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上小學之後
就像是一個圍城，裡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進來。兩位移民父母下了很大決心，將孩子帶回中國接受基礎教育，但國內的基礎教育讓他們又愛又恨。無論如何，小學一畢業，他們又都要把孩子再帶出去
2011年9月剛開學，移民加拿大的老余和移民美國的陸太太，說起這幾年帶孩子回國讀小學的事，感覺就像打了一場仗。
就像一個圍城，裡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進來。到2011年，Edmond回來讀了五年小學，媛媛讀了三年小學。國內的基礎教育讓老余和陸太太又恨又愛。無論如何，小學一畢業，他們又都要把孩子再帶出去。
美國：不提倡孩子學那麼多東西
2008年夏天，陸太太的女兒媛媛在美國讀完了一年級，但陸太太開始覺得不滿。
陸太太1986年移民美國，住在美國東部新澤西州。在這個典型的美國小鎮上，亞裔家庭不多，大部分美國父母都對年幼兒女的教育沒什麼計畫，只是放任他們玩兒，很多孩子到了一年級時才開始接觸學習。
陸太太成長於嚴格的中式家庭教育，就像今年被熱炒的「虎媽」一樣，她理所當然也希望女兒和自己接受大體相同的教育。女兒媛媛很小就開始上一個離家很遠的華人私人幼兒園，媛媛在上小學前已經學了很多，並養成了一些基本的學習習慣，媛媛自己也對這種方式很喜歡，覺得每天都過得「很有意思」。
等媛媛上了一年級，問題來了。老師從26個英語字母開始教起——可是這些媛媛兩歲時就會了，她甚至已經不再看圖畫書而改成讀以字為主的故事書。媛媛已經會兩位數的加減法，在陸太太的訓練下，她可以一分鐘做一百個1位數加減法。而美國小學裡教的數字加法的進位有些「亂七八糟」。「美國的老師真的不會教數學。」陸太太說。
媛媛一下子覺得一年級的課程沒有挑戰性，「這個學校怎麼這麼沒意思？」她常常這樣問媽媽。媛媛漸漸變得情緒低落，上課也坐不住，老師因此就在全班面前批評她，更傷了她的自尊心。陸太太去找校方，校長回答說：那是你的錯，你為什麼要教她那麼多？
在陸太太的堅持下，校方還是給媛媛做了一個學習能力測試，結果是：依照美國小學教學大綱標準，媛媛的數學程度已達到四年級下到五年級上的水平;英語程度在三年級下的水平。陸太太希望學校能讓媛媛升級，但校方說，媛媛的確屬於Gifted(天分高)，但是我們不提倡讓孩子在小時候學那麼多東西，所以我們不同意讓她跳級。
這讓陸太太很氣憤和無奈。陸太太對美國小學的不滿還有很多，比如，國內的小學老師會規範小學生握筆、坐姿，但美國老師明確告訴陸太太：我們不管這個，小孩自由就好。但在陸太太看來，這造成了很多美國孩子的字「難看得要死」。更糟的是，在美國，家長不能問孩子的成績，因為這屬於隱私。陸太太並不是想通過成績來管制女兒，但還是想知道女兒的具體學習情況。
陸太太的美國丈夫有時候也開玩笑說她是「虎媽」。陸太太就回道：「我就是中國媽媽。」還解釋說，虎媽不是個別的，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很多亞洲人的孩子學習比較好，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家長工夫花下去的。
陸太太認為，良好的基礎教育能使孩子受益終身。因此，夫妻倆商量後決定：陸太太辭掉工作，帶媛媛回到上海老家，邊做志願者，邊帶孩子上小學。
家長：不希望孩子只剩一張華人面孔
陸太太決定讓女兒回國讀小學，還基於一個重要考慮，學中文。
陸太太移民到美國後雖然沒在華人圈裡生活和工作，但一直保持著中國情結：我從哪裡來，語言從哪裡來，「我總覺得我們要有根——我的孩子要有中國根」。
老余和夫人堅持讓Edmond回國上小學，也是這個原因。
老余的大女兒是六年級畢業去的加拿大，中文基本保留了下來。但大多數不到十歲就移民的孩子，中文很快就忘記了。每次在聚會上，老余和夫人發現，從香港、臺灣、東南亞移民去加拿大的華裔，不會中文的各個都想學。「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也很想學中文，但是已經很難了。」
Edmond出生在加拿大，六歲了，不會說中文，搞不清楚外婆是誰，他理不清中國的親戚關係。在老余看來，Edmond面臨著兩種選擇，要麼做根「黃香蕉」，要麼「全盤西化，把中國忘了」。但老余不願意接受第二種選擇，「總不能一個種族最重要的東西沒有了，掏空了，只剩一張華人的面孔。」
