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一旦新聞成為政治的女僕，新聞人拋棄客觀、公正立場，而為政客驅使，新聞就成了謠言的散發地，政治運動的催發劑。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針對文化的殺戮，也是針對文化人的殺戮。當年，在1950年，針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揭開整肅知識份子之序幕，1957年「反右鬥爭」的倖存者們，如周揚、舒蕪等無一倖免被文化大革命所打倒。
毛澤東親自樹立了新的文化權威與輿論操控者。戚本禹1965年12月8日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攻擊翦伯讚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毛澤東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成為毛的筆桿子，姚文元和戚本禹紅極一時，人稱「南姚北禹」。
文革前的普通新聞人
姚文元父親是翻譯家姚蓬子，和胡風是朋友，姚文元也算是胡風的弟子。他21歲時，恰逢自己崇拜的胡風受到全國性大批判，父親也被牽連，他也被調查。我們無法探知這突如其來的風暴，在他年輕的心靈引起了什麼核融合，1955年，他寫了批判胡風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限》，發表在《文藝報》上，文藝觀、歷史觀已經完全「毛化」了。他在《萌芽》雜誌、《文藝月報》任過編輯，《解放日報》任過編委。
戚本禹是一代名將戚繼光的後人，與姚文元相貌平凡，氣質如收舊報紙的人不同，戚氣度磅礡，作風凌厲，在「對反對派」進攻中，早有「戚大帥」之稱。戚繼光篤信佛教，曾為陣亡侍衛念誦佛經，使之超度。而戚本禹極度崇拜的人是毛澤東，他十九歲進入中南海，聽說毛讀什麼書，一定想法設法弄得研讀，並做筆記，自稱為毛的「弟子」。曾在《紅旗》雜誌任歷史組編輯組長。
文革中的輿論推手和造勢者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受毛澤東之命，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揭開文化大革命大戲的序幕，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調。
戚本禹1966年後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成為毛澤東、江青的秘書。1966年第7期《紅旗》雜誌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4月1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登。從此為針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調。有人指稱他曾暗示、鼓動中央辦公廳造反派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朱德，並指使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批鬥。升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
姚文元任《紅旗》雜誌總編，1970年接替倒臺的陳伯達主管意識形態，參與組織了批林批孔和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政治運動。是「池恆」等御用寫作班子主管。
罪犯與反革命
在中國大陸的搜索網站百度，關於姚文元的人物簡介第一行是這樣的：姚文元（1931.12.11－2005.12.23），資深反革命成員。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犯有領導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和誣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早在1968年1月，行為嚴重出位，一路「衝擊」、「砸爛」的戚本禹，在毛同意下，被隔離審查，並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6年出獄後在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
歷史過程像誇張的戲劇，是非被顛倒，再被顛倒。但千古自有公論。姚文元在法庭上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他是「四人幫」唯一活著走出監獄的人。戚本禹在18年監牢生活後，對「偉大領袖毛」，崇拜不變，表忠不改，寫了《戚本禹談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要證明自己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忠於毛的人。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