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近日發布的胡潤《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目前中國33%的千萬富豪擁有海外資產，投資海外主要有兩個目的：子女教育和移民。而移民的目的，很多也是為子女的教育，所以這兩個目的，有時候可並做一個目的：換個環境，給子女更好的教育機會。
在這場用腳投票、孟母三遷的大戲中，通常為人忽略的一個問題是：家長自己，也是子女教育環境的組成部分。倘若家長自己不行，即便用錢鋪路，移民到了美國，會發現依然無法給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
美國人也在反思，作為家長，自己到底還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2011月19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撰文(How about better parents?)稱，當我們討論教育問題時，大家經常辯論如何改變學校教育方式，提高教師績效，討論的一個盲點是父母在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確實，美國關於教育的討論，有很多是圍繞著學校的話題在做文章，比如那種公立私辦的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能否起到典範作用，要不要向績效低下的學校學生提供抵用券（vouchers)，讓其去上私立學校，教師工會是否過於保護教師權利，以致不能優勝劣汰，等等。 弗裡德曼沒有否定改進學校教育的必要，但他引述了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學生一年級時，如果家長每天與孩子一起讀書，孩子在PISA測試中，成績要明顯勝於很少有父母「陪讀」的孩子。他認為「改進父母」是化解美國教育問題的好辦法。
弗裡德曼提出的這個話題並不新鮮，它印證而非違反了美國人的價值觀。其實連歐巴馬都在去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出家長應該多多參與子女的教育。但是，由於目前又是總統大選前期，在教育領域，關於政策側面的討論更多，似乎與普通人無關，而這種家長需要更加負責的說法，則把教育重又變做「教育興亡 匹夫有責」的話題。
美國人通常認為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家長更為負責。關於「虎媽」（耶魯華裔教授蔡美兒）、「狼爸」（香港人蕭百佑，將三個子女「打」進了北大）的相關介紹，更是讓他們誤以為中國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很多。弗裡德曼文後有一位讀者指出，你什麼時候聽到亞洲家長抱怨孩子作業多的？不過這個說法千萬不能斷章取義。以中國家庭為例，在美國，孩子作業本來就少，家長們將其和自己當年在國內上學的作業相比，當然嫌少不嫌多。但是我去國內的時候，很多家長抱怨小孩作業負擔太重。 這種多乎哉不多也的討論，除了證明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正確，並無多大借鑒作用。
事實上，以我的觀察，中國對子女的教育參與，從廣度上深度上，都不如美國家長。中國家長在金錢上捨得投入，總覺得花了錢 才對得起孩子。但是在時間上則很吝嗇，很少投入，甚至不聞不問。比如閱讀，有多少中國家長週末會帶著孩子跑圖書館，一包一包往家裡借書的？有多少中國家長給孩子晚上唸書，念到他們入睡的？在美國，這就是司空見慣的現象。父母親帶著孩子參與各種課外活動，父母親在學校的「命令」之下，和孩子一起做作業的情況，比比皆是。今日我們女兒還要我們幫她去做一個採訪年長者的作業。我在《知識不是力量》一書中，介紹了很多這樣的案例，希望能對國內的家長有所啟發。
不容否認，美國有很多家庭父母雙方中有一方（通常是母親），會在孩子年幼的時候辭掉工作帶孩子，有時間和孩子在一起。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在家上學」群落，家長不上班，學校與家庭合二為一，自己在家教孩子。在國內，絕大部分家庭是雙職工家庭。與美國母親生完孩子辭掉工作帶孩子的情形相反，國內有些父母親在產假之後，便「辭掉孩子帶工作」，匆匆回去上班。帶孩子的不是父母，而是祖輩或是保姆。是這些人在被迫越位，擔負著本應由父母擔負的職責。爺爺奶奶和保姆是什麼水平，孩子將來就受制於這個水平。有時候大家認為這是經濟條件有限，不得已而為之。於是大家寧可去掙錢，好花錢給孩子請保姆請家教，給他們的未來攢錢。他們忘了自己本可「抄近路」，直接給孩子花時間，幫他們學習，引導他們健康成長。很多家長業餘時間在打麻將，吃吃喝喝，四處應酬，卻沒有時間去陪孩子看看書。而更為讓人擔心的現象，是大量留守兒童在農村，由老人撫養，父母完全缺位，這些兒童的未來，不由讓人擔憂不已。
我相信未來的拼爹，會包括這種教育上的「拼爹」。不肯給孩子花時間卻肯給孩子花錢的爹媽，或許只是解決自己不能陪伴孩子的內疚，未必把孩子真正需要的東西給他們。父母是孩子最初的學校，父母的水平將影響孩子以後的成長。這種水平，未必是文化水平，也應該是我們對於孩子習慣上的培養，性格上的磨礪，做人上的教導，這一切，都無法推卸給祖父母，也無法外包給保姆和家教的。
對於我們父母來說，一個壞消息是，沒有人天生懂得怎麼做父母。一個好消息是，人總可以通過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習，終身長進，甚至和孩子一起成長。從這個意義上說，熱衷於移民，還不如熱衷於持續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