀，官方的「擋箭牌」居然是為了讓人們保持「紅色記憶」。飾演任弼時的副縣長楊少波說：「之所以費盡力氣要拍這部電影，一方面是想要還原通道會議作為紅軍長征過程中重要轉折點的真實歷史；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電影的播放，為通道縣打響名氣，促進旅遊發展。」搭上了紅色，地方官員就可以做起了「伶人」，這種「政府搭臺官員唱戲」的糗事，僅因穿上「紅馬甲」就能防止明槍暗箭，政府官員因此也就成了不問政事大把撒銀子的「戲班子」，而且是充滿了正義，這和「紅色」被神化有很大的關係，就好比道人做法事時，要求信徒們對此必須保持敬虔之心，容不得半點的懷疑。
這樣極端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社會對「三公」表示嚴重關切之時，公款旅遊卻大行其道，而其藉口則是「紅色之旅」；當訪民們遭受來自各方力量的「圍剿」時，他們高唱「紅歌」來保護自己……
事實上，當這種現象屢見不鮮時，投機者們就要大量地出現了，他們儼然已經把「紅馬甲」當成了防彈衣。在這個群體中，不乏在學術光環籠罩下的學者教授。
那個把社會主義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格式化」後，不時地將其拿出來做為武器，來任意詆毀與其持不同意見的北大教授孔慶東，也是精於此道，而且把這個招術玩得出神入化，他可以在視頻訪談節目上滿嘴「生殖器」，大罵別人是「美國爺爺日出來的」，而且是當著女主持人的面；他可以大罵那些捍衛中國法治的法學教授為「漢奸法學家」。殊不知他是在視人民為無物，褻瀆中國人的智商。社會理想畢竟是理想，如果把它強加給整個社會，他無疑是把全體中國人當做它政治實驗的小白鼠，其人格也嚴重地「納粹化」了。
當然，孔慶東遠沒有那個為「唱紅」做理論解說的蘇偉教授強撼。蘇教授說：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尚不能一蹴而就，當前肅貪主要靠官員中的「青天」主導，依靠群眾，運用現有的法制資源來進行。所以在現象上，反腐鬥爭就表現為「青天」與「保護傘」的鬥爭。但他的企圖則不是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而是在奢望一個「青天」式的大救星來為中國人來救苦救難，他說：儘管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正如馬克思所說，「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而公社最主要的原則之一，就是「人民民主」。而「議行合一」，則是「人民民主」的高級表現形式。它將來一定會取代「三權分立」，成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的。「議行合一」是什麼？難道不是專制麼？那麼蘇教授的「議行合一」是「人民民主」的高級表現，其實就等同於專制是民主的高級表現，這樣的教授可能連小學生者無法說服，卻拿著人民的薪俸玩弄人民的智力，只因為他是在用紅色的話語體系來解釋問題。
當一個知識份子苦心孤詣地對權力進行「望聞問切」，從而建構了自己的話語體系，不管他說的多麼冠冕堂皇，你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這樣的人大量存在才是中國最大的危險，他們已經將知識做為一種謀生的手段，而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已經放棄了「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的做人底限。
要避免把「紅馬甲」被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各種投機者當成防彈衣，最首要的是要改變執政合法性的基礎，讓它回歸給民意，而其實現途徑則是「權為民所賦」。當然，在既得利益集團已經逐步坐大的當下，要實現這個目標注定是一個艱難且充滿風險的過程。而在社會面臨轉型的關頭，我們要堅決抵制那種用社會理想代替實現程序的思維方式，因為，這種思維方式釀成的社會悲劇已經上演了數十年，但我們卻忽視了這一現實，就會社會理想因遭受了無所不在的體制之厄和政制之殤，最後讓社會理想淪為一種不折不扣的欺騙。
毋庸置疑，過程永遠重於目標，如果離開了過程，目標再遠大再宏偉也不過是個「大忽悠」，因此說，沒有實現目標的「可行性方案」和持之以恆的努力，大談目標和理想無異於用謊言來建造海市蜃樓，其居心也就可想而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