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激戰場景（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大清亡國何其速
一百年前的十月十日，因革命黨機關暴露、名冊被搜，一場倉促發動、群龍無首的新軍起義在武昌爆發。這是一場原本毫無勝算的軍事暴動，因總督瑞澂棄城逃跑而意外成功。在隨後的一個多月裡，多米諾骨牌效應發生，超過三分之二的省份群起響應，紛紛「獨立」，清朝大局「頃刻糜爛」，勢如風捲殘雲。驚惶失措的大清皇室在鋪天蓋地的革命風暴中只支撐了四個月，就再也無計可施，不得不低頭認輸，黯然遜位。隨同清政府一同退出歷史舞臺的，是自秦始皇以來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帝制。
革命勝利之速令世人驚訝，也令包括革命黨和舊官僚在內的各方當事人措手不及。革命爆發之前，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載灃、流亡海外的革命領袖孫中山、隱居鄉里的「離休老幹部」袁世凱，誰也不曾料想到大清國的最後時刻會來得如此迅捷。倒是反對革命的立憲派領袖梁啟超在痛責清廷缺乏政治改革誠意時曾經說過，「徒以現今之政治組織，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於亡」，「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以‘宣統五年’四字連成一名詞者」。梁啟超並非盼清朝速死，他是恨鐵不成鋼說氣話，卻無意中作出了清朝覆滅的精確預言。
此前，太平天國曾打下半壁江山，清朝沒有垮；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關條約慘不忍睹，清朝也沒有垮；八國聯軍打得皇上皇太后餐風宿露狼奔鼠竄，清朝還是沒有垮。為什麼辛亥年忽然就挺不下去了，一瀉千里，匆匆忙忙「亡朝亡國」？難道是革命軍太強、政府軍太弱？當然不是。各地革命軍全都倉促成軍，是臨時拼湊且缺餉缺械的烏合之眾，真要上了前線，與訓練有素的北洋軍真刀真槍開戰，想要取勝其實很難。
辛亥年大清亡國，主要應歸責於清廷行為失當、舉止失措，是他們的自私和愚蠢害苦了自己。有些早就該做的事情，他們做得太晚、太不情願──比如選議員、開國會；有些必須做好的事情，他們沒有做好、甚至做成了壞事──比如把萬眾期盼的「責任內閣」做成了人人唾罵的「皇族內閣」；還有一些不該做、至少應該有所克制有所收斂的事情，卻依然天天在做，而且做得滿不在乎、不亦樂乎──比如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官商勾結、巧取豪奪、貪污腐化、吃喝玩樂。
除此之外，還有兩點最最重要的教訓，值得後人特別記取：第一，「太子黨」是禍害；第二，軍隊靠不住。這兩個教訓非常慘痛，是大清國用淚水和「國運」換來的，寶貴之極。大清之亡，與此攸關。
太子黨是禍害
清朝二百六十餘年，只在康熙晚年、宣統年間鬧過「太子黨」，其餘時間皇親國戚只享尊榮，不掌實權。慈禧當政時期最有權勢的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一班漢臣，她雖然啟用了一批親貴擔任要職，但主要是為了權力平衡，對漢族權臣加以掣肘，而不是要讓「太子黨」獨霸實權，一統天下。若慈禧只信任依賴皇家人、娘家人，不光她垂帘的寶座坐不穩，只怕大清朝也早就玩完了。
但是，年輕的監國攝政王載灃不懂這些道理。他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的想法一致，都認為「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比較靠得住」，把權力傳給自家人最安全可靠。載灃一上臺，就拿「政績第一、權傾朝野」的漢臣袁世凱開刀，命其「回籍養痾」。平白無故得罪一個羽翼豐滿的強人，等於既失去了一個可以依賴的能臣，又增加了一個難以對付的強敵，一減一加，這筆買賣虧大了。罷免袁世凱之後，載灃全面收權，兵權、財權、人權、事權，還有連圖紙都沒畫好的鐵路「路權」，能收的不能收的通通都想往上收。收上去的權力全部交給宗室親貴，就是如今叫做「太子黨」的那些人。首先是交權給兩個親弟弟、當年聞名全國的倆貝勒──載濤和載洵。兄弟三人吃相難看，囫圇吞棗把禁衛軍、陸軍、海軍的軍權一股腦兒全塞進肚子裡，卻根本消化不了。其次是把所有關鍵職位全都換上皇親貴冑。對載灃來說，豈止是漢人信不過，即使是滿人，不在小圈子之內的，也都信不過。端方是滿臣中能力最強、資望最高的一位，鐵良是號稱最「知兵」的旗人，因不在「太子黨」，也只能靠邊站。
用人只問血統、不問才能，陞官只論親疏、不論賢愚，一味從「太子黨」小圈子中選官拔將，最後，把萬眾期盼的「責任內閣」組成了人人唾罵的「皇族內閣」。「皇族內閣」具有極其惡劣的現實意義和現時現報的「歷史意義」：朝廷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別人無可替代的巨大貢獻，它使立憲改良運動的聲譽一落千丈，使政治改革的政績一錢不值。當然，也把許許多多原先懷疑革命、反對革命的人變成了革命派。可憐的是，載灃闖下大禍而不自知，他滿以為他是為滿族謀永福、為皇室求久安。殊不知，「太子黨」當權才真正是斷了朝廷的後路、拆了皇家的台面，皇族從此陷於空前孤立，滿漢矛盾變成政治焦點，革命成為人心所向。論亡國的教訓，「太子黨」豈非禍害？
