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舉行的第八屆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戰略論壇上，與會專家表示，未來歐美將遭遇十年衰退，但中國囿於國內國際的七大風險，可能將錯失大國崛起的重大機遇，非但如此，數千億美元的歐美國債還將被他們用通貨膨脹的手法給稀釋掉。
歐美將陷入十年衰退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原副院長曹和平指出，美國和歐洲可能會出現停滯的十年，因為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過去七十年經濟週期與技術調整是存在規律的，那就是發展時互補，下跌時重疊，但在未來十年看不到這種趨勢。
「他們會通過新能源翻身嗎？顯然不是，因為中國的投資總量已經不少於美國，歐洲的投資也不少於美國。那是不是新的生命科學和生物科技呢？我們都知道美國生命科學和生物科技聚集著非常卓越的人群，但有一大部分人已經到中國來了。」
曹和平認為，歐洲也沒有重新崛起的機會。「歐洲只能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但不能實行統一的財政政策。宏觀管理的時候，貨幣政策如果不與財政政策配合，就像吃飯不喝水一樣，歐洲現在正處在吃飯以後不喝水的難受勁。」
但中國能不能把握住經濟週期和技術週期大調整帶來的機遇呢？曹和平認為看不見這樣的能力。「前段時間恆安集團的老闆許連捷說自己一個做擦屁股紙的民營企業，市值竟然超過了聯想，為什麼呢？是因為聯想是從模仿做市場，我們國家從科學院出來的最聰明的一群人，在模仿、在做山寨，而小學沒畢業的人在做創造。」
貧富分化加大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則指出，1995年，我們國家最富裕家庭收入是最貧困家庭收入的14倍，2010年擴大到21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增長了40倍，而農村家庭收入僅增長了30倍。世界銀行的統計也表明，2005年我們的基尼係數是0.42，超過國際警戒線4%，2010年卻超過了5%，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到地區差距都在逐步擴大。
政府決策水平低
與此同時，政府的雙重角色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政府公信力差，與政府的科學決策水平低、監管水平不強，以及與生活中大量披露的政府官員腐敗和商業賄賂有關係。「在這六大矛盾中，當前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政府在經濟中的決策能力，特別是提高公信力問題。」孫祁祥說。
「政府現在還要外部門的人去從業嗎？不要了！我記得我畢業分配到研究所的時候，小學教師還能當省長，現在是不可能了，因為決策層已經把門關起來了。」曹和平說。
潛在增長率下降
從宏觀層面講，中國經濟發展正在面臨潛在增長率下降和體制扭曲的風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部長余斌指出，中國年均近10%的高增長已經有32年，總體而言已經處在高增長的後期，經濟基本面正在發生變化，本輪迴調一定程度上預示著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具體而言，一是中國人口結構正在快速老齡化和未富先老，這將降低總體儲蓄率，提高醫療、養老費用的支出，降低經濟社會的活力；二是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漲；三是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的空間明顯縮小；四是基礎設施投資的潛力和空間明顯下降。」
體制性扭曲
與此同時，中國現階段還存在體制性扭曲，這也是結構調整的方向。「主要表現為要素價格改革滯後和壟斷導致的資源配置不佳；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異常珍貴，但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常常出現低地價或者是零地價。水資源短缺，但缺乏水資源管理和價格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滯後，生態環境成本在企業成本中並沒有得到充分反映，再加上地方政府給予的各種優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出口產品成本低估和競爭力的虛高。」余斌說。
數千億美元歐美債務將被稀釋
就國際環境而言，中國還將面臨數千億美元主權債務被稀釋和國際環境日益惡化的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稱，目前美國失業率還維持在9%，持續時間已達38個月，這與戰後的歷次危機都有所不同，以往少則10個月多則20個月就會恢復到危機之前。
「而且，美國已無多少彈藥可用，未來美國可能會通過通貨膨脹來解決債務危機。如果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保持在6%，五年以後，即使其他條件全部不變，其債務與GDP的比重也將減少20個百分點，這也是前IMF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給美國政府提出的解決辦法，未來15年保持在4-6%的水平，其用意就是稀釋主權債務。」張宇燕說。
從歷史上來看，用通貨膨脹來抵消債務的例子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德國在一戰以後曾使通貨膨脹率達到1.2萬億美元。「我在與歐洲央行的代表私下交流時，曾反覆追問如果歐元區的通貨膨脹達到或者超過4%，歐洲央行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答案是可能考慮用通貨膨脹來淡化債務風險。」
國際競爭環境日益惡化
12月4日，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在德班氣候峰會上表示，一些國家提出要達成一個新的全球減排協議，將游離在《京都議定書》之外的美國和中國、印度等新興排放大國都納入其中，這是不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要求的，有悖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這或許只是中國國際競爭環境惡化的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此前表示，美國智庫已經提出要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專門建立競爭中立政策，G20則已經通過參考性指南，作為再平衡的指導政策，這些政策基本就是針對中國展開的。
「如果不處理好環境保護這個問題，我們會面臨三重挑戰。第一是顯性、隱性醫療資源的上升，第二是經濟的長期發展受阻，第三是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說。
張宇燕指出，中國在未來幾年中還將面臨越來越嚴格的國際規則約束。今年第八期美國的《外交雜誌》上提到「全球化與就業」，稱今天的全球化導致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服務業的就業崗位全部外包到了其他國家，導致了國內失業率的上升，壓低了工資增長的態勢，而新興經濟體的回報率提高，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公司的利潤在增長，但工人工資沒有提高，甚至在過去的五到十年間有所下降，其潛台詞是要重新規劃全球化。
「過去幾十年，中國人聽得最多的是自由貿易，後來我們又聽到公平貿易，現在討論更多的則是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貿易，事實上，許多政策都是針對中國展開的，未來的國際競爭環境將會越來越嚴峻。」張宇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