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教育官員、大學領導的任免由上級決定，而他們的上級又不是這些大學的直接或間接受眾時，各大學「跑部錢進」得來的教育經費如何花才對大學領導自己最有利？
對任何國家來說，未來核心競爭力是源自人力資本，特別是創新、創業人力資本，而大學是人力資本的培育基地。可是，這些年一談重視大學教育、科研和培養世界一流大學，一般是大學經費增加，隨後是各大學大興土木，教學與科研卻很少改善。
為什麼中國大學喜歡把經費首先用於蓋新樓，而不是真正用來提升科研？差大學更應把資金用於辦學，可越差的大學越喜歡有錢就蓋新樓！
政府出錢，卻難以判斷教育質量好壞
除少數情況外，中國的大學都是政府出錢辦的，北大、清華、人大、復旦都如此。政府補貼，特別是在大學科研上的投入，仍是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大學體系裡，付錢辦學的、提供教育的和受教育的在本質上仍是三個不同方。具體講，決定給北大多少經費的是教育部、財政部、發改委官員，不是北大學生、家長和校友。
北大學生、家長和校友是北大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他們當然比一般群體更知道北大教育是否值得，作為顧客，他們比別人更能評估北大的教育績效。但掌握大學資源配置權的不是這些「消費者」，而是政府官員。這些官員和受教育者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大學所在地離教育部、省教育廳的地理距離越遠，或一個大學在這些政府部門裡越沒有校友和親朋好友，這種信息不對稱就越嚴重。於是，哪個大學在教育部裡做官的校友越多，該大學得到的資金配置相對越多。
總之，當教育科研經費主要由政府部門而不是由受教育方配置時，資源配置錯位、低效，就不足為奇，因為當受益方跟付費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過於嚴重後，官員的資金決策不可能是基於大學的實際績效，而是基於其它不太相關的因素，包括權力尋租、權力關係。
一些人會說：美國不也有州立大學？美國的確有加州伯克利大學、加州洛杉磯大學等有名的公立大學，英法德日也都有很好的國立大學，但有一點基本公認，就是美國大學教育總體好於歐洲、日本，在美國，私立大學普遍好於州立大學。美國大學，尤其美國私立大學，是中國及其他國家家長的首選。所以，不管在西方國家還是中國，由官員們代替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分配經費，不是最合適的安排，最終導致資源配置跟各大學的教育科研績效脫鉤，真正好的大學不一定能得到更多經費，不好的、有權力關係的大學反而經費用不完。
讓大學教育受益者決定資源配置
更重要的是：誰來評估、監督教育部官員的業績？誰有權評估他們的所作並能解除他們的職位？這是決定教育部官員以及大學領導們到底會花錢支持學問還是追求形象工程的關鍵。
以美國為例，除軍校等之外，美國沒有聯邦公立大學，只有各州辦的州立大學。聯邦政府不辦大學，而是留給50個州自己辦。如果聯邦政府辦公立大學，在聯邦教育部官員跟3億公民（即受益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會遠遠高於州政府教育官員跟本州幾百萬公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因此，雖然州立大學問題很多，教育資源浪費、濫用程度也嚴重，但畢竟少於聯邦政府辦學可能引發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州政府投入各大學的經費由州長、州議員和教育官員們分別提案投票決定，而州長、議員甚至教育官員都由公民直接投票選出，不是由總統或任何上級官員任命的。由於州立大學絕大多數學生是本州公民，他們是大學的直接受益者，他們的親戚朋友是間接受益者而且也基本都在本州生活，所以，掌握教育資源配置權的官員跟州立大學受益者之間的距離不至太遠，兩者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被盡量降低。民主選舉制度迫使州府官員對教育受益者負責，也時常被教育受益者評估、監督，甚至被後者開除。比如，如果州政府官員、州立大學官員把太多錢用於形象工程，如果教育科研沒有績效，州長、州議員、州教育官員可能被公民選下臺。
中國掌握資源配置權的教育官員、大學領導都由上級任命，不是由各大學的學生、校友和他們的親戚朋友選舉產生。後者基本沒有發言權。當教育官員、大學領導的任免由上級決定，而他們的上級又不是這些大學的直接或間接受眾（因此難以對「教育科研」的好壞做第一手判斷）時，各大學「跑部錢進」得來的教育經費如何花才對大學領導自己最有利？
一種做法是把經費用於改善教育、提升學術研究。但是，教育和學術研究本身的「好與壞」、「多與少」難以測度，而且好的教育科研要許多年才能體現出來，需要的時間超出大學領導的任期；另一方面，即使真的把教育科研做好了，掌握大學領導行政級別大權的上級也難以知道。大學領導真這樣做，會顯得很傻，因為這對他的升降沒有好處。
對教育官員與大學領導更好的做法當然是蓋新樓，領導一看就知道書記校長任內是否做了貢獻。這種「業績」讓上級對自己的上級交差時也更容易，這些便利是無形的教育科研不能比的。
當然，北大、清華、復旦這些老牌大學的歷史地位高，校友在教育官僚體系的多，它們需要通過高樓大廈向上級證明自己成就的必要性要低一些。他們可以把更多的資源投入教育科研。但其它大學，尤其是二三流大學而言幾乎沒選擇，只能更多地通過高樓大廈及其它有形物來表現業績，否則就難以得到該有的教育資源。這是這些大學的生存之道，更是校領導的官場之道。
無形無樣、不可測度使得教育科研這種服務業很難組織，不易安排，只有通過民主問責制縮短教育資源配置者跟教育受眾之間的距離，讓教育官員受到作為教育受益方的公民選民的直接監督評估，才能減少公立大學所可能出現的資源錯配。如果大學領導只對上級負責，大學必然會把資金往取悅上級領導和上級領導能看得到的形象工程上投。
當然，即使讓決定教育資源配置的官員受到公民的直接問責，通過公民選舉任免，那也只能減少教育經費的錯配。只要大學經費由政府官員決定，由於「花別人的錢不心痛，花自己的錢才心痛」的根本人性，浪費和錯配無法根除。由於公立大學體系從根本上擴大了教育受益方、教育提供方和教育付費方「三方」之間的距離，惡化三方間的信息不對稱，因此，人們對目前大學體系很失望，就不足為奇。
解決辦法大致包括兩種：一是給公民子女發教育券，由學生自己和家長選擇學校、決定教育經費的投向，讓教育的付費方和受益方盡量合一，以此減少付費方和受益方為不同人時所帶來的效益損失；一是允許並鼓勵私人辦大學，給私立大學同等的權利和辦學自由，避免「花別人的錢不心痛」所帶來的資源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