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官員日前對記者表示：部分項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於行賄。為了攬到一個報價120萬元的工程，包工頭竟採取跟蹤、守候等手段行賄20萬；另一起案件中，官員從一個100萬元的工程中索賄38萬。「六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工程款都拿去行賄了，這些工程的建設質量可想而知。」
筆者以為，最高檢官員披露的數據，是已經查處的數據，包括貌似合法的層層轉包部分，還有大量在招投標過程中以高科技、新技術等名義大幅度抬高造價，從而導致無法查處的部分，我估計政府採購政府投資等都像藥品集中招標採購一樣，80%費用耗在腐敗的中間環節。最高檢官員也承認，除了權錢交易現象突出、涉案金額越來越大，當前工程建設領域職務犯罪還具有這樣幾個鮮明的特點：化整為零規避招標，曲線牟利。招標人為照顧關係或撈到好處，將依法必須招標的項目分解成一個個不需要招標的小工程，或者將本應一次批報的大工程分階段批報。還有一些人，借勞務分包之名行工程分包之實從中撈錢，幾乎沒有被查處。
這就是投資型政府和國企必然導致腐敗盛行、通貨膨脹、貧富兩極迅速分化的根本原因。行政壟斷和政府投資如果都砍掉，普通民眾收入可以在現有物價水平上提高三四倍。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有一句名言：「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自己的錢，辦人家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花人家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花人家的錢辦人家的事，既不講效果，又不講節約。」準確生動地描述了委託代理過程中碰到的各種問題。
官員腐敗、貧富兩極急劇分化、通貨膨脹都是行政壟斷和投資型政府的必然副產品，如果不緊緊抓住根源問題，要治理腐敗、縮小兩極分化、治理通脹，都是不可能的任務。
今天，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比30年前更尖銳。中國絕大部分產能早已過剩。為什麼這麼多年還能維持呢？就是因為產能出口和投資型政府，保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這種發展由於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必講效果也不必講節約，所以具有癌症一樣的自我擴張功能，每個地方的一把手甚至部門和單位一把手都可能成為「總經理」——只要他願意，而且是「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的「總經理」。但這種發展使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擴大內需說了多少年，事實上內需卻不斷萎縮。根源何在？越發展財富越向少數人集中，老百姓越窮。
在公共權力的約束機制得到比較妥善的解決之前，過度呼籲強化稅收和國有機制及政府投資型經濟模式，事實上只會助長腐敗、通脹和對百姓的掠奪。換一個角度說，如果發展的權利沒有真正落實到老百姓和中小企業手裡，而是大國企、大政府越俎代庖，也必然會墮入「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效率也不講節約」的「公地悲劇」和「權力私有化」陷阱，那時，即使對公共權力的約束有民主之名，也不會有民主之實。而是使「民主」變得非常骯髒和面目可憎。「國有」、「全民所有」、「集體所有」，最後的實質都會變成少數官僚支配和所有。那些在城市化迅猛發展的城市郊區農村，由於土地和農房產權「集體所有」導致的種種亂象，已經在警告我們這樣的現實。
洛克說：「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兩者之間，其實互為表裡——權力私有，財產一定會變成「公有」——少數人代表公家所有；財產公有，權力一定會成為少數人為自己謀福利之私有。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