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大陸網站上流傳的一條回憶錄，以及記者採訪後，從未被報導出來的稿件，原文題為：毛澤東逝世後的花圈著火，燒燬禮堂，死亡694人！）
1976年9月9日，黨和國家領袖毛澤東逝世。新疆兵團伊犁農4師霍城61團在團部大禮堂開過追悼會後，留下的花圈誰也不敢處理。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這是毛主席逝世時，全場1萬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誰給弄壞了，隨便撿頂帽子給你戴上，說你對毛主席不忠，誰擔待得了這樣的罪名？
在禮堂的後半部分，大約佔了120平方米的面積上，堆放著近千隻各式各樣的花圈。從地面往上，足足2米多高。
按中國傳統習俗，花圈要麼燒掉，要麼放歸墓地任其自然。然而，這些或大或小，或圓或方，或被紮成一個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靈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處理。豈止是農場這一級，縣和地區也不敢處理。農場曾經想過，追悼大會開完以後，就召集各單位的支部書記們一起，把花圈燒掉。但又覺得不妥，就要政治處的同志請示上級，結果答覆是集中保管，聽候處理。這樣一來，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來。禮堂也就成了花圈們的棲身之地。
誰料到，五個月後，這些花圈著火，燒燬禮堂，死亡694人。從起火到屋頂塌落，一共只用了半個小時左右。
當遠在80公里之外的消防車趕來的時候，禮堂已如同一個填滿了燃料的巨大爐子。還未等到消防車將禮堂的余火扑滅，守候在外面的數千名死難者的親屬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湧上前去，人們還在幻想會有活著的人，會等待他們去營救。但一切都不可能。694條生命永遠消失在了這場大火之中，161人受傷致殘。在遇難者中，16歲以下的少年兒童有597人。
不錯，火是由12歲的小學生張廣輝放了一個「地老鼠」花炮引發了那些堆積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燒的花圈。假如那近千隻花圈及早地處理掉，這災難也可能不會發生；如果沒有這些花圈，莫說一個花炮，即使放上一百個也不會釀成這場奪走694條生命的大劫難啊！
由於61團緊靠中蘇邊境，當時中蘇關係仍在惡化狀態，華國鋒剛繼任主席不久。所以這個世界罕見的重大火災死亡事故被保密下來。這場驚天大火發生後，據說外電很快就進行了報導，而我們內部卻進行了嚴密的封鎖，對外宣稱是「蘇修搞破壞、階級敵人放的火」。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沒人敢講真話，更不敢觸及火災的成因。
當時我的父輩們在63團，他們都乘車到61團幫助埋人。埋人回來後幾天都吃不下飯。694條生命呀！這是49年至今，在一場火災中奪去生命數量最多的一次災難！
下面是記者採訪見證人講述這次事故的詳情。
1977年2月18日，正月初一。新疆伊犁地區農墾61團場籠罩在一片節日氣氛之中。這是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新年，上年秋糧又獲得了少有的豐收。農場的商店特地採購了大批的鞭炮和煙花。為了給節日助興，初一一清早，農場宣傳股就通過廣播通知各家各戶，晚上9點在露天場放映電影《戰友》。
看場電影，對當時大多數農場人特別是少年兒童，還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晚上8點多鐘，農場宣傳股馬幹事、放映組長柯玉奎和放映員小高已經將銀幕掛上，放映機也架好了，小型汽油發電機「突突突」地歡叫起來。
看看手錶，開演的時間還差十來分鐘。小高放在放映機按鈕上的手又移開了。手有些凍，腳也冷得發疼。他雙手合掌，放在嘴邊呵了口氣，對柯玉奎說了聲：「這天還真夠冷的。」