等到革命風暴來臨，需要「太子黨」們出錢出力、流汗流血的時候，攝政王這才猛然發現，權力掌握在別人手上有用，掌握在「太子黨」手上，除了貪腐、玩樂、招人唾罵之外，一點正用也沒有！革命黨一顆炸彈，嚇得「太子黨」不敢上朝，甚至不敢繼續住在北京（當今中共「太子黨」更甚，共產黨掌權還掌得好好的，親眷財產就已經轉到國外了）。指望那群養尊處優的紈絝子弟上陣殺敵、保皇救國，是天大的笑話。於是，朝廷只得低三下四請求三年前被無情放逐的袁世凱出山，把當初辛苦收回的權力加倍奉還出去。可是不頂用了，前無知遇之恩，後有殺身之禍，袁世凱豈肯忠心效命？孟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袁世凱借革命之機逼退清廷，不也是該當的嗎？
軍隊靠不住
親攬兵權、整軍備武，以此為第一要務，這是醇親王載灃以「謝罪專使」身份向德皇威廉‧亨利討教到的治國高招。當上監國攝政王之後，載灃立即照此辦理：設立禁衛軍，由自己親自統領；代替兒皇帝任全國軍隊大元帥，相當於今之中央軍委主席；剝奪地方督撫兵權，收歸中央陸軍部；設立軍咨府，相當於今之軍委總參謀部，以載濤、毓朗（皇族）為軍咨大臣；設立海軍部，以載洵為海軍大臣。攝政王高度重視「新時期軍隊建設」，他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是要把「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軍權全部攬入他們賢昆仲手中。可惜兄弟三人苦心經營三年，對軍隊的指揮能力仍然比不上削職為民隱居洹上的「垂釣翁」袁世凱。
據張之洞的親隨回憶，張之洞曾勸諫攝政王不要急於把軍權交給「年幼無知」的濤洵兩貝勒，因為領軍打仗不是兒戲，是需要經驗與智慧、勇氣與膽量的。載灃竟以「不干汝事」回絕，氣得張老先生一病不起。張之洞病危，攝政王親往病榻探視，憂心忡忡的張之洞臨終告誡攝政王要善撫民意、防範民變，載灃安慰老臣道：「不怕，有兵在。」
攝政王真是一門心思把寶押在了軍隊身上。他與後來的「偉大領袖」心有靈犀，均認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流氓哲學。與後來的「總設計師」也所見略同，都相信只要「軍隊在我們手上」，「大氣候」、「小氣候」、「動亂」、「反革命暴亂」就可以平息。很不幸，攝政王、「偉大領袖」、「總設計師」在相同的問題上犯了相同的錯誤。攝政王運氣不好，自己親嘗苦果；「偉大領袖」和「總設計師」把苦果留給了他們的繼承者，若死不認錯，將來未必不步攝政王的後塵。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已經雄辯地證明：軍隊靠不住。對一個失去民心的壞政府來說，軍隊尤其靠不住。辛亥革命的主體不是農民、工人、市民，更不是什麼「資產階級」，恰恰就是朝廷寄予厚望，賴之以保衛政權、鎮壓革命的正規軍，就是政府花大價錢維持、以高薪餉供養的新軍廣大士兵。當年，孫中山、黃興曾經主要以秘密會黨作為革命突擊隊，但難以奏效；後來，一部分革命黨將工作重心從聯絡秘密會黨轉到滲透各省新軍。宋教仁說，「革命之力宜借舊政府之所恃者（政府軍隊）」，此舉成效斐然。不久之後，新軍成為革命的溫床、共和的搖籃。辛亥革命不僅第一槍發於政府軍，自始至終，革命的主力軍、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革命力量，都是原政府的正規軍。相對而言，會黨、商團、民團，以及其他民眾革命組織，則只是輔助性的革命力量。
就在南方新軍紛紛倒向革命之際，北方的軍隊也不再俯首聽命。駐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發動兵諫，向朝廷提出十二條政綱，要求立即實行英國式君主立憲。接著，駐守石家莊的新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又密謀革命，試圖與張紹曾、藍天蔚（此三人並稱「士官三傑」）以及剛「獨立」的山西都督閻錫山部會師，然後直搗龍門、攻入北京。若不是吳祿貞不幸被刺身死，大清國的下場還不知有多麼狼狽多麼悲慘。而吳祿貞、張紹曾，恰是攝政王三兄弟視為心腹、用以抵制袁世凱兼拱衛京畿的重要將領，沒想到竟比袁世凱更不可靠。
南軍革命，北軍兵諫，軍隊何嘗靠得住？然而，冷落了立憲派，疏遠了漢臣，激怒了紳商，大清國又能依靠誰呢？最後時刻，只得把國運和孤兒寡母的性命完全托付給頭號強人、老牌政客袁世凱。而對大清國最後的致命一擊，當然也就來自於袁世凱及其麾下的中央軍。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前線指揮官段祺瑞領銜、囊括大清國幾乎所有將領共四十六人聯名要求朝廷「立定共和政體」，否則，「皇室尊榮，宗藩生計」，軍隊將概不負責。至此，軍隊完全與朝廷翻臉了。豈止是靠不住，軍隊乃是雙刃劍，一旦將內政押寶於軍隊，對政府而言，是自救，還是自殺，也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一百年前，大清國指望「太子黨」坐江山、軍隊保江山，在革命中覆滅了。一百年後，有同樣打算的某黨，可知錯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