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
「文革」我個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當時正在「批林批孔」，邏輯越來越荒唐，於是想到領導人年紀大了，糊塗了，這就打開了一扇窗：過去遇到想不通的問題，認為領導總是對的，便努力說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錯之後，便可以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了，這扇窗一打開，就不再能關上，從此心中逐漸亮堂，也就是自我啟蒙。
「文革」時，遇羅克寫了《出身論》，我內心很贊同，但不敢說，等判決結果下來後，真是很害怕，幸虧當時沒說出來，不然的話，我不也可能被槍斃了？「文革」 時最害怕，因為誰都可以揪你出來，大家爭取留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到後來，對於極左也就接受了。
今天很多年輕人認為，那個時代更平等，表面上看平等，因為大家都窮。實際上並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隨時可能被處理，就算沒受衝擊，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權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鄉下，遠離權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時幹部和國營工廠的工人有免費醫療，可農民沒有，我們下去的人中有的學了針灸，老鄉排隊來看病，稱他為「神醫」。那時各大醫院的名醫都被打下去勞動，讓護士開藥方，可首長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從來不找赤腳醫生，他們會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醫，其實他們每個人的周圍本來已配備了小醫院。
大家確實很樸素，高級幹部穿著也很樸素，衣服破了打補丁，有的還坐飛機到上海找專門的裁縫打補丁。
「解放」後，宣傳個人道德，拔到一個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個人完全「無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沒做好榜樣。此外，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政治標準放在了第一位，搞 「階級鬥爭為綱」，常識中的道德標準服從政治，一個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說了錯話，那麼什麼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個人政治正確，哪怕他男盜女娼，也沒人管他。許多勞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範，可後來說成是保守派、修正主義，是「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結果一樣挨整。總之，只要跟對人、站對隊，就可以無所不為。當年的鄉紳，做了那麼多慈善事業，反而成了他們的罪名，說明他們虛偽、麻醉人民的鬥志，好事幹得越多，罪過也就越大，在這樣的氛圍中，道德環境自然會受到傷害。「文革」結束後，在商業大潮的衝擊下，一切向錢看，又使我們的道德基礎進一步滑坡。
輸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輸出腐敗文化。在有些國家，確實有不少中國企業家把國內的做法搬到了國外，賄賂當地官員，搞權錢結合，造成了不良影響。上世紀70年代，美國也出現過類似如何處理與某些新獨立國家做生意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政府控制的企業多，賄賂成風。美國面臨要不要「入鄉隨俗」的問題。最終經國會討論，達成共識：如果聽任這種行為氾濫，則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商業倫理將崩潰，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敗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書面承諾，不行賄，並接受調查。這時與中國還沒有關係。美國公司在進入中國市場時，也受《海外反腐敗法》約束，但是中國生意大，如果因為反腐敗而在競爭中失利，損失太大。他們又經過討論，還是堅持反腐敗法的原則，但稍有放鬆，比如為了催一個批件，請客吃飯不算是腐敗，外企中很多是中國本土員工，他們會想一些辦法。總部雖然年年照例查，但對有些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前幾年有一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行賄，被自己國家查出，金額達200萬，可我們只承認2萬，也許是雙方標準不同，也許是我們不願深究。凡此種種。我們輸出什麼文化呢？抬出孔夫子來救不了我們。
佔領華爾街很正常
這在美國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內。美國代議制民主框架分幾層，當體制內層面的調整機制不夠時，群眾運動便會起來加以補充，這是自發的。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老百姓早該上街了。肯尼迪當年曾利用「向華盛頓進軍」向國會施壓，從而通過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紀60年代席捲歐美的左翼風潮，也曾極大地推動了社會改革，對於這些國家來說，這並不奇怪。其實美國人並不太在乎貧富差距，但是他們對失業率更敏感，因為失業率事關尊嚴，一個下崗白領領救濟，這很丟面子。特別是感到競爭規則越來越不公平。美國資產者從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卻沒有惠及老百姓，因為資本可以流向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從而削弱了本國勞動者討價還價的能力，再加上華爾街金融大亨們的投機，受損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當然不滿意。至於這場運動的結果是否會推出必要的改革，還有待觀察。不過無論如何不能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運動，就證明我們制度優越，不需要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