柯玉奎下意識地踏了踏腳。其實他那雙腳，也開始發麻了。氣溫僅有零下十二、三度。
如果把電影改到身後的禮堂裡去放，至少是不會挨凍了。小高一邊想著一邊掃了一眼觀眾，約摸有個八、九百人的樣子，放在禮堂裡也是綽綽有餘的。想到這，他走到柯玉奎跟前說：「老柯，我看咱們不如把電影挪到禮堂裡面去放，外面太冷，人受不了，機器也受不了。」
「以前不都在外面放的嗎？」柯玉奎覺得搬來搬去有些麻煩。
「你跟馬幹事說一聲，他要同意了，咱們找幾個人幫忙，三下五除二也就搬進去了。」小高搓著手道。
柯玉奎覺得也有些道理。
「馬幹事，咱們是不是挪個地方，到禮堂裡面去放？」柯玉奎道。
馬幹事是宣傳股專管文化這一塊的。到禮堂裡面放電影，照說也沒啥，但他顧慮的是那裡面的花圈。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這是毛主席逝世時，全場1萬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誰給弄壞了，隨便撿頂帽子給你戴上，說你對毛主席不忠，誰擔待得了這樣的罪名？
「能在外面湊合就湊合一下吧，再說這事也是政治處開會定的，要變，也得請示領導呀。」馬幹事說。
「嗨，這麼點事，也值得興師動眾的？你是主管，你說句話我們就搬了。再說，你知道處裡領導到誰家喝酒去啦？」小高快人快語。
「我看問題不大，人往前坐一點，只用半個場地就夠了。」柯玉奎又說了一句。
「那……好吧，那就快搬。」馬幹事終於點了頭。
一聽說改到屋子面放映電影，觀眾席上已是一片混亂，人們爭先恐後往禮堂裡面鑽。
轉場只用了10來分鐘的時間。禮堂裡面，由於人們按吩咐不靠近花圈，盡量靠前坐，如同沙丁魚罐頭似的，一個挨一個地排滿了人，幾個調皮的男孩子互相投擲著點燃了的一寸小鞭炮、女孩子們因害怕而發出了尖厲的叫聲。
地獄之門悄悄開啟。
這座建於1964年的禮堂，連化妝室、廣播室都包括在內，總面積不過760平方米，禮堂實用面積為609平方米。長42m，寬14.52m，頂高7.2m，牆高3.7m，有17個大窗戶，7扇大、小門，屋頂是用木條插拼起來的棱形格椽，基本無梁，木板蓋面，然後是兩層油毛氈、三層瀝青覆蓋。這座禮堂，儘管室內沒有固定座椅，但外景壯觀，窗戶別緻，冬暖夏涼，也是文革中開批鬥會、講用會的主要場所。
1972年，農場曾經在正門的外面，又增修了一個柱廊。2個直徑一米的大柱子，為禮堂增添了威武風采。
1975年3月，上級主管部門決定在農場召開「學理論、抓路線、促春耕現場會」，場黨委對禮堂進行改造修繕。考慮到落地式大窗不適合農場使用，就用磚將17個大窗從下往上砌起來，只留0.6m×1.4m的17個無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二期改造工程中，又將南北3個大門堵死，其餘的門不是上鎖，就是用鐵絲擰住。
看著這個不倫不類的龐然大物，有的職工說像監獄，有的人說像倉庫。弄得當時的領導們臉上好無光彩。在禮堂的後半部分，大約佔了120平方米的面積上，堆放著近千隻各式各樣的花圈。從地面往上，足足2米多高。
按中國傳統習俗，花圈要麼燒掉，要麼放歸墓地任其自然。然而，這些或大或小，或圓或方，或被紮成一個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靈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處理。豈止是農場這一級，縣和地區也不敢處理。農場曾經想過，追悼大會開完以後，就召集各單位的支部書記們一起，把花圈燒掉。但又覺得不妥，就要政治處的同志請示上級，結果答覆是集中保管，聽候處理。這樣一來，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來。禮堂也就成了花圈們的棲身之地。
5個月的時間裏，上級也沒有明確指示，農場也不好處理。但5個月的時間，卻使原來潤濕的樹條、葦桿、松枝幹燥起來。人們沒有想到，就是這些他們自己親手扎制的花圈，在一個12歲的孩子打開了潘多拉盒子的時候，成為魔鬼的第一幫凶。
電影是9點半左右開始的。也許是片子太老了一些，缺少足夠的吸引力，場子裡的秩序仍然不太好。那幾個調皮的男孩時不時地擲出幾個小鞭炮，引出一片片驚叫。