老余和夫人下決心不讓中國文化在兒子這代丟掉。為了延續家族的中國文化，余太太不久前還考下了對外漢語教師的資格證，「不管兒子以後娶什麼老婆，女兒嫁什麼人，他們的孩子我會教，第三代也沒問題。」余太太說。
當然，中國經濟的增長也使他們更堅定了回國的決心。加拿大幾乎所有銀行都有中文部，如果Edmond能學好中文，未來在職場也會多個選擇。因此，老余把Edmond放在了北京市西城區一個地道的北京本地小學，希望孩子能跟大家學「純粹的中文」。
在成就感與挫折感之間
為了接受正規的中式基礎教育，陸太太沒有選擇使用西式教育的國際學校，而是選了上海一所實驗小學，學校對傳統的教育方法做了改進，但也保留了傳統教育的一些精華。
學校裡的教育和陸太太想得一樣，從握筆、坐姿等細節開始對孩子的習慣進行規範。媛媛在美國時已經算寫字寫得漂亮的孩子，回國後，老師還是說她寫的「8」字一定要糾正，如果8、6寫不好，數字就會出問題。陸太太覺得這就正是她希望女兒學習的東西。
媛媛的作業不多，一般在學校做一部分，回家做一部分。「老師規定回家作業必須在半個小時內做完，最多四十五分鐘。」而且老師要求如果到了規定的時間作業還做不完，家長也要讓孩子停下來。每次做完功課，媛媛都覺得很有成就感。
成就感還源自其他方面。媛媛成了學校的小主持人，學校也利用她流利標準的美式英語，錄英語朗讀帶領同學們跟讀，媛媛也經常幫助同學練習口語。為了適應媛媛的學習進度，校方在媛媛的課程上也主動地做了些調整，她跟一年級上語文，數學跟二年級上，英語則上四年級的課。
Edmond卻沒這麼幸運
進小學的第一天，因為完全聽不懂老師說的中文，Edmond哭個不停。一個心理課老師過來安慰他：「你怎麼哭啊，你是男子漢！」可是沒有用，Edmond也不懂「男子漢」是什麼意思，沒人這樣跟他說過話。
在加拿大，小孩子上課不用規規矩矩地坐著，Edmond也沒見過一排排桌椅的教室，因此，最初回國的時候，坐在第一排的Edmond常常上上課就走到講台上去溜躂一圈兒。
儘管如此，一年級還算順利地過去了，期末考試，Edmond還拿了全班第一。
「每一個孩子都是九死一生」
但幾年之後，老余承認，他最初低估了國內的應試教育，直到親身經歷後，才明白，這套機制究竟是怎樣的。
最大的問題是抄寫。Edmond的作業通常是把字抄很多遍，五遍、十遍，不停地寫。Edmond不喜歡枯燥地寫相同的字，他喜歡閱讀，回國時已經能讀《查理和巧克力工廠》這樣的兒童小說，認識漢字後，Edmond開始讀中文書，什麼書都愛看。「把孩子完全禁錮在作業本上，那麼浩如煙海的有趣故事就沒有了。」老余和夫人於是幫兒子「做減法」：老師說抄四個，他們只讓抄兩個。
不僅中文要抄，英文也要抄，而且英文作業是英文單詞和漢字意思都抄。Edmond媽媽嘗試和老師溝通：這些英文孩子都會，能不能不抄？答：不可以。少抄？不可以。那中文可不可以不抄？不可以。「我可不可以讓他用這些時間學點更有意思的，帶書去學校看可以嗎？」得到的回覆還是：「不可以，你可以去跟校長打招呼。」
媽媽後來才明白，因為領導經常要檢查，所以老師必須保證全班作業的一致性，不能因為某一個學生會了就不寫。
從加拿大回國時，Edmond已經看了上百本英文讀物，回國上一年級時，學校還允許他帶自己的閱讀書到學校，但升到二年級就不允許了。老余只好強化Edmond在家裡的英文閱讀，他對孩子設定的目標開始下降：從最初的打好基礎，變成只把中文和數學學好就OK。
到了三年級，老余家開始強烈地感受到，「小升初」的迫近改變了整個學習氣氛：作業越來越多，Edmond每晚要寫到十點、十一點。老余不斷給Edmond減壓，告訴他不必做完所有作業，但Edmond卻不願意，「因為他在那個環境裡。」余太太因為不希望Edmond走進題海戰術，不要求Edmond做學校的模擬題，還把Edmond的數學老師得罪了。
其實，Edmond對數學最感興趣。小時候，他看數學會看得笑出來，學會閱讀後，Edmond經常自己研究書裡的問題，上到二年級時，Edmond已經自學了六年級的分數加減法，現在，Edmond已經開始能看大學生看的概率論了。
老余從兒子身上發現，孩子天生就有學習的能力，老師最要緊的任務，是告訴孩子到哪裡去學習，在哪裡尋找知識。「我們全部的教學都是在扼殺孩子的興趣，每一個孩子都是九死一生的。」
到了三年級，Edmond的同學們就像是被放到了同一個模子裡。整個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上一所好初中，然後上好高中，最後上所好大學。老余發現活蹦亂跳的孩子送到學校去，出來都是一個樣。每個孩子看的、背的、寫的全是一樣的東西，說什麼都說什麼，不知道什麼就都不知道什麼，「把活生生的孩子裝到模式裡面了，這很可怕」。
