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艱苦生活，農民工異鄉的辛酸刻劃在點點滴滴的民生事中。
9年的牢獄生活，使我和外界脫了節。獄中所能見到的黨報黨刊都說外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GDP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長，賬面計算的總值，據說超越了小日本。數字變化之快，讓中國老百姓和老外都有些不大跟得上，以至於我在獄中都能聽見「被增長」的不滿聲。
在獄中我已知道，有一條新建的高速公路經過我的家鄉，據說給沿線鄉村帶來了巨大改變。從安康城到我家，走的就是這條公路。巨大的水泥長龍的確令人驚嘆，穿山越嶺，橫貫秦巴，但它卻是如此冰冷，寬闊華麗的道路上並無幾輛汽車行駛——它們的過橋費能支付得了一路的照明費嗎？很快，我的目光為沿途兩側山上的白色房屋所吸引。有許多房屋是我從小所熟悉的，它們原是土牆石板房，如今清一色刷成白色，好看了許多。但如果離開高速公路，稍稍轉個方向，山的側面、背面的土牆石板房依舊是原來的色彩——土黃色的牆和黑灰色的房頂。詢問其故，鄉人告訴我：「高速路通車時，聽說省長一路視察，說兩邊山上的房子黑乎乎的，不好看。隨後下邊的幹部立馬就動起來了，要求高速路兩邊，凡能看見的房子全刷白灰，每戶給補助四五千塊錢。不刷不行啊，反正上邊補錢，就刷嘛。」有農人對我說：「嗨，修高速路佔你的地，你要錢，幾年也不一定給。可是要刷房子啊，領導一發話，一個晚上錢就到。」
修建高速公路，就像城市裡的舊城改造新城開發一樣，光輝嶄新的建築背後，掩藏著無數土著居民的眼淚與鮮血。高速路建成了，許多農民還在為被強佔的土地打官司，實在經不起官司煎熬的，只好把痛苦深埋心間，用憤怒的目光「欣賞」光輝大道或仰視看不透的青天。當地人說，修路期間，承包商將手下成千建築工組織成打手，以暴制抗、以暴制農，專門對付不同意征地的農民。面對拳頭，農民只能眼巴巴看著自家的肥田沃土被鏟車夷為大道。散落的農民，怎麼可能是集體打手的對手！我一位親姨，兩口子就不同意征地，結果夫妻雙雙被打得好幾個月起不來床，水田照樣被鋪成了水泥路面。相對而言，城市的所謂暴力拆遷算什麼，文明多了。
當地政府除了刷白土屋，還動員沿線農民從山上遷到大道兩側。照理這是個好事，但政府將之當成了生意來做，3萬塊錢征來的地，每畝規劃成六七套房子，經過開發商，轉手幾十萬賣出去。商人賺一頭，政府賺一頭，吃虧的只有山農——誰叫你老祖先瞎了眼，把你生在這鳥不拉屎的山旮旯裡？征地搞移民點，和修高速路一樣，又是一次公權暴力行為。我們村每家農戶也就一兩畝地，一家好幾口子，地征了，給三五萬塊錢夠吃幾年？吃完了怎麼辦？農民問幹部，幹部不吭聲。紅章子一蓋，地已不是你的了。
山區裡，政府賺的少多了，一畝地劃拉下來頂多十幾萬。但城邊、平川地帶可嚇人了，安康市漢濱區江北一帶、七里溝一帶，說是6萬塊征一畝地，政府一轉手90多萬賣給開發商。開發商賺多少先不管，政府首先是賺暈了。不知為什麼，地在農二哥手裡咋整也不值錢，可一到政府老大哥手裡，土雞變鳳凰，會下金蛋銀丸子，立馬大賺！你得佩服政府，政府就是有「生意頭腦」，就是「能幹」。俗話說無商不姦，可咱們政府比商人還厲害，那當然就比商人更姦，是最厲害的「漢奸」！房價為什麼高，就是高在「漢奸」手裡。
