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來，「左」的思想影響滲透到歷史研究領域。其中對辛亥革命及其領導者和某些參加者的歷史作用估計不足，「辛亥革命失敗了」就是一種表現。
「辛亥革命失敗了」，這個流行已久的結論似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判斷一場革命的成敗，只能看這場革命是否完成了當時提出的任務，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提出前人不可能提出、更不可能實現的要求。例如：用推翻君主專制和地主剝削制度的要求來衡量農民革命，那麼世界歷史上一切單純的農民革命都失敗了。可是，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方式，他們不可能提出和實現推翻君主專制和地主剝削制度的要求，只能提出用新王朝來代替舊王朝，或者「打富濟貧」、「均田免賦」之類的減輕剝削的要求。因而，劉邦、朱元璋領導的農民革命，在當時應該說是成功了。他們所建立的新王朝，在一定的時間內起了減輕剝削和壓迫，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作用；以後才逐漸地腐朽起來。西漢末年的赤眉、綠林起義，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隋末的王薄、李密、竇建德起義，雖然起義者本身是失敗了，但這些起義打擊了舊的王朝和豪強地主，促使奪取農民起義成果、建立新王朝的劉秀、曹操、李世民等貴族不能不實現起義農民的某些進步要求。就這個意義來說，當時的農民起義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
拿辛亥革命來說，孫中山先生為同盟會提出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均地權」，就前三項任務看，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輝煌的，甚至超過了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第一階段的革命。正如胡耀邦在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大會上說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以後，不但民國初年兩次復辟帝制的醜劇迅速遭到失敗，而且任何形式的反動統治都不能不以失敗而告終。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政府。從此以後，任何以帝國主義為靠山的反動勢力，不管有多麼強大的武力，最後都不能不由於人民的反對而覆滅。辛亥革命帶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必然引起社會關係、政策法令和思想習慣方面的變化，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就是以封建軍閥和官僚為主體的袁世凱的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也不得不吸收陳其美、張謇、周學煦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運用他們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某些發言權、立法權、行政權，制訂了一些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法令。例如1912年12月，北京政府工商部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條例》和《公司保息條例》；1914年3-4月，頒布了《礦業條例》和《審查礦商資格細則》；1915年公布了《農商部獎章規則》等等。這些法令部分地解除了清朝政府束縛中國資本發展的桎梏，同時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振興實業的規章、法令，也不是北洋政府能夠加以否定的。辛亥革命以後，資產階級建立實業團體、商會和各種杜團辦報紙、辦學校，又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製造了輿論、組織了辦量，培養了人才。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辛亥革命後，我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有了較大的發展。1912—1919年，我國新建廠礦470多個，投資近一億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在1.3億元以上，八年投資相當於過去半個世紀投資的總和。1911年—1913年，註冊設廠的72個，平均每年近37個。紡織業和麵粉業發展最大。紡織業，1913年前，全國共有231廠，資本3254萬元；1920年增至475廠，資本8275萬元。1913年共有紗錠65萬枚，1919年增至117萬枚。麵粉業，1896-1912年的17年問，全國設廠90家，其中民族資本僅47家，佔全部新設廠的52.2%，生產能力佔39.8%。1913-1921年的9年間，全國設廠123家，其中民族資本105家，佔全部新設廠的85.4%，新增生產能力佔新廠生產能力總數的82.2%。從麵粉進出口來看，1912年至1914年每年入超200萬擔以上，1915年開始出超，到1920年出超達300萬擔。火柴業，1911年全國只有30家，1914-1919年增加43家，1920年一年增加23家。重工業也有發展，鋼鐵冶煉業，1914年開始興建大冶等6個鋼鐵廠，1616年上海成立和興鋼鐵公司，1918年開始興建北京石景山鋼鐵廠。