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對中國金融穩定性的評估突顯出，中國政府在信貸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不靈活的利率政策，正日益帶來風險。那些認為銀行部門的缺陷有可能引發金融崩盤的人，對中國的實際負利率和由之帶來的大量投機活動提出了嚴厲指責。他們認為，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高度依賴信貸擴張來刺激經濟的做法，最終會導致不良貸款的飆升。所有這些，都被看作金融壓制戰略的一部分，推遲了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那一天的到來。
但專注於這些浮現的金融風險，實際上只是從問題的表面症狀著手，而沒有理解和著眼於它的根源。數十年前，當鄧小平啟動刺激經濟增長的改革措施的時候，他需要獲得資源來擴大沿海地區的投資。但這位共產黨領導人面臨一個現實：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政府收入已降至僅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1%，唯一的選擇就是利用銀行體系中的家庭儲蓄。雖然此後政府收入一直穩步上升，但目前中國國家預算仍然只佔GDP的25%，而其它中等收入國家的這一比率平均為35%，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平均為40%以上。
在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混合經濟中，由於政府承擔著提供大量公共服務的責任，中國國家預算規模如此之小，實在令人稱奇。所以，中國政府一直利用金融體系為公共開支提供資金——其中許多開支實際上並非商業性的，正常情況下應該由預算承擔。雖然這種做法在早些年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過去10年應對全球經濟動盪的實踐中，它卻成了一種誘人且有效的政治手段。因此，這些銀行體系中的隱性虧損實際上是准財政赤字，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不良貸款。雖然中國在賬面上沒有嚴重的預算赤字，但這些銀行體系中的准財政赤字多年來一直在積累，到了一定的時候（和過去一樣），這些不良貸款會被正式確認並核銷——中國的龐大儲備和相對較低的公共債務比率會為此提供緩衝。
中國需要進行金融改革，這一點無可辯駁，但北京方面的真正挑戰是，承認增強財政體系、使之以更透明、更不易損害穩定的方式滿足支出要求的重要性。除非領導人下決心這樣做，否則關於中國應採取更靈活的貨幣政策、改善關鍵金融機構治理的勸告，將繼續是對牛彈琴。
不幸的是，使歐元區和美國都陷入癱瘓的預算問題，在此無法被引以為鑒。中國政府驚訝地看著歐美各國政治領導人，為了達成加強本國財政狀況的一致意見而苦苦掙扎。這種情況只是強化了中國的觀點：在應對不可預測的全球經濟方面，預算程序在政治上太礙事了。這使得如下情況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了：北京方面將繼續利用銀行體系，去做一些教科書上從不認為恰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