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報導，日前美國會參議院不顧中方堅決反對，程序性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立項預案。該案以所謂「貨幣失衡」為藉口，將匯率問題進一步升級，採取保護主義措施，嚴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嚴重干擾中美經貿關係，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中美經貿合作具有互利共贏的鮮明特徵，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日益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基礎和推動力量。中美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眾所周知，人民幣匯率不是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2010年6月中國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升值7%。中方將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中方敦促美國會有關議員從中美經貿合作大局和美自身利益出發，正確理性認識中美經貿合作互利共贏的本質，停止以國內立法手段製造問題向中國施壓。中方呼籲美方摒棄保護主義，不把經貿問題政治化，以實際行動為兩國經貿關係發展創造有利環境。
新華網說，每當經濟低迷，每逢選舉臨近，美國國內施壓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就會變得不絕於耳。2010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眾議院投票通過主要針對人民幣的《以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當時就有報導說，這一輪對人民幣的施壓將在選舉後暫歇，直至來年大選臨近。果然，眼下美國選戰趨熱，人民幣匯率又成了「靶子」。新華網承認，將施壓人民幣的議案同推動美國就業、貿易掛鉤，顯然會贏得部分選民的好感。但這個議案又是一項經過粉飾的損人不利己的空案。新華網解釋，人民幣匯率不是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人民幣即使大幅升值，也不可能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人民幣匯率不能、更不會在外部壓力下盲目升值；美方針對人民幣匯率的單方面懲罰性手段不但違背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規定，而且會加劇貿易爭端，禍及中美雙方的貿易和經濟。
其實，新華網的文章很值得懷疑。其它不論，僅就「每當經濟低迷，每逢選舉臨近，美國國內施壓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就會變得不絕於耳」就不是事實。人民幣匯率問題很久以來就是美國民眾關心的問題，而且美國政界也從來沒有放鬆過對於該問題的追究。因為民眾強烈關注，作為民選政府就必須有所作為，當然政府工作千頭萬緒，不可能每分每秒都向中國施壓。但至少，該問題並非「每當經濟低迷，每逢選舉臨近」才「不絕於耳」。
比如，2011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前夕，美國並非「經濟低迷，選舉臨近」，但美國政要照例將人民幣匯率又成了「靶子」。而且當時（1月14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14號為6.5896元兌1美元，創下匯率改革以來新高。但許多美國國會議員認為，人民幣被壓低了15-40%；美國財長蓋特納也再度呼籲中國有必要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蓋特納發表演說稱，人民幣匯率存在明顯低估，這對於那些遵循市場決定匯率機制的發展中國家，會造成困擾；呼籲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及削減政府貿易補貼，並要求停止侵犯知識產權。蓋特納還表示，中國若不加快改革步伐，將影響中國擴大投資美國市場的進展。對此，新華社則指稱，美國人為干擾中國企業投資，對中國企業存在歧視。
對於人民幣目前的匯率，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於軾指出，這是人為干預下的匯率，是一種損人損己的匯率，他認為人民幣應該順應市場機制升值。茅於軾說，「因為現在的匯率是人為干預的，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成的匯率利人利己，人為干預形成的匯率損人損己，一點好處都沒有。」