採煤業，全國華商採煤量，由1912年的80萬噸，1919年增至330萬噸。1913年使用動力機械的工廠只有400—600個，1921年達到2000個以上。電力業，1892年—1918年，全國共有電力工業81家。其中51家是在1914—1918年問建立的。在運輸業方面，以輪船為例，1913年為13.323萬噸，1919年增加為28.7592萬噸，增加了115%。金融業也發展了。以新式銀行為例，1913年全國共有銀行15家，資本l.1億余元,到1919年新增銀行42家，資本2億余元，增加了一倍。除新設廠礦外，原有廠礦大部分積極擴充，不僅輕工業普遍增加投資，一批手工業作坊也迅速向機器化轉化。1912—1916年資本在萬元以下的公司，約佔公司總數的50%左右。可見辛亥革命後增加的廠礦，中小資本居多。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產業工人的隊伍也壯大了。辛亥革命前，我國近代產業工人50-60萬人，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產業工人發展到200餘萬人，手工業工人達到1200餘萬人。
孫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動，並不是為了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是為了整個中國、整個民族的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一般政治家都標榜自己為國為民，不過他們的為國、為民、是虛假的，實際上只是為了一群、一黨、一個階級的私利。孫中山的為國、為民，卻是像「少女般的純真(列寧語)」。
為了救國救民，在清政府對法、對日戰爭失敗之後，孫中山認識到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足以救亡圖存，由此他建立了第一個反清革命團體—興中會，並積極籌劃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長期在國外活動。西方國家的富強，使孫中山認識到；要救中國，不僅要推翻滿清政府，而且「要建立共和國和發展實業」；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又使孫中山認識到「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由此，他又主張實行「平民革命」和「平均地權」。
辛亥革命勝利之後，由於革命黨本身的渙散、腐化、分裂，沒有認真考慮在革命勝利後如何保持革命政權的問題，但孫中山追求祖國獨立、統一，民主、富強的愛國熱情，促使他不斷地總結經驗，糾正失誤。總之，孫中山一生思想和活動的主要特徵是：由愛國走向民族民主革命，堅決主張推翻君主專制的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由愛國主張進行社會革命，幻想建立一個既有西方資本主義優點又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弊病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直到臨終的時候，他還發出「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熱切號召。
可惜的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十分幼稚和弱小，而且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居於統治地位的環境中生長的，多數不能擺脫舊的傳統勢力的影響，而且只考慮到眼前利益，在革命的關鍵時刻，他們往往遠離甚至反對孫中山這個革命的先進代表和領袖。
辛亥革命的核心和骨幹，是同盟會及其派生的各種革命組織的成員。辛亥革命的同盟者有會黨、立憲派和一部分從清朝政府分化出來的舊官僚、舊軍官。
先就會黨來說。清末的會黨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它的主要成員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工人和無業遊民，特別是同農民有密切的聯繫。第二、它的主要宗旨是「反清復明」或「掃清抗洋」。第二、他們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他們的組織和成員遍佈全國各省，在海外華僑中也有。據文獻記載，清末秘密結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種，其中會黨名目約佔一半以上。當時有人估計流入秘密社會者，「每省不下二十餘萬人」。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起義，從局部地區的抗糧抗租、打富濟貧，到大規模的反清鬥爭，會黨都是一支很活躍的力量。第四、組織渙散，許多成員愚昧落後，甚至有盲目的破壞性。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大多是知識份子。據統計，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會的會員，其出身可考者379人，其中98％是知識份子。這樣大規模、有成效的「秀才造反」，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未有的。這說明：中國知識份子一經同近代的革命思想和科學文化知識相結合，就會變成一支強大的革命力量。不過，單純的秀才造反是不能取得勝利的，不能不發動勞動群眾特別是農民來參加革命，可是當時的革命黨人同勞動群眾缺乏直接聯繫，也找不到發動和組織勞動群眾的先進的形式，不能不爭取和運用具有民族意識的強大的會黨組織，而會黨中的先進分於也趨向於同革命派聯合，並接受其領導。例如；1885年，會黨領袖鄭土良就向孫中山表示：「我雖是三合會的頭目，但我近來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個這樣的人。我覺得你是這樣的人，便跟著你來了。」
