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破產」了，沒事，還有歐洲諸國可以救援；歐洲「破產」了，沒事，還有美國可以救援；美國「破產」了，沒事，還有中國可以救援；中國「破產」了，沒事，我們還有上帝……我們應該感到欣慰，在這一條傳導鏈上，中國處在最後一環；但也可能感到絕望，因為俺們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夠拯救。。
2008年至今，剛剛好三個年頭，2009年全面復甦，2010年歐債危機愈演愈烈，2011年美債面臨爆頂，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預言什麼……為什麼會這樣？難道這一定是「結局」？過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掙扎？
早在2009年，我曾經預見到這一天的來臨。不是因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據歷史「經驗」的推導《「知易行難」注定是貨幣政策畢竟困境》一文中這樣表述，「有限的歷史告訴我們凱恩斯牌機車只善於高速行駛如果你不夠油堅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減速，後果可能比想像中要嚴重許多。除此以外，我們還能夠得到一些啟示不要被經濟暫時好轉的跡象所迷惑。不要認為自己會比1936年美國、1977年的日本更聰明好運。」
無知者無畏，他們總是認為自己與眾不同。歷史會告訴他們，生活中並沒有那麼多奇蹟。今天，希臘也好，歐洲諸國也罷，包括美國在內，他們的凱恩斯牌機車郵箱已經報警(堆積如山的債務消耗了所有動力)。至於中國，壓根就沒有「油量提示」這塊儀錶盤。經過三年的高速行駛，郵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緩一時，而無法救一世。這一幕恍如當年美國、日本的政客們所遭遇的悲劇在一年緊跟一年的巨額開支之後，日本的「管理者們」對於大幅增長的財政赤字皺起了眉頭，開始選擇快速縮減開支。1936年羅斯福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
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無論是從執政者的角度，還是一般民眾，都不會反對削減債務，這個決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縮支和增稅行為一旦開始，經濟恍如被戳破的氣球，好勢頭頓時煙消雲散。信不信歷史會重演？走著瞧！(反正我是信了)
希臘債務已經出現「技術新違約」美國債務也面臨著走向「技術新違約」的局面。除了縮支和增稅，還有別的出路嗎？答案是，沒有！或許，你會說，中國經濟不是早在2010年就進入了「緊縮通道」嗎？沒看到你說的悲劇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國是最後一環，中國的財稅收入傲視全球，中國的貨幣政策從來就沒有過「不寬鬆」，只是由極度寬鬆回到適度寬鬆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劇遠還沒有上演。
選擇凱恩斯，只是因為相機抉擇所迫
過去兩年，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凱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幾十年，貨幣學家「當道」，凱恩斯主義成為各國政府破解經濟困局的唯一「法術」試圖通過強化貨幣供給，刺激全方位的消費需求，從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實體經濟。
從現象上看，凱恩斯主義只是完成了「家庭債務」向「國家債務」的轉移，並沒有起到可持續拉動消費的實質作用。問題是，凱恩斯主義本身存在極限，即國家債務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臘，一個440萬人口的小國，全國總負債竟然達到3400億歐元。比如美國，債務上限的提升頻率逐年加快，美聯儲、中國、日本一旦有一個「供血機」出現故障，崩潰不可避免。凱恩斯主義到底幹了些什麼？
從本質上看，他只是財務技巧債務展期的一種方式而已。換句話說，龐大的債務從來沒有消失，也不可能徹底消失。只是從一個顯眼的地方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而已，進而為迎來「希望中的復甦」爭取寶貴的時間。所以，主權債務危機只是凱恩斯主義的「副產品」債務騰挪後的必然結果。那麼，「凱恩斯困境」如何破解？
凱恩斯主義並不是終極辦法，它只是爭取時間的一種財務手段。在有限的時間裏，我們將希望寄託於實體經濟的總需求出現奇蹟般的擴張。
不過，從人類經濟發展的視野去砍需求創造的可行途徑，歷史告訴我們，除了戰爭和技術革命，沒有第三種方法可以讓實體經濟的總需求出現自然擴張。戰爭，毀滅與重生疊加在一起，它將創造舊模式下的需求擴張，且有可持續性；技術革命，毀滅和創造同樣疊加在一起，它將破除舊模式創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樣具有可持續性。
貨幣學家認為，提高貨幣供應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發經濟循環開始運轉，我認為這是「試錯」。在過去幾十年，從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紀大蕭條的美國？如果沒有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並不認為美國經濟能夠走出低谷。羅斯福不是救世主，將美國從衰退的泥潭中拖出來的是「二戰」，而幾十年後的日本沒有這樣的好運氣。
難道，各國政治家們都沒有我聰明？不知道凱恩斯主義的弊病？我相信，我應該是最蠢的那一個。我並不認為政治家們如此統一的愚笨，從策略而言，最差的選擇不是錯誤的決定，而是沒有決定。所以，政治家們選擇凱恩斯，只是相機抉擇所迫。
簡單來說，不選擇凱恩斯主義，等於沒有選擇，這是一國政府無法接受的結果。凱恩斯主義是唯一應對大蕭條的可選項。戰爭？技術革命？都不是可以「人為」推動的選項。所以，凱恩斯主義並不是最差的選擇至少它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很遺憾，我並非偉人，除了翻翻歷史書，實在想不到創造性破解「凱恩斯困境」的辦法，除了戰爭與技術革命。不過，如果真的有一個偉大的辦法出現，卻是很容易鑒別它必須能夠實現實體經濟總需求的自然擴張，無論是毀滅還是替代。
想起了中學課本描寫資本主義的「罪惡」行徑資本主義國家的農場主寧可將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給窮人喝，太沒良心，唯利是圖。現在終於明白，他們一點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時的我。(上個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出現許多農場主因獲利低微和市場滯銷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
實用主義才是中國經濟的「真面目」
如果永遠到不了終點，時速再快也沒有意義。高鐵如此，中國經濟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經濟增長，我們談了多少年，已經記不起了。直到今天，終於為了「安全」，我們必須「降速」行駛。
中國經濟的「顯性」問題異常明顯-依靠寬鬆貨幣拉動投資，推動經濟高速行駛所引發的成本(人力、物力、環境)上升、通脹上升已經到了忍耐極限。這一套組合策略的邊際利潤已經下降至零。