小高有些急了。乘換片子的時候，他通過擴音機警告人們：「如果再有人放鞭炮，就不演了。」而且，在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裏，重複兩次。
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採取斷然的措施。而馬幹事、老柯等人也同樣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他們此刻最大的願望就是湊和把電影演完，然後找幾個朋友打打撲克或喝上二兩。大年初一嘛，看電影不儘是些娃娃嗎？有幾個大人呢！
災難發生在晚上11點15分左右。電影裡，「志願軍戰士」和朝鮮人民軍戰士已經擁抱在一起了。按正常速度，再有3、4分鐘影片就該結束了。在禮堂的後面，花圈堆放起來形成的斜面上，有4個十一、二歲的小學生正無聊地坐在那裡。電影吸引不了他們，因為他們根本就看不到一個完整的畫面。
也就在這時候、那個叫張廣輝的12歲的小學生，從口袋裡拿出一枚俗稱「地老鼠」的花炮說：「我這裡有個‘地老鼠’，是個啞的。」
「走，到外面放去，這傢伙在冰上轉起來挺好看的。」同是12歲的許兵接上了茬。王建軍也附和著說：「放吧，挺好看的。」
張廣輝手上這個炮，其實並不是個啞炮，只是捻子燒到紙邊上滅了，只留下一點點根子。
幾個娃娃都沒有動，誰也沒站起來真正走出去。張廣輝對火炮能不能放是沒有把握的。正因為這一點，他心存僥倖，反正電影也快完了，不如點一下試試。他完全是在一種滿不在乎的心態下，劃著了一根火柴，然後吹滅了火焰，用陰燃著的火柴棍朝藥捻處捅去。
眼前騰起一片耀眼的亮光，「地老鼠」已經從手指問飛了出去，帶著哨音，鑽進了花圈。立刻，一股火苗竄了起來。
「著火啦！」這幾個孩子爭相往後躲，並叫出聲來。
紙花、葦桿、干樹條子充分體現出了易燃性。而就在眼前的幾個成年人，原本是想救火的，但不得要領。他們伸手就去拉那只已燃燒的花圈，沒想到這一拉，立時給火焰加了氧，火苗迅速升騰起來，沿著表層花圈形成了3米以上的火柱，直刺屋頂，禮堂迅速變成了一座煉獄。
小高算得上是第1位組織突圍的人。影片最多隻需半分鐘就可結束，他還是關掉了機器。他扭頭看火時，火頭已開始燃燒屋頂木椽。而下面，大片的花圈已使禮堂的後半部變成了一片火海。空氣中已經夾雜著紙灰、瀝青的臭味。他感到頭「嗡」的一聲大了許多，呼喊和哭叫響成一片，人們已經開始擁擠，有的孩子已經被凳子絆倒，被人擠倒。
人們潮水般地湧向大門。但就在這一時刻，竟然還有部分人心存僥倖心理，看見有人開始扑火，滿以為這火燒不起來，更想不到會燒死人。因此，在最先退場的部分人中，居然還有人邊退邊向後張望。
火更大了。小高已經感到了灼熱。看見門口緩慢移動的人群，他急了，用手電筒筒照著前面的人群高喊：「不要亂擠，快些出去！」門只有1.6米寬，人、凳子、椅子擠在一起，犬牙交錯，再加上火已從頭頂上壓下來，逼得人們不得不低頭，因此，在大門口實際己形成了一堵人牆。
小高無能為力。
柯玉奎聽到了小高的叫喊，但沒有人聽從指揮。他清楚地知道，禮堂的7個門中，除了大門，只有化妝室這邊的小門還能打開。他立即衝到了舞台上。這時，銀幕上已經著火，屋頂上的電線也開始燃燒；濃煙在屋角那邊打轉。
柯玉奎憑著自己對舞臺的經驗，摸到了化妝室的小門前，就在這時，禮堂前半部的屋頂「膨」的一聲都變成了明火，由木板和油氈、瀝青構成的屋頂辟啪作響。瀝青已經熔化，變成了燃燒的溶液，滴落下來，在人們的頭上、臉上、衣服上燃燒。
柯王奎去拉那扇小門，沒有拉動。想別門把手，手上沒有任何工具。他有些絕望了，拚命地用肩扛、用腳踢，終於撞開了那扇門。但此時，化妝室的屋頂也已燃燒起來了。柯玉奎顧不上多想，直去開窗戶。當他拉開窗戶時，一股新鮮空氣撲面而來……。
他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白雲。這個14歲的男孩子生得聰明、機靈，只是個子矮。那天他和四、五個同學相邀，沒帶凳子，準備看一會就走。他們距大門只有6m遠。
最初著火時，他們並沒有在意，直到火大了以後，他們才開始往門口擠。白雲個子矮，被擠散了。人流將他沿著牆壁推向了舞臺那邊。而他的幾個同學，都擠到門口衝了出去。白雲害怕了，但他的機智還是救了他。他上了舞臺，這裡距離小窗口只有2m多高。他看見舞台上有放道具的桌子，就移了過來，蹬著桌子，從窗戶裡拱了出來，一頭紮在了牆下堆著的積雪裡。一摸自己的臉，竟摸下一層皮來，這時他才感到疼痛，倒在了廣場上……
