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移民史充滿了戲劇性的變化，從1986年到2011年，僅僅25年，它就經歷了六種重要變化，成為中國時局的一種精密映射。
改革開放之初，也即1986年到1989年之間，大批中國青年試圖到西方學習並體驗生活，由此引發讀書和打工浪潮。其中去美國以留學為主，去日本、澳洲和加拿大則更多是以留學為名打工賺錢。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早期前往西方的青年一代，大多已獲得綠卡並完成身份改變和資本積累，開始大規模辦理親屬團聚手續，由此引發中老年的福利性移民浪潮。這個浪潮的內在目標，是享受移民國的社會福利待遇，而其背後，正是中國醫療與社保制度的嚴重殘缺。
21世紀初，中國官員、商人和中產階級上層，熱衷於將子女送往國外留學。但跟第一階段相比，留學年齡普遍下降，多以中學生為主，歐洲街頭甚至出現中國小學生的身影。導致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是上世紀90年代末的高考擴招和應試教育體制的建立。中小學生出國留學，是為了躲避這種畸形制度帶來的教育危機。此類留學浪潮，如今擴展到香港和新加坡，鑒於其華人文化背景和雙語教育機制，更成為家長熱切探求的對象。
21世紀的另一重要變化，是官員家屬開始大量攜帶巨款，以商業投資移民為通道，移居美、澳、加等國，加拿大甚至出現所謂「大奶城」「二奶城」的傳說，而這跟官員貪腐引發的職務危機密切相關。這是所謂「裸官策略」的某種體現，它製造了「一夫頂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
以資本家黃光裕入獄為前兆，關於國進民退的「傳言」，從2009年開始甚囂塵上。這一「商業危機」促使一些億萬富豪謀求移民並試圖向國外轉移資產。另一方面，各國又因經濟危機而降低商業移民門檻，吸引中國資金。如美國今年8月開始，把商業移民條件放低到50萬美元，資金用於可選項目的借貸，儘管當局不提供任何擔保，更需創造十個就業崗位，但還是吸引了大批中國商人。這場移民潮，令多年來的投資移民運動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引發澳、加房價飛漲和社會秩序混亂。加拿大政府最終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額限制，以阻遏中國移民的「大舉入侵」。
最新的第六階段從2010年起，鑒於國內政治生態改變，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識份子群體中甚至出現了「倒計時心態」。這種心態感冒般在四處傳播，加劇了尋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國移民史的六種變化，情節錯綜，跌宕起伏，猶如一部精彩的電視劇，其間包含了五種引人注意的趨勢：由求學和知識性為主題的移民，向經濟和政治領域轉變；由個人移民向家庭團體移民轉變；由單純的求學、求職的個人事業發展，向避害性逃遷轉變；由美、澳、加、日等國，擴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國打工賺錢，向帶錢出國消費享樂轉變；由移民的單一理由（如教育），而向總體化（教育、經濟、文化、政治）方向轉變。
所有這些移民的加速進程，都是泰坦尼克故事的中國式表達。以船長為代表的官員們審時度勢，事先安排好家屬的撤離，他們是棄船策略的源頭；頭等艙旅客，作為上層精英階層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提前撤退，成為棄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豪華大廳裡縱情歌舞的大多數遊客，對游輪的危機渾然不覺，他們醉生夢死，繼續沉浸在狂歡之中；危機發生之後，下等艙的旅客，作為中下階層的隱喻，因逃生通道被上鎖而無路可逃，只有少數人奮力抗爭而逃出生天。
這一象徵只能用以描述某些官商們的末世心態，而非關於中國未來的預言。向外移民本是一種值得讚美的開放性政策，有必要長期保持其連續性，以便提供生活的多樣性選擇，但中國官商們的「泰坦尼克策略」——一方面在政經前沿留守，繼續牟取權力和暴利，一方面又事先安排撤退路線——卻會深刻改變中國歷史的運作方向。這種策略不僅令官商在本國事務中更加不負責任和恣意妄為，還會將芸芸大眾引向悲觀主義的精神深淵，進而動搖社會根基，最終演變為真正的民族國家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