中國經濟的「隱形」問題同樣突出社火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地方債務堆積如山、圍繞房地產所凝聚的利益集團勢力龐大、金融風險由表內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變。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財富分配機制迫在眉睫。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謂「中國模式」，而是「沒有模式」。以五年為一節點，不難發現，這個神奇的國度總能找到正確方向，不至於迷失在某一次危機中。多數分析人士大跌眼鏡的原因，莫過於錯誤估計了中國經濟「轉身」的速度。它一點都不像一個超級大國，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榮都在野蠻的生長，塗滿了實用主義的痕跡。這與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關。
講一個小故事。1937年9月，錢塘江大橋開通，12月，日軍逼近杭州必須炸橋。茅以升說只炸橋面不炸橋墩的話敵人幾天就能修好。工兵說橋墩沒法放炸藥。茅以升隨後說出的話嚇死小兵：建橋時就預計要炸，我在第二個橋墩專門為你們設計了放炸藥的方洞。炸藥在橋開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國，尤其是基層，處處顯露這這種「轉身」智慧。張五常老先生也曾為基層幹部能靈活解決經濟難題而拍手叫絕。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智慧？
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實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確」一小段時間；因為，中國環境複雜，各地點不一，基層幹部必須嘗試不同的策略方法來不斷刺激經濟發展，並沒有一個長期貫徹的政策制度可供實施。
講這麼多，是要說明一點：市場亢奮時要記得風險，市場絕望時要看到希望。
不走極端，永遠都有必要。
靠自己，考變化，靠發展。只有「讓每一個中國人獲得幸福而有尊嚴」的目標不變，其他皆可變。
凱恩斯主義的「偽裝」
在歡慶紀元後第二個千禧年的到來時，誰也沒有料到，迎接人類的將是一場巨大的金融海嘯。這是怎麼回事？究竟是誰之過？驚恐之餘，人們紛紛翻出昔日的理論和早已被忘卻的預言，試圖證明人類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東京熱賣，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紐約脫銷。不同學說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執一端，互指他人為肇事者，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愚蠢開脫。諸多學派之中，最為流行的，當然是凱恩斯主義。
在「大蕭條」年代，是凱恩斯之處了市場失靈的可能性，也是凱恩斯給出了應對之方：增加政府開支，創造有效需求 。
在這個今日天經地義的政策，70年前確實離經叛道的言論，稱它為一場「革命」，毫不為過。對於凱恩斯的新理論，當時學術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國政府滿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國才開始認真演技凱恩斯的主張，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大規模的政府開支才具備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然而，經過記者和專欄作家(例如保羅-克魯格曼)的演繹，這段歷史變成了如下版本：美國總統羅斯福接受了凱恩斯的建議，於1933年推出「新政」，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大蕭條」。
歷史數據告訴我們，美國經濟在1933年之後停止萎縮，失業率從25%的高位回落，但真實GDP則是在1939年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業率在1941年才降到個位數。
軍備開支的直線上升的確創造了有效需求，軍隊的大規模徵兵當然也創造了工作崗位，但到底是誰結束了「大蕭條」？羅斯福還是希特勒？我們只能留給歷史學家去澄清。
有意思的是，率先採用凱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納粹德國，凱恩斯本人當然不願將後者作為他的案例，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完全迴避了這個最早的「凱恩斯主義國家」。
凱恩斯經濟學的關鍵假設是「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經濟個體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純粹心理因素的影響下，消費者和企業忽然悲觀起來，對未來失去信心，消費與投資意願下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於「動物精神」無邏輯可言，幾乎無法對它進行有意義的分析，人們無法改變而只能接受這個現實，並以此為前提，探討應對之策。如人們所熟知，標準的凱恩斯主義對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始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政府的「動物精神」更可怕
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對於理論界長期爭論的「相機抉擇」還是「基於規則」，實踐也給出了回答。若想用貨幣政策削平經濟週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於微觀經濟單位的調整需要時間，貨幣政策從執行到發揮作用存在著時間上的滯後，央行必須事先準確預測經濟的運行，在恰當的時點上、以恰當的力度和恰當的工具操作貨幣政策，方能收到預想的效果。
如果在時點、力度和工具上出現哪怕是很小的差錯，調控的結果可初衷可能大相逕庭，甚至適得其反。弗裡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數據表明，在戰後30年中，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非但沒有穩定美國經濟，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經濟的週期振蕩。
說來不無諷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來自於凱恩斯主義。央行行長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時常表現出來的「動物精神」。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
凱恩斯認為企業和個人具有「動物精神」，他們樂觀和悲觀情緒交替輪換，造成經濟從景氣到蕭條的循環。政府可以並且應該審時度勢，帶有前瞻性地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向操作，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機抉擇」。