張雷生是個高挑個的青年，他一看南面的大門已被堵死，便朝火小一些的北門跑去。這個門，是北牆上最西邊的一個門。由於平時根本不用，所以早就用雙股8號鐵絲擰死了。
張雷生這一跑，引得不少走投無路的人都跟上來了，他被擁在最前邊。到了門口，用手一摸，鐵絲擰得像根麻花，不要說沒工具，就是給你一把鉗子，短時間內也弄不開。張雷生想到了破門。他用腳使勁踢了踢門，門板發出了空空的響聲。有希望，他心裏一喜，大聲喊道：「你們往後退一點，我把門踢開。」但是，沒有人肯聽他說。後面湧上來的人群一下子把他擠得面朝外貼在牆上。他又急又氣，雙手撐住牆，用力一擠，才離開了牆壁。
火勢更猛了。瀝青挾著藍幽幽的火苗，下雨一樣往下落著。靠上面一些，火和煙已將氧氣掠奪得令人窒息。張雷生的四周，無論大人孩子的頭和身上，無一人不在著火、冒煙。
張雷生感到氣喘不上來，每吸一口氣，都覺得有火煙往肺裡、喉嚨裡嗆。他蹲下去了，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頭上，擋住了滴落下來的瀝青，他已經清晰聽到了屋頂上木頭髮出了辟啪的響聲，他預感到整個房頂就要塌落下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感到了一股涼氣從下面襲來。抬起頭來，發現北門靠下面的那塊門，被外面的農場副業隊排長等人角砍土墁砸開一個大洞。幾個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
張雷生立刻來了力量，他顧不上門板上的木磋子撕挂，也從門洞裡鑽了出去……
農場裡的人們，已經自發地拎著桶端著盆來救火。但此時，人們根本無法靠近火場。人們眼睜睜地看著南大門上的人們活活被火燒死。
消防車將禮堂的余火扑滅之後。守候在外面的數千名死難者的親屬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湧上前去，人們還在幻想會有活著的人，會等待他們去營救。
沒有電，四處都是黑乎乎的。人們誰也不敢貿然進入禮堂的廢墟之中，儘管此時，7個大門均被燒成了空洞。人們用手電筒筒往裡頭照，發現南大門和舞台下面，隆起了兩座大包，透過燒燬的屋架，隱約可見人形殘骸。由於澆入了大量的水，那兩個大屍堆上，蒸騰著淼淼的白氣。
直到這時，人們才徹底相信，再也沒有人會生還了。男人和女人們大放悲聲。淒涼的哭喊，一直傳到很遠的地方。
傳得很遙遠的還有電波。19日凌晨，惡性火災事故的消息便傳到縣、地區、州和自治區，直至北京。
北京，燒傷病專家們急駛機場。
南京，由國務院抽調的1100張人造皮膚和醫療專家們，搭乘伊爾－18型客機緊急起飛。
地區工業局，也緊急調運了100m3圓木，連夜加工成板材，運往農場。天亮以後，第一批解放軍官兵乘卡車趕到，開始清理現場。
處在最上面的一層屍體，頭顱幾乎全部被燒沒了，肢體殘缺，已成了一截一截的黑炭，有許多屍體已燒得粘連在一起。牆壁上，多處留下了人形痕跡。整個禮堂，猙獰恐怖。
汽車運來了白布。每個屍體2m，扯一塊，包裹一具屍體，然後用汽車運到學校的禮堂裡，一排一排地編號，等待人們認領。後來禮堂裡擺不下了，就放到教室裡，甚至連課桌上也擺了屍體。
死難的悲痛波及到農場的每一個角落。屍體清理完了以後的幾天，失火的禮堂廢墟裡，夜夜都是高一聲低一聲的呼號，淒慘之極。
痛徹週身的悲慟，給人留下深刻的教訓。防火意識的淡漠，無疑是思想上的原因。失火的那座禮堂，不具備任何消防設施，屋頂的瀝青自燃點為375℃，而 有助燃時，僅為175℃，況且屋頂是全木製結構的。據事後調查，汽油發電機所用的燃料油桶，起火時也在禮堂中，從起火到屋頂塌落，一共只有半個小時左右， 而消防車還遠在80km以外。等消防車匆匆趕來時，禮堂已如同一個填滿了燃料的巨大爐子。
人們的麻痺大意，也使火魔有了可乘之機。就連花圈已經起火的時候，禮堂裡大多數人都以為燒不死人。這玩笑開得太大了一些，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為自己 的麻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當時，包括農場的領導在內，都沉浸在節日的喜慶之中，有一位領導，當自己的孩子跑回來報警時，他竟還不願相信，怒斥孩子「滾出 去」。