官自然比商更姦。我們鄉有位領導，高速公路要過境此地，自然得留點買路錢給他。對高速公路公司而言，這點好處可以用「點」來形容，算不得什麼，可在窮鄉僻壤之地的小官、小民眼裡，那是了不得的肥油，誰都想沾點兒，沾不到就告。告得多了，上面得查查。飄來飄去查了許久，終查不清楚那些小學生都認為簡單的問題。反倒是這位小領導，你查你的，我干我的，將兒子也安排到高速公路公司收費站——收錢！收費站是個流油的地方，老百姓燒八輩子高香也是謀不到的，但領導可以，他們的兒女不需要任何本事，只要生有屁股和爪子即可勝任。據說，小領導的兒子明面的月薪即高達7000元，而當地公務員明面的工資才3000元，普通農民大概每月400多元人民幣——這是官方統計，實際情況是許多農民一個月一個幣的收入也沒有。
官當然比商更姦。我一位中學同學，瞅準修建高速公路的千載難逢時機，不知通過什麼高層關係，居然買下一條河的採沙權，從中賺取了上千萬利潤，從而成了我同學中第一位，迄今也是唯一的一位千萬富豪。千萬富豪在安康也沒幾個。不過，壟斷整個一條河的採沙權，賺得千萬票子，理應不算太過分。這其中，如果不分些給授權人，那才叫過分。但是，大家都只知道商人賺了一千萬，並無人知曉授權人是誰、賺了多少。隱形飛機是最厲害的飛機，隱形老闆當然是最牛逼的老闆。中國無數的奸商，背後的隱形老闆都是共產黨的人。
奸商在發財，奸商的老闆也在發財，可普通老百姓依舊在苦著。例如醫保，它保不了大病，保不了窮人。我去山上買土雞蛋時，認識了一位叫方倩倩的可憐女孩，她17歲，初三沒畢業就因嚴重的風濕病輟學。她家住在高山頂上，人跡罕至，破舊的土屋牆上，貼滿了她的各種獎狀，顯然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並且還是山民中少有的美麗女孩。山路又陡又遠，她的腿無法長時間站立，當然就無法走路上學了。她有位小侄女，五六歲，用山農的說法，才三泡牛屎高，每天卻也得上下奔波這條陡峭艱險的山路，去遙遠的學校唸書。每回看到那麼小個女童悠悠地爬行在長長的山路上，我都想哭。方倩倩就是這麼從小學爬到初三的，前後9年時間，直到風濕病讓她爬不動為止。
我白痴般地建議她的父母去找學校或鄉政府，他們說早找過了，跑斷腿也是白跑。她家唯一的收入，除了賣雞蛋，就是來自她打工的哥嫂。但面對這個吃錢如喝涼水的病，她的哥嫂拒絕繼續供錢。斷了錢，方倩倩就得斷命（不能在她面前提她的病，一提，她大顆的眼淚就滾落出來）。我白痴般地問當地一位新聞界人士，是否可以藉助媒體發布求助信息，那位人士——我的胞兄——說根本不可能，這事有政府管。但政府遍地都是，管她的人在哪兒？我又白痴般地打電話給我的一位商人同學，請他相救，商人同學支吾其詞，說得考慮。我又白痴般地去安康論壇、安康吧、百度吧發帖，呼喚網友們相助，誰料，我的帖文如何也過不了網路審查關！奇了怪了，我至今也不明白，為何這樣的網文也過不了黨的網路關。我心裏悶啊，這是個什麼國家！倩倩哪，沒誰理我，沒誰理你，咱們認命吧。
再如低保，在鄉村，那是個爭破頭的雞肋。每月五六十塊錢，一個村才十幾個名額。而一些有關係的人還要往裡面插一腿，害得窮老農們滿山上跑人戶，爭取大家支持、投票。而實際上，投個屁票，村幹部、鄉幹部私下早就定了。我的一位老表哥，70多了，中風不能說話，家裡困難得看不起病。老表嫂四處苦求，希望能為丈夫爭取到每月五六十元的低保，可苦求苦奔了幾個月，到頭來還是一場空。那段時間，我時常看到她那一頭凌亂的白髮在風中、在鄉間晃蕩，一張苦瓜般的滄桑老臉總在路上茫然張望，希望發現一根可依靠的稻草。