弗裡德曼針鋒相對，他強調預測未來經濟形勢和政策操作的困難，並引用數據指出，實踐中的貨幣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經濟的波動。這一實證研究的政策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欲穩定經濟，必先穩定貨幣。弗裡德曼有此提出了貨幣發行的固定規則，比如說每年增加3%，或是與GDP增長同步，禁止中央銀行隨意改變貨幣的供應數量。
弗裡德曼雖然沒有明確地講「動物精神」作為政府的屬性，他對政府的「完美理性」顯然充滿了懷疑。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動物精神」，而是其邏輯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
市場瀰漫著「動物精神」，政府則充滿了人類理性；市場有可能失靈，政府卻永不失靈；市場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為零；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充分的信息。至於目標函數，企業與個人是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會福利為己任。
在這些假設下，不必建立數學模型，不必進行理論分析，假設已經決定了結論。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學推演背後，凱恩斯主義者證明的只是假設，以及假設的直接邏輯結果完美的政府解決非完美的市場。凱恩斯主義關於政府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於私人部門，中國1959年到1961年的經濟歷史即為一例。在「超英趕美」、「大躍進」等不切實際的經濟發展目標下，大規模的動員資源將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對GDP之比)從1958年的15%急劇拉升到1959年的30%。
政府的「動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見。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聯儲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貨幣緊縮，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製造的資產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後過於松寬的貨幣政策，都像是「動物精神」的經典案例。同樣經不起推敲的是「政府為公」的假設。希臘破產，多個歐洲國家陷入債務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眾利益，就不應該有債務危機。
根據正統凱恩斯主義的說法，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減稅和增加開支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因此而上升；當經濟轉入繁榮時，財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財政會出現盈餘。繁榮期的盈餘抵消蕭條期的赤字，在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上，可實現財政預算的平衡。理論上聽起來完美無瑕，為什麼在實際執行中，各國政府都是負債纍纍而鮮有盈餘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動機。
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如福利、補貼和投資等等，對選民有實惠，有助於撈到選票，政客樂此不疲。加稅和減少財政開支卻是不討好的事，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也沒有人願意為長期的預算平衡而得罪選民，在政客們的眼裡，自己今天的官位遠比國家的未來重要的多。
個人的非理性衝動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制約；個人必須承擔自己決策失誤的後果，也就是面臨著「預算硬約束」。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既沒有制衡，也不必對政策後果負責，即「預算軟約束」，決策者們的「動物精神」隨著貨幣政策散步到經濟的各個角落，形成系統性風險。
在一致性假設下比較個人與政府的「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結論不再成立，為了減少經濟的波動，公眾應該立法規範貨幣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機抉擇」式的政策干預干預，中央銀行更像是一個規則的執行者，而不是現在這樣的政策制定者。
至於貨幣政策規則應該是什麼，泰勒法則還是弗裡德曼的固定增長率？基本上市一個實證問題，理論是很難提供先驗的指導。
轉型之重，重在法制
世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時期，特別是在大動盪和大災難之後，例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0年代蘇聯的解體，以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
在西方，當一場漫天大火行將毀掉大廈時，驚恐的居民將安全的希望寄託在消防隊身上，為了避免滅頂之災，人們願意或者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權力，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得午餐，扑滅大火之後，消防隊並不想退出歷史舞臺，藉口災後重建以及防止悲劇的重演，他們得以保持強勢的地位，繼續干預社會的正常經濟活動。
在轉型中，舊體制倒塌了，新體制卻不能立即建立起來，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的失序喚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政治家們如俄國的普京利用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對內加進控制經濟和社會，對外高調與西方對抗，試圖重建集權專制之路。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經之路。
俄羅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打碎舊的中央計畫體制，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建立新的法制體系，可見轉型之難，不在於打破舊體系，而在於建立新制度。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制度的支持。市場經濟以自願的交易為基礎，交易即產權的交換，交易順利完成的前提是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若無產權保護，市場就有可能變成戰場，搶劫和欺騙將取代互利的計算，成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