1977年3月，國務院在關於這次火災事故的指示中指出：「這場火災，表面看是由小孩玩鞭炮引起的，但突出的反映了那裡的領導思想麻痺，不負責任，制度鬆弛，組織渙散。平時不抓教育和防火措施，遇事又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導致小災釀成大災。」
假如當時放映人員按規定在露天場演電影，而不是擅自轉移場地，災難或許就不會發生；假如當那幾個小孩子在場內燃放鞭炮時，立即被嚴厲制止，災難也許 就不會發生；假如那近千隻花圈及早地處理掉，這災難也可能不會發生；假如早有防火預案，一發生火災能夠有效組織人員疏散，損失會小得多……遺憾的是，這些 善意的假設，已無法換回那694條生命。
那個放火的小男孩張廣輝，在火剛燃起來時，就知道自己闖下了彌天大禍。他很聰明，趁著前面的人們尚未驚醒之前，他已衝出了門外。後來，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投案自首了。1977年3月，地區批准對他實施勞教，他被送到少年犯罪教養所。解教後，去了廣東。
放映組長柯玉奎等人，被拘留了2年5個月，1979年地區批復，不再追究刑事責任，聽說他去了湖北。
對此事負有責任的農場領導們，分別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調離了農場。
對於一個只有幾千人口的小團場，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不啻為天大的災難：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個不剩命喪黃泉。活著的人悲痛欲 絕，近乎瘋狂，他們睜著發紅的雙眼四處尋找團場領導，而領導早已躲了起來。不知從哪裡找到了團場的政委，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將其打個半死。那些僥倖沒受 損失的人家則大氣也不敢出，悄悄窩在自己家裡。這就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將心比心，誰家遇到這樣的變故能不悲傷，不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死者家屬作出一些過頭的事情原本是應該諒解的，但當時的上級領導卻認為這是 「階級鬥爭新動向」，發來電報要求團場抓人。在這關鍵時刻，有一個人頭腦非常清醒，極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廣電局局長、13歲參加革 命的老八路、時任伊犁農墾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61團場大火後被派來兼任團場政委的馬驥。他清楚地知道若機械地執行上面的命令必定會引起更大的騷動，這中 間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導火索，局面將越發不可收拾，因為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經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立即面見當時的伊犁地委書記謝高忠， 對他懇切地說：「老百姓太可憐了。現在，他們需要的是我們領導的體諒、幫助、關懷，即使關懷、體諒也彌補不了他們的損失。」謝高忠聽他說得有理，便採納了 他的意見，平息了一場風波。
這是多麼難得的情懷!須知這是在那個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話不當便可能導致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
