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生前同從維熙共憶往事：「‘文革’中團河農場一度成了批鬥北京文化人的場地。我在那兒也受過批鬥，不同於一些文化人的是，我可不那麼順從。在批鬥我之前，我對紅衛兵頭頭說：‘我活到這把年紀，已經是超期服役了；如果對我進行武鬥，我年輕時在講武堂當過武師，下面的話就用不著我說了，希望你們珍惜自己的青春。’紅衛兵何嘗聽不出我的弦外之音，便在會前與我達成某種默契：不觸動我的身體，但我必須低頭聽從他們的批判。於是在批鬥我的會上，我總是半閉合著眼睛，聽他們高喊聲討‘反動文人蕭軍’的口號，耳朵雖然受到些刺激，從沒受到過他們的皮帶和鞭子的抽打。」
蕭軍此舉在當時簡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蕭軍就是蕭軍，身處逆境，「血性漢子」也不失「血性」。沒承想多次批鬥下來，蕭軍除耳朵受些刺激外，肉體竟免遭摧殘。「我是個性格暴烈的人。」蕭軍從不避諱這一點，可在特定環境下，有言在先，威懾有效，化「武鬥」為「文鬥」，何嘗不是一種生存智慧？
林斤瀾自1957年第一期《人民文學》發表小說《臺灣姑娘》後，一發而不可收，已屬特例。1962年一年中，北京市文聯連續三次召開「林斤瀾作品座談會」，更是破例。兩年後，《文藝報》發表了近2萬字長文，全盤否定其作品，罪名是「太重藝術」。「在當時，重藝術就是罪過，表示淡化政治。要求的是政治第一，文藝第二，其實是政治唯一。」
林斤瀾說：「歷次運動，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過的，說起來，我十幾歲就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人間世故還是見過的，我寫過一篇散文《籀》，拆開了就是‘個個留一手’。從那次評論文章出來後，一直到‘文革’，我只寫了一篇小說，‘文革’十年，我完全擱筆，一個字都沒寫。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統統沒有‘序’，也沒有‘後記’，不請人寫，自己也不寫，就這麼禿著，免得被揪。」
「禿頭禿尾」的文集既為了保護自己，也免得牽連別人。如集前篇末總要說上幾句，運動一來，白紙黑字，人贓俱獲，賴既賴不掉，說更說不清，會惹下不少麻煩。顯然，這與林斤瀾「十幾歲就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人間世故還是見過的」有關。
黃佐臨晚年在病床上口述點滴回憶，2006年9月以《往事點滴》為名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其中《何苦之有》一節，讀來別有意味：
在川沙。對牛鬼蛇神進行憶苦思甜教育。
我戰戰兢兢等待著。
他們給我拿來六個小窩頭，對我說，「過去，勞動人民就吃這個，你大概看都沒看見過吧？都給我吃下去！」
我咬了一口，大出乎意外，小窩頭熱烘烘，還帶點甜絲絲，我一氣吃了三個，不好意思太狼吞虎嚥，就停下了。
「好吃不好吃？」他們問。
我心裏想：「好吃」，但嘴裡按規矩回答說：「不好吃！」
「不好吃也要吃。統統吃下去！」
這個命令正合我意，我又吃下了另外三個小窩頭，心滿意足。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這小窩頭是什麼做的，是當時在牛鬼蛇神的境遇裡，沒有吃的而覺得它們好吃呢？還是它們真的好吃？總之，那一次的憶苦思甜，我竟只覺出個甜來。
往事如煙，亦真亦幻。按常理推測，這窩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牛鬼蛇神境遇而好吃，如果不是靈機一動，口非心是，「憶苦思甜」怎能化作「何苦之有」？堂堂知名導演，為吃上幾個小窩頭，還得花點心思，足見那個時代多麼荒唐。
以上種種，今日充作談資，也許頗覺有趣，但要問問當事人當時的心情，恐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這真是：「順生」智慧多，只緣太無奈。環境一旦失去人性，必然毀滅「率性」。誰不願意坦坦蕩蕩做人呢？但事實上，坦蕩一世之人是有的，但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人卻是不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