直到三年級，Edmond的成績都是班裡前三名，他很努力地去適應這個模子，「但是這個文化實在太殘酷了。」老余說。
最讓老余一家無法接受的，是老師對待孩子的方式。有一天，Edmond怒氣沖沖地回到家，原來一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把一個同學的作業撕了，只因為那個同學寫錯了一個答案。在老余和余太太看來，老師還經常對孩子頤指氣使，成績不好，就會受到歧視，老余深切地感覺這些孩子「很可憐」，而他認為教育是平等教育，孩子能夠得到歡樂。余太太說，她甚至想寫篇文章：《加拿大的校長是什麼樣的》。
讀完三年級，Edmond 「一秒都不耽誤」地轉學到了一所國際學校。說到這裡，老余攥了一下拳頭，彷彿打了一場勝仗地說，「我挽救了Edmond。」
在國際小學，沒有全國統考，沒有小升初，作業一下子就減輕了，Edmond多了很多閱讀的時間。老余也開始帶孩子出外遊玩，增加更多的體育鍛練。
國際學校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英語、數學、語文水平參差不齊，所以學校鼓勵孩子，可以單科跳級。今年9月份開學，Edmond應該上五年級，但他自己報名參加跳級考試，獲得了直接讀六年級的機會。
但老余也發現了國際學校的問題。國內的國際學校變成了貴族學校，但又與西方的貴族學校完全不同。「西方的貴族學校是培養貴族，要求嚴格，甚至苛刻;國內的貴族學校是伺候貴族，老師幾乎不敢管孩子。
最終還是要出國
除了教育上的反差，老余和陸太太也都發現孩子氣質行為上的變化。
「剛回來時更有禮貌一點。」老余說，Edmond以前不小心碰到誰都會說「對不起」，現在經常想不起來說。Edmond四歲時回北京的第一天，還沒有進家門，第一件事就是去撿門口的垃圾，但「現在再也不這樣了」。
回國一年後，媛媛中文進步很大，不僅能聊天，還能用中文寫日記。她希望爸爸來中國時，可以去機場接爸爸，並當翻譯，因為「路標上的中文我全都認識」。
從這個角度說，陸太太很欣慰。她很慶幸能在女兒像海綿一樣最能吸水的年齡，把基礎打好。
但在另一方面，媛媛開始變得嘰嘰喳喳，說話調門很高，一副要和人吵架的樣子。陸太太覺得她「有些好習慣都沒了」。比如，原來打噴嚏一定是用胳膊擋住嘴巴——不能用手，會因為摸東西造成細菌傳染。但現在打噴嚏，媛媛不再這麼做了。「請」「謝謝」也很少說，跟別人說話總是「給我拿這個」「給我拿那個」。走進電梯，也不再用「早」「你好」和鄰居打招呼。陸太太開始有些擔心了。
媛媛現在中文讀二年級，英語讀五年級，陸太太覺得最晚四年級後必須要回美國。陸太太也已經看出，越向上讀，孩子的壓力會越大，因為被逼著讀書、考試、升學，孩子的知識面會慢慢變狹窄。「美國教育的好處是，四年級以後，學校就開始真正地教了：會教你學習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提倡有樂趣地學習。」
除此之外，環境和食品安全是陸太太最為擔心的問題。她平時很少帶女兒出去玩，女兒吃的早餐、水果、肉類等也是她從美國大包小包帶回來的，以至於她常常覺得自己有些誇張。
老余也決定，Edmond上完小學六年級就回加拿大。在他們看來，國外的教育特點是，「年級越高，學得東西越多，主要是學東西的方法不同，他們學習很多調查研究的方法。」讓余太太印象最深的是，女兒一個四年級同學的一份歷史作業，為了講述一段歷史，做了大量的調查，作業完成得像出版物一樣，有文字、圖片，還裝訂成冊。
上六年級的Edmond看上去像個二年級的孩子，他會擺弄著客廳裡的像棋和客人大聲交流，說他喜歡中文多於英文。漂亮的混血兒媛媛，也表達著對中國和中文學校的喜愛。
對於老余和陸太太來說，他們也漸漸擺脫了在兩種教育制度中的搖擺，開始認識到，沒有一種兩全其美的教育，重要的是讓孩子自己在成長中能夠區分和識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未來的很多孩子都會是沒有國界的人，」陸太太說，「他們需要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各種文化，各種模式，沒有哪一種絕對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