當時馬驥是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後趕到火災發生現場，負責火災善後處理事宜。一些遇難者親屬因為悲傷和憤怒，便將怒氣撒在六十一團場政委周政夫以及 前來調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領導身上。但實際上團場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兒也在火災中遇難。為了穩定群眾情緒，2月底，根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 中共伊犁地委的決定，馬驥兼任六十一團場政委，負責處理「二．一八」火災善後事宜。
在將遇難者全部安葬完後，由於遲遲見不到周政夫向群眾請罪，情緒失控的幾個遇難者親屬跑到「2．18」火災墓葬集中地，準備將周政夫女兒的屍體從墓 穴裡扒出來示眾。得知此事後，馬驥立即趕到現場，並躺在周政夫女兒的墓地上對準備挖墓的群眾說：「你們如果非要這樣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氣，就 不會讓你們做這種蠢事。」
馬驥對情緒激動的群眾說：「同志們，現在我們的心情還不難受嗎？周政夫和你們一樣，也是失去親人的不幸者呀！誰願意放一把大火把群眾都燒死，難道周 政夫願意把自己的親生女兒燒死嗎？如果咱們再這樣無休止地糾纏下去，可能會發生比火災更悲慘的事件。如果你們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們，咱們再也不 能死一個人了……」
在馬驥的苦苦規勸下，這起事件最終被平息。馬驥說：「既然組織上將重擔交給了我，我就一定要處理好善後事宜，讓群眾滿意，讓組織滿意。」
在61團場工作的日子裡，馬驥每天都要到死難者親屬家裡瞭解情況，處理善後事宜。這位1938年參加革命、經歷過無數次戰爭都沒有掉過眼淚的老革命，每一次聽到「2．18」火災死難者親屬講述親人離去的事情時都會失聲痛哭。馬驥說：「這些死難者大多數都是孩子，可憐呀！」
馬驥理解每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屬的心情。「他們心裏難受，他們接受不了這個殘酷的現實。」30多年過去了，但只要一談及此事，馬驥仍熱淚盈眶，「近700條生命就這麼沒了，誰不難受！」
由於擔心群眾情緒失控做出極端行為，當時，上級公安部門準備將一些「鬧事者」抓起來。當民警前來61團場抓人時，遭到了馬驥的強烈反對。他向上級領 導反映意見，家裡死了親人誰的心情不難受？更何況有的家庭在這場大火中死了好幾個人，他們幾乎都瘋了。這種情緒下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為 什麼不能原諒和理解他們？
馬驥認為，在對待群眾鬧事的問題處理上，措施寧右勿左。最終，在馬驥的反對下，上級領導採納了他的意見，沒有抓一名鬧事的群眾。
為了使群眾盡快從災難的陰影中走出來，馬驥極力支持死難者親屬回老家探親，以緩解失去親人後的悲痛，並鼓勵他們聯繫調至其他單位。馬驥認為，離開61團場這個環境，遇難者親屬的心情會好一點。
事實證明，馬驥的這一做法非常正確，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少精神瀕臨崩潰的死難者親屬離開61團場後，痛苦漸漸得以緩解。
1978年7月，由於工作需要，基本處理完「2．18」火災善後事宜的馬驥調任伊寧市委副書記。在隨後的近30年時間裏，馬驥再也沒有回過61團場一次。
馬驥說，他很想回去，但又不願回去，他害怕看到團部那個禮堂，害怕路過離團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30年後，年過八旬的馬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詩表達自己的心境：
舊事重提淚滿腮，
七百兒女入火海，
終生難忘悲慘事，
常聞父老哭聲哀。
如今，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雖然已經作古，但他說過的那些擲地有聲的話仍言猶在耳，聲震如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