會黨在辛亥革命時期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是：1、組織群眾，發動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造成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從1901年到1910年，群眾自發的抗糧抗租、飢民暴動等鬥爭近千次，這些鬥爭有很多是會黨發動的。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四川哥老會發動和組織的保路同志軍。而海外洪門會黨，在募餉籌款方面，也為支持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會黨最大的貢獻，是積極參加了革命黨人領導的歷次武裝起義。從1895年的廣州起義到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幾乎每次起義都離不開會黨的力量。在推翻清朝的辛亥決戰中，新軍和會黨是併肩作戰的兩支基本隊伍。在湖北、雲南，上海、湖南、陝西、廣東等省，新軍起了主要作用，會黨積極配合。在辛亥革命中，如果沒有會黨的支持和積極參加，革命是不會取得勝利的。當然，由於革命黨人自身的幼稚，沒有拿出更先進的綱領與政策，來滿足會黨所聯繫的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要求，並改善工人和城市貧民的生活；也不善於改造會黨中遊民的散漫性和破壞性，以致不能通過會黨加強和鞏固同農民和城市勞動人民的聯繫，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後，一度失掉了農民和城市勞動人民的支持。
再就立憲派來說。辛亥革命前後，民主革命派同君主立憲派之間，經歷了對立—聯合—分裂—再聯合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1897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同立憲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就聯合反清問題進行了會談。康有為堅持「不能忘記今上(指光緒皇帝)」，並在加拿大等處建立了「保皇會」。20世紀初，康有為連續發表文章，大肆攻擊革命派及其綱領。孫中山，章太炎、鄒容等革命黨人，以鮮明的民主派的立場，同君主立憲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為辛亥革命做了輿論準備。從1903年到1911年的君主立憲運動，以清政府建立皇族內閣，驅逐和逮捕某些立憲黨人而告終。皇族內閣剛剛登場就悍然宣布各省所有鐵路干路一律收歸「國有」，其實是以「國有」之名將路權出賣給帝國主義。立憲派在《宣告全國書》中宣布「希望絕矣」。武昌起義的勝利，促使大部分立憲黨人歸向革命，減少了革命的阻力，助長了革命的聲勢，加速了革命的進程。同時，他們也進行爭奪權力，排擠和殘害革命黨人，誘脅部分革命派向袁世凱妥協的活動，既有功勞也有罪過。從南京臨時革命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革命派同立憲派又圍繞著反袁還是擁袁這個問題，由聯合走向分裂。直到袁世凱稱帝時，革命派和立憲法派再次實行成功的聯合。
至於清朝政府的舊官僚，就其總體來說，不能作為革命黨人的同盟者；但在革命高潮下。確有少數官僚分化出來，歸向革命。這裡舉出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在革命黨人槍桿子的威脅下被迫參加革命的黎元洪，另一個是經袁世凱同意參加同盟會的唐紹儀。有些近代史著作把黎元洪看作「反動勢力的代表」，斥之為「反革命」；把唐紹儀看作「混進革命隊伍」的人。
辛亥革命前，黎元洪是從來與革命無緣的君主派，是滿清統治集團中的一員。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由於革命黨的領袖都不在武昌，用槍桿子強迫黎元洪擔任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一再逃避和推諉，直到10月3日下午才在都督府的會議上表示：「我前天未決心，昨天也未決心，今天上午還未決心，這時是己決心了。無論如何，我總算是軍政府的人了，成敗利鈍，死生以之。」此後的黎元洪，既有大功，又有大過，但他忠於共和制度的態度，可以說是「死生以之」了。在清軍進攻武昌的時候，黎元洪雖經過動搖，但最終在革命黨人的推動下拒絕了袁世凱實行君主立憲的誘降活動，組織力量，奮戰40天，保衛了首義之區，為各省的獨立創造了條件，促進了辛亥革命在全國範圍的勝利。黎元洪為革命立了大功。
袁世凱竊取政權之後，黎元洪為了維護自己的權位，加上他的政治傾向同袁有共同之處，積極充當了袁世凱剿滅革命勢力的邦凶。「二次革命」後，他又積極配合袁世凱向革命軍發動進攻，扑滅了革命火焰，這個時期，黎元洪有大過。「二次革命」後，袁世凱段祺瑞南下武昌，迫黎北上。黎元洪一入都門，就被迫幽居瀛臺，毫無實權。後來袁世凱帝制自為，想利用黎元洪作工具，黎堅辭付總統和參政院長的職務，拒受「武義親王」的封爵，堅決反對帝制。在張勛復辟時，黎元洪又以大總統的名義下令討伐。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兩次任大總統，在北洋軍閥控制下，他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但他主張制定憲法，主張軍民分治，反對軍閥割據專權，他個人又致力於投資興辦實業。就其主要的政治觀點、政治態度和經濟活動來看，他基本上屬於共和派。黎元洪一生，由君主派轉變為帶有封建性的共和派，功大於過。