養老保障農民沒份兒，政府僅星星點燈般地欽點80歲以上的老人，且每人每月也僅五六十元錢。米價都漲到兩塊了，五六十元錢夠什麼？有幸得彩的老人若全靠這個錢過生活，只能吃糧，不能吃菜，更別想什麼肉啊蛋啊的，滾蛋吧。再說，在鄉村苦日子裡煎熬的農人，能僥倖撐到80歲以上的，能有幾個？共產黨算準的就是這個。有的老人說，我都苦熬到80歲了，還能活幾年？那個錢要不要無所謂了。但還真有「有所謂」的。一位姓方的前村幹部，我該叫太外爺的，實應到這個歲數了，可村上登記的書面年齡尚差1歲。老人家於是被折騰得山上山下跑了好多回。80歲老人行路如一根風中草一般，卻要在方倩倩爬行的山道上上下奔波，為那每月五六十塊錢的恩典，辛苦先不提，首先是危險。但是黨考慮到了他的危險嗎？或者說，黨的幹部們在乎他的危險及辛苦嗎？
這年冬天，陝西全省（其它地方我不知道）公務員、教師等大幅漲工資，安康普遍漲40%—50%！嚇人不嚇人？2000塊馬上變成3000塊；刺激不刺激、高興不高興？黨的人全都皆大歡喜，刮來的錢，有福同享，怎會不高興，如同綠林、響馬，開路劫財之後自然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啊，那些貧病者在土屋裡、診所裡呻吟，他們的收入誰給增加？看上帝吧。可是《馬太福音》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黨正是這麼干的呀，錢花不出去了，就給自己政權體系的人復加，美上加美；體制外老百姓，不是自己人，為什麼理他！
中國的社會保障一直是一個讓我恐懼的事情。2002年，在獄中時，驚聞36歲的二哥去世，我便為他兩個年幼的孩子的生計深切擔憂、恐懼。我真正意識到社會保障體系對平民百姓的至關重要，可是我們國家沒有。那時我想，如果每個鄉村老人或極貧困人口，每月能有200元的保障，該多好啊，那該是一個多麼和諧、幸福的社會。但，黨的「和諧社會」只是口號而已。之後，黨的年財收已達10萬億，我還在做這個窮人的幸福夢。我想，每個年過60的鄉村老人和極貧困的人，每月若能補濟500元，那該是多麼幸福的鄉村和幸福的國家啊！可是，國家和鄉村依舊不幸福，並且是很不幸。
我們再不厭其煩地談一回豬肉的問題。豬肉現在是中國物價漲跌的晴雨表，其實它也是社會公正的晴雨表。出逃前，有一段時間我住在一個堂外甥的出租房裡。外甥24歲，正是當年，能吃能睡。他做裝修工，在城市農民工裡，算不差的那種。但他吃不起肉，因為他月收入僅1000元多一點兒，而豬肉每斤11元，11元買的是次的五花肉，好點兒的豬肉每斤要12元以上，瘦肉更貴，他怎麼捨得吃？因為我這個年輕的長輩來了，他忍痛割了1斤，卻吃得我心痛得彷彿那肉是從我身上割下來的。我從未想過民工吃不起肉的問題，因為我家境況尚可，於是我從自己家給外甥拿了幾塊肉去，但他又因為要去另一個鎮子奔命，竟沒顧上吃。
說到這兒，我又要為「農民工」這個破詞兒抗議！憑什麼對同樣的工人，分個城市的、農村的。農民賣給你們的菜、糧、肉、蛋，咋不叫「農民菜」、「農民糧」、「農民肉」、「農民蛋」？這是對來源地的歧視。「解放」前，共產黨搞工人運動時，為了利用工人，組織拉攏大量進城務工的工人，那時怎麼不叫他們為「農民工」？其實那時的工人，大多來自農村。中共說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嚴格來講其實不對，應該叫「農民工」的政黨。要用人家時，給高帽子，封別人為領導階級；不需要了，一腳踹到鄉下，再不准進城，進城就給你頂「農民工」的帽子戴。共產黨多勢利啊！「農民工」應該不再給他們蓋房子、挖地道、掏煤洞子，反正我們也住不起那房子、坐不起那地鐵、燒不起那黑煤疙瘩。
唉，我把這些寫出來，又能怎麼樣呢？當局讓他們苦，他們就得默默地苦；即便是哭，也得偷偷地哭。但中國卻有人偷著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