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理事張大軍也表示，不同意新華社的說法。張大軍說，大陸很多企業到美國，當然有政治目的的，因為中國企業是控制的，肯定有間接的政治目的，黨給他們交代的任務是最重要的任務，比他們賺錢更重要。
對於匯率，財經專家指出，自由匯率能夠合理配置資源，使得國際分工，對大家都有好處；反之，壞的匯率則會扭曲國際分工，使大家都受到損害。債臺高筑可說是當前各國的通病，「以債養債」是最常使用的手段，這也可說是「債留子孫」的同義語。還有一種減輕債務的方式，那就是增加貨幣的發行釀成通貨膨脹。道理很簡單，通貨膨脹是百物齊漲，而且是大漲並持續一段時間，此時持有貨幣者以貨幣購買物品的數量和種類就大量減少，也就是「貨幣購買力下滑」的寫照。那麼，這就等於「所得減少」，也等於被政府課了稅。這個時候借錢者（也就是債務人）以金錢數量表示的債務，其價值減少了，也是債務減少的表示。因此，擁有印鈔票大權者是可以用各種方法來大印鈔票，進而製造通貨膨脹來向持有貨幣者收稅而不為人知也。
這種印鈔票製造通貨膨脹圖利債務人的方式，可用「竊盜行為」或者當今路人皆知的「五鬼搬運法」來形容，而總體經濟學創造者、當代最知名的已故經濟學家凱因斯曾將此法推薦給法國。這兩個詞都可從已故的蔣碩傑院士（辛亥革命元老、原國民黨內政部長、安徽省主席蔣作賓之四子，生於上海；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歷任臺灣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文章中所說的。
蔣碩傑在1982年7月18∼20日刊於臺灣《中央日報》的「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一文中，很明白地說：「在通用貨幣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製貨幣的國家，一般人民及廠商要想得到一些貨幣以供行使之用，必須先從事一種生產或服務行為以賺得相當價值之貨幣。其所賺得之貨幣，即是他對國民生產的貢獻之指標。他們以如此賺得的貨幣來購買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們自己的生產行為應得的成果。」
也就是由於這樣的體認，蔣碩傑很自然地順勢將「五鬼搬運法」這個名詞推了出來。他說：「假使有人既不從事生產或服務，又不肯以適當之代價向人告貸，而私自製造一批貨幣，拿到市上來購買商品，那就等於憑空將別人的生產成果攫奪一份去了一樣。這不是和‘竊盜行為’一樣嗎？而且這竊盜行為是極神秘而不露痕跡的。它能夠不啟人門戶，不破人箱籠，而叫人失去財物。吾人不妨戲稱之謂‘五鬼搬運法’。這種法術，費景漢教授曾稱之為凱因斯的魔法。其實這絕非凱因斯所發明，在我國兩千多年前早已有人使用過。就是漢文帝在他老糊塗之後，曾經因為聽說他的嬖佞鄧通依相法當餓死，就特地賜他一座銅山，並准他私自鑄錢。這就等於特許他使用‘五鬼搬運法’，任意搬取別人財物一樣。因為別人辛苦生產的成果，他只要以私鑄的錢，就可以取得。這種特權自然是眾人所嫉。一旦文帝崩逝，年輕有為的景帝即位後，就迅速將他的特權取消，並且將他那份富可敵國的財產，全部籍沒，使他最後還是餓死街頭。」
在提出「五鬼搬運法」之後，蔣碩傑再生動地導出「金蟬脫殼法」，他是這樣敘述的：「現代的鄧通們聰明得多了。他們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鈔票的特權，而只慫恿政府銀行去大批增加貨幣供給，用極低的利率來貸款給他們，由他們去使用以購取財貨。其結果也同樣的能以非從事生產所獲的新制貨幣來攫取別人生產的結果，而他們卻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們一筆低利貸款，就遠遠超過漢朝鄧通一輩子可能鑄造的錢。至於他們因此積欠銀行的負債，他們另有一套‘金蟬脫殼之法’來解脫。」這麼巧妙的偷天換日法術，蔣碩傑指明是凱因斯引介出來的，蔣碩傑說：「這一套法術，雖然也未必是凱因斯所發明，卻曾經由他推薦給法國財政局。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政府曾因戰費欠下一筆龐大的公債。這公債的利息與還本，成為法國或政府戰後財政上極沈重的負擔。凱因斯在他當時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經建議：假如他對法國財長藉箸代籌的話，他一定要故意製造一場強烈的通貨膨脹，使物價大幅度的上漲，那麼這筆戰時公債的真實負擔自然也隨之減輕了。我做學生的時候拜讀了這篇文章，深怪這位大師何以竟如此充斥著野狐禪氣息，所以始終對他的理論頗存戒心。」
其實，這種情況迄今似乎也沒什麼大改變，反而可能在「尊重市場」這個美麗口號的屏障下更盡情使用凱因斯傳授之法，畢竟「可見之手」的調節就是「權力」同義詞，怎麼可能舍棄呢？何況指責施用五鬼搬運法容易，但要舉證卻誇誇乎其難也。而2008年下半年開始上演的金融大海嘯也只是歷史重演而已，其根源就是誤解貨幣、濫用貨幣、濫發貨幣，如今也還是紓困印鈔救市當道。近觀中國目前波及百姓日常必需品的通脹。大陸能夠以低廉的原料、人工成為「世界加工廠」、搶奪到他人的飯碗，同時換取驚人的外匯儲備。對內，在拉動內需的名義下，卻高於發達國家零售價對內銷售。