唐紹儀，原來是清政府的郵傳部尚書，是袁世凱的親信，是代表清政府和袁世凱同南京革命政府談判的特使。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首任內閣總理，並同意他參加同盟會，本來是袁企圖控制內閣也控制同盟會的一箭雙鵰的陰謀。可唐紹儀參加同盟會以後，就接受和堅持了革命派的立場。唐奉袁命向六國銀行團商洽借款。銀行團提出了監督中國財政和軍事開支的蠻橫苛刻的借款條件。同盟會和人民大眾堅決反對。唐紹儀頂住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的壓力，斷然拒絕了銀行團提出的喪權辱國的條件。這時又發生了王芝祥事件。接近同盟會的王芝祥任直隸都督，本來是袁世凱、唐紹儀與同盟會達成的協議。當王芝祥到北京後，直隸的五路軍隊突然通電反對王芝祥。針對北洋軍閥的陰謀，直隸各民眾團體紛紛通電擁護王芝祥。袁世凱一面壓制直隸各民眾團體的公意，一面改委王芝祥為沒有實權的南方軍隊宣慰使。唐紹儀對於這個委任狀拒絕付署。袁世凱公然破壞《臨時約法》的有關規定，發出未經內閣總理付署的委任狀，唐紹儀憤而辭職出京。後來，唐紹儀在南方還參加了反對北洋政府的鬥爭。唐紹儀晚年幾乎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利用，但並未構成賣國行動。
總之，對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黨人及其同盟者，都要按照當時歷史條件具體分析。
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其意義在於將中國面對19世紀中後期以來的生死存亡挑戰，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自1842年的鴉片戰爭後，遭遇世局巨大變化的中國，便一直在找尋著出路。從完全否定西方、到「中體西用」、再到引入西學與變法維新，最終到全面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動，所代表的是對於出路的急切摸索和嘗試。
以政治體制與統治的正當性而言，中國所遵循的是「天命」與「文化」（二者合為「王道」）的思維。這與西方近代政治革命後所出現的以「權力歸屬唯一」的「世俗最高主權」之政治思想，是極為不同的。孫文曾謂，中國人沒有國家（集體）概念、如同一盤散沙，其實其內涵正是中國自古以來即不存在這種「歸而唯一」的主權國家概念。這一「主權」觀念，是在百年前迭逢挑戰的過程中方才逐漸產生。史學家史萊克曾做過一項研究，他對「清季外交史料」進行統計，發現在1875年到1894年間，「主權」二字平均每百頁只出現一次；1895到1899年間平均每百頁出現2.5次；1900到1901年間每百頁8.8次；1902到1910年間每百頁達22次，便是即為顯著的證明。而以經濟論，中國傳統之經濟皆以需求之滿足為其目標，這固然與過往之生產技術不發達有關，但生產技術不發達其實也是某種特定的思想與經濟制度所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卓然成家的翁之鏞便以「農業文化與無為而治之相得益彰」，一語道破中國古代經濟之特點。然而如此之「相得益彰」卻在西方物質文明衝破生產力的桎梏而快速積累，並向外強力尋求市場的衝擊下，面臨了難以為繼的困境。
在百年前政治與經濟的兩大挑戰之下，中國的回應過程大抵上逐步「向西看齊」，辛亥革命便可說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標誌點。在辛亥革命後所建立起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就是在面對西方「主權國家」的進逼與挑戰之下，所做出的政治回應。而自此，中國的政治核心概念，便從「天命」轉向了「權力」。同時，在經濟上，也開始以西方的物質文明發展為仿效之對象，孫文的《實業計畫》、《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可以作為這一努力的標誌。也因此，以小農為根本、無為為涵蘊的需求經濟，便讓位與不斷追求更高物質生產、從而征服自然的西方經濟制度。
然而，辛亥革命也只是這一因應挑戰的過程之一，雖然它可以作為一個標誌。自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所面對的挑戰並未稍減，在某些方面來說，甚至可能更為嚴峻。辛亥革命後的分裂與紛擾局勢，使得「列強」更能運用不同軍、派閥間的矛盾，牟取更大的在華利益，甚至演變而為私相授受。這樣的趨勢，愈使當時期望國家富強的中國人耐性漸失，並轉而益趨激烈。1919年巴黎和會中對於戰勝國中國權益的重大犧牲，終究點燃了怒火。五四運動的爆發對於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過程來說，是一個激進化的新顛峰；當時的知識份子意圖徹底的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而馬克思主義在此時的引入，更開啟了中國未來的黑暗命運。
近代西方文明雖以「權力」和「征服自然」為其特點，但兩千年的基督教文化對於現世行為的約制，仍發揮了一定的力量。然以無神論為其基底的馬克思主義，卻在毫無約制的情況下，將西方文化中「權力」與「征服自然」這兩大要素推到了災難性的極端。在馬克思主義的主張中，「鬥爭」與「暴力」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而迷信人類科技力量將無限成長而必能解決一切問題的「進步論」思想，更使得其信仰者不斷的破壞自然。
1949年大陸建政。大陸意識形態所代表的，是徹底毀棄中國傳統文化之後所造就的極端罪惡，經歷了對於中國文化刻意而殘酷的毀壞後，以更進一步的邪惡手段，將黨文化附身於僅存其形的「中國文化」軀殼之下以迷惑世人。
但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民主革命，而不是一次失敗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