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一位65歲的老太太張蔚明，因要求政府對知青進行賠償，被判刑三年半。
上個世紀的60年代，上海10萬知青以支援邊疆的名義遠赴新疆，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當時有部記錄片《軍墾戰歌》，對新疆知青的生活竭盡美化之能事，一時間造成很大影響。這部影片的插曲，至今仍被唱紅歌的人奉為經典。
事實上，和全國各地的知青相比，這批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命運最為不幸。勞動的繁重，生活的艱苦尚在其次；最不幸的是，到了70年代後期，全國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潮，絕大部分知青都以這種那種名義回到城市，唯有這批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仍然被留在新疆。官方的理由是，新疆地處大西北，經濟上有待開發，戰略地位重要，需要知青留在新疆；另外，上海人口壓力太大，無法安置那麼多返城知青。
知青們也舉行過多次抗爭，集會，罷工，絕食，臥軌，但是都遭到壓制。在80年代中期，還有近兩萬名自己返回上海的知青被趕回新疆。直到90年代中期，這批知青，大約有3萬多人，才被允許返回上海。這時，他們都已經年過半百了。回到城裡，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很多人得不到上海戶口，沒有退休金，更談不上醫療保險和住房。
張蔚明和她的丈夫就屬於這個群體。過去8年來，張蔚明帶頭維權，一方面聯絡其他相同處境的人，自助互助，另一方面向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給他們經濟補償。今年4月，上海警方逮捕了張蔚明。上週二，有300多名張蔚明的支持者舉行抗議，警方竟然出動200多人打壓。上週三，上海當局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判處張蔚明三年半徒刑。
當我獲知這個消息，十分憤怒，也十分悲傷。記得在2000年，在美國大學任教的陳意新博士發表了一篇論文「從下鄉到下崗」。作者在敘述了知青一代充滿不幸的生活之後提出，這一代人應該得到補償，「不僅因為國家的政策對他們一直不公，還因為他們不成比例地承擔了革命與改革的社會與經濟成本」。陳意新教授說，國家至少應該為他們建立社會保障基金，使他們能過上小康生活。
作為曾經的知青，我當時就寫了篇文章呼應。我說，我當然支持陳意新教授的這一主張，但我懷疑，中共當局會採納這一主張嗎？
事實證明，就連我這個悲觀的預期都未免還是樂觀了點。當局豈止是不給知青一代補償，他們甚至還要把張蔚明這樣的老知青維權人士抓起來判刑。
依我之見，當局之所以拒絕給知青補償，是因為他們知道共產黨欠賬太多。給去新疆的上海知青補償了，其他知青呢？還有千千萬萬以別的名義下放支邊的呢？右派呢？資本家呢？地富以及他們的後代呢？還有幾十年來一直被剝奪的農民，國企改革時被一腳踢開的職工。共產黨欠賬太多，豈止是上海知青。
這不只是錢的問題。政府不缺錢，政府富得流油。這是政治問題。政府賠償意味著政府認錯，都賠償了，等於承認自己都錯了。怎麼還能以「偉光正」的旗號繼續專政呢？
同樣的，像張蔚明帶動的知青索賠，以及右派索賠，地富後代索賠，以及各種維權運動，他們要求的也不僅僅是金錢，更重要的，是尊嚴，是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