這一漲一降之間背後的社會財富流向，在民眾毫無察覺下，流到哪裡了？
網際網路上有則笑話故事，說一美國人2010年到中國旅遊，用10萬美元兌換了68萬人民幣。在中國吃喝玩樂一年，花了18萬人民幣。2011年他要回國了，到銀行換錢，因為人民幣兌美元升到1：5，他用剩下的50萬人民幣換了10萬美元。免費在中國玩了一年，他高高興興的回家了。這個故事挺能說明問題，用生動的例子講述了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的好處。
但故事還有續集。續集是：一個中國人也有68萬人民幣（10萬美元），他準備用這錢買車、去美國旅遊。他用6.8萬人民幣換了1萬美元，剩下61萬留著買輛奧迪。在美國逛游一年，他發現美國同樣的東西比中國要便宜許多，買輛奧迪A6只要4.5萬美金。2011年他回國之前，叫家人把61萬人民幣也換成美元。因為人民幣兌美元升到1：5，他換到12萬美元，買了奧迪A6還剩7萬五。一年下來，他車也買了，美國也游了，還剩了37萬。
當然，兩個故事在現實中都不太可能。美國人要把10萬美元換成人民幣，美國政府不管，中國政府會特別歡迎；而中國人要把68萬人民幣換成美元，美國政府仍然不會干涉，但中國政府就不許了。中國人即使有錢，在美國買了汽車也不行，越洋運費不說，還要交25％的關稅。
故事歸故事，但故事中的道理，對人民幣匯率、購買力和中美物價倒掛，都有直接的意義。多年來人們發現，人民幣對外升值的同時，又對內貶值。中國百姓沒有享受到貨幣升值帶來的好處，如國際購買力提高，卻嘗盡了人民幣貶值、通貨膨脹、國內購買力下降的壞處。
雖然大陸當局極端的不情願，但迫於西方壓力，人民幣還是扭扭捏捏的小幅升值。但與此同時，國內通脹的壓力持續增大，已經出現了負利率的情況，這導致了人民幣對內的貶值，出現了「內貶外升」的現象。中國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食品價格大漲，通脹加劇，食品支出佔家庭消費的比重（恩格爾係數）上升到40％；9月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在3％到4％之間，而同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只有2％左右。實質上的負利率使民眾財富縮水，而房價泡沫越鼓越大，加劇了民怨沸騰。今年以來，伴隨全市範圍內食品類商品價格的相對走高，城鎮居民家庭食品類消費增幅明顯，特別是城鎮低收入家庭，由於消費能力有限，食品類價格的不斷上漲增加了他們的負擔，影響了他們的生活質量。僅淮安市統計局披露，今年上半年，淮安城鎮最低10%收入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2866.01元，同比增長9.7%。而為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類支出人均1557.84元，同比增長27.5%，食品支出佔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為54.4%，同比上升了7.6個百分點。國家有關部門6月14日公布最新通貨膨脹數字，5月份通脹率按年升5.5%,創34月新高。香港經濟專家則估計升至6%,。
人民幣外升內貶，中外有不同的解讀。人民幣為什麼外升內貶，為什麼處於兩種相反的壓力之下？中國政府說堅持匯率、反對升值的原因是為了就業和經濟穩定，而不是針對通脹和熱錢。海外經濟學家如何清漣等人則認為，是因為中國沒有日本那樣的能力，不能同時應對貨幣同時對外升值、對內貶值，而因為通貨膨脹、人民幣對內貶值已無法扭轉，所以只有拒絕人民幣對外升值這一條路可走。並且，升值對抑制長期通脹的效益，對大陸來說已經於事無補；他們看重的，不是明天會怎樣，而是如何度過眼前的難關。大陸學者則雖然承認人民幣對內貶值的原因是流動性過剩，但他們同時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主因，是美元走軟。另外一種有趣的說法，是人民幣的購買力「內外有別」。
官方經濟學家在解釋「內貶外升」時，顯然有昧良心。他們辯稱說，今天中國通脹率與匯率的關係，與宏觀經濟理論的描述完全不一。有人認為，除了貨幣制度和匯率政策的問題，貨幣發行太多和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泡沫，是導致人民幣貶值的原因；民間資本缺乏投資渠道，蜂擁炒作房地產，也加劇了人民幣的貶值。大陸御用經濟學家在談及人民幣外升內貶、百姓該怎麼理財時說，黨和政府一定會「為人民的利益著想」，關鍵時刻國家會及時出臺相應政策來「保障」。所以，給百姓列出的自保之道，包括把錢存在銀行供富人使用、掙「負利息」等等，因為「存錢總比不存要好」。
外升內貶不是因為人民幣的購買力「內外有別」，而是因為「內外有別」的政策限制了人民幣的購買力，限制了民眾的財富積累。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也必須升值；如果貨幣對內貶值，比如出現通脹，或利率過低、錢不值錢，那對外也應該貶值。鈔票印得太多，貨幣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會降低，對外就會貶值。誰會要一堆越來越不值錢的紙張？！如果對外不貶，就會引起硬通貨的外逃。
外升內貶的存在，是由於對內對外存在兩個價格體系。要保持兩個體系，採用限制匯兌、匯率操控、進出口控制，就可以達到目的。當然，限制兌換就可以控制匯率，控制匯率也必須以限制兌換為前提，兩者缺一不可。當限制兌換、外匯囤聚持續進行，濫發鈔票就不可避免。濫印鈔票是一定會出問題的，朝代終結時，人們看到最多的，就是貨幣貶值、鈔票變成廢紙。外升內貶的結果，是百姓的財富被劫。解決的辦法，是廢除貿易和外匯市場的限制性政策。但這兩個政策都是大陸權貴的利益所在，是控制經濟的要訣，所以他們是不會放棄的。本來就迷信槍桿子出政權的當局，現在更是把軍權緊緊抓到了自己信任的人、紅色貴族的手裡。他們會不惜動用專政的力量，來捍衛經濟的特權。
2010年公布的中國廣義貨幣量，達到68.8萬億人民幣。這是2010年8月底的數。對應的經濟總量是多少呢？目前還只有上半年大陸GDP的統計結果：總量是17.3萬億。下半年GDP還會增長，廣義貨幣也會增長，放到一起來估計，到年底我國的廣義貨幣有可能等於年度GDP的200%上下。這是兩個不可直接比較的量。廣義貨幣是存量，因為貨幣發出去一般不會消失，所有以往發出來的錢，什麼時候都可以拿出來購買商品與服務——除非發生像朝鮮那樣的政府翻臉不認自己發出來的貨幣的大事件；GDP是流量，代表一年之間新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兩者的聯繫是間接的，貨幣別無他用，主要功能就是為商品與服務的交易提供服務，流量與存量之間總有一個合適的比例。
不少發達國家的貨幣指數（即廣義貨幣佔GDP之比），先是由低向高發展，但一般過不了100%就掉頭向下，整體上呈現出一個倒U字的圖形。中國經濟在計畫時代的貨幣指數奇低，非常合乎邏輯；改革開放後，貨幣指數隨市場化進展而上升，也合乎邏輯。但是中國的貨幣指數在1993年過了100%之後繼續上衝，1997年過124%，2005年過162%，目前看依然扶搖直上，還絲毫沒有掉頭向下的意思。越來越高的貨幣佔GDP之比十分詭異。
要理解近年人民幣佔GDP之比持續高升、包括資產市場價格在內的物價總水平屢出險情，有必要從貨幣供給機制與市場化進展兩個方向，分別觀察。在貨幣供給方面，最重要的是從主動超發轉向被動超發。所謂「主動超發」，是指政府迫於財政的壓力，開動了貨幣機器向市場提供了過多的貨幣，即「央行發票子彌補財政赤字」。「被動超發」是指中國正式加入WTO之後，一方面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迅速增強，一方麵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滯後，共同合成了巨額的貿易出超，結果被動地向國內市場投放過量貨幣。以2007-2008年為例，每年的淨出口要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8%-9%，等於像廣東這麼一個大省一年生產的GDP全部以商品勞務的形式出口，但由此形成的各種人民幣收入卻留在了國內。累計起來，僅2005年以後與出口商品勞務脫了節的貨幣購買力就達10多萬億。如此巨大的一個「貨幣缺口」，勢必壓迫物價上漲！另一個方面，給定貨幣被動超發，如果國內市場化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對貨幣的需求是一種水平；如果市場化潛力得不到充分釋放，甚至受到人為抑制，那對貨幣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種水平。經歷了30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繼續市場化的潛力蠻大，從表面上看，大陸市場裡有無數商品供過於求，時不時還有「嚴重產能過剩」的報導；但加上品質的維度，當下仍然有不少商品與服務嚴重地供不應求。例如老百姓對好醫院、好醫生、好學校、好老師的需求與日俱增，但「政府主導」的醫療和教育似乎永遠也滿足不了這些需求。而開放市場、引入民營，政府卻又疑慮重重。
中國大陸還遠遠沒有充分釋放市場化的潛力，由此產生的諸多後果，其中之一就是難以平衡不斷被動超發的貨幣。根據中國大陸改革的早年經驗，比較合理的政策組合似應或動員更多的資源進入市場，以消化源源不斷超發的貨幣；或減慢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須嚴格控制貨幣的超發。
最糟糕的是，既聽任貨幣被動超發、又在市場化改革方面裹足不前。
今天，中國的貨幣老虎越養越大。是貨幣總要拿出來購物，養老虎總要餵它吃肉。今天，人民幣老虎正在對貧困羸弱的人民放肆撕咬吞噬；而它的背後，則是腦滿腸肥、彪悍蠻橫的官府和官員！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