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資源，社會必須保護產權和保證契約的執行，這就需要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法律的作用是懲罰侵權者和違約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並不天天使用，也沒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過威懾也就是預期違約成本阻止違約的企圖，法律系統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
紙面上的法律條文是否嚴謹，立法和執法者的態度是否虔誠，承諾是否莊重，對法治的公信力沒有實質性影響，決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統與政府的關係，以及公眾的權利和法治意識。為了保證公正性，法律系統必須獨立，既對於政府，亦獨立於公眾，政府不得干預司法程序，民情輿論亦不得影響法庭判決。
公眾的權利意識和法制意識是法治的基礎，公眾要懂得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會集團對自己權利的侵犯。公眾的法治意識越強，從人治到法治的社會轉型就越快。
從市場經濟和法治的關係看問題，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俄羅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結果是產出的下降和腐敗的盛行，原因不在於私有化，而在於法治體系和法治觀念的缺失。以德意志為例，1848年的革命動搖了保守的普魯士專制王權，1862年俾斯麥出任宰相，以鐵血手段，重建國王政府權威，並通過戰爭建立了德意志帝國。
在俾斯麥的領帶下，統一的德國很快崛起成為新的世界強權，同時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1918年德國戰敗，孱弱的魏瑪共和國內外交困，局勢的動盪和經濟的蕭條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將希望寄託在強人身上。強人確實出現了，希特勒趁機攫取了政權，在短時間裏扭轉了局面，德國經濟復甦，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隨機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之後，德意志民族如夢方醒，痛定思痛，徹底拋棄了權威主義的「德意志道路」，轉向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以及適應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市場經濟，至此方完成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現代化轉型。與其他國家轉型經濟不同，中國以保持現有社會和政治結構基本不變為前提，在經濟層面上推進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改革，市場發揮了配置資源的作用，私有制對創新和勤勉工作產生了強大的激勵。漸進式的改革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穩定的環境帶來穩定的預期，資產所有者選擇持續經營而不是出售套現，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避免了預期劇烈波動引起的產出收縮。
「可持續的增長」是靠制度而不是規劃
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和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發揮著更多的只能，但由於缺少制約，政府不斷地延伸和擴大其職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逐漸轉變成為有著自己利益訴求的規則執行者和秩序維護者。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裁判捅過管制和審批「造租」(Rent-making)，然後在市場上尋租(Rentseeking)套現。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繼續改革的動力，半管制半市場的現狀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擴大市場改革會削弱造租潛力，他也不想退回計畫經濟，因為那可能意味著失去套現的場所將權力轉化為金錢的場所。
另一方面，民眾對改革的失望也日漸增加。與經濟繁榮並存的是機會的嚴重不均，貪污腐敗盛行，收入兩極分化。當基尼係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時，民眾開始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懷念共同貧窮的計畫經濟年代，寄希望於一個強勢的政府，以壓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實現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當然也看到了，正是由於裁判員下場踢球，「尋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員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惡化，對策應該是政府退出經濟而不是更多的干預。
但對策為什麼沒有被採納呢？常識告訴人們，政府退出經濟將是一個艱難和長期的過程，而強化政府的干預往往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這樣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對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眾生活勇氣的源泉，對於現代社會的個人權利以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法治，他們如此陌生，以至於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政府。
中國也遭遇了轉型的內在不協調性，經濟已經市場化或半市場化了，支持市場運行的制度以及作為這些制度基礎的社會觀念仍然停留在舊時代。
轉型經濟陷入一個令人尷尬、但看上去又相當穩定的納什均衡。無論多麼穩定，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會已形成多遠的經濟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臺和博弈規則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靠現存集權體制調解多元裡可以衝突，若調解失敗則繼之以強力壓制，長期積累的矛盾最終可能以極端的方式爆發。
當若政府以「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者」自居，一方面為資方平息勞工風潮，實行國內市場的關稅保護，鼓勵和支持大企業組織，提高壟斷程度和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政府為工人建立包括醫療、工傷、福利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體系，緩和社會矛盾。
兩面討好的政策需要物質基礎，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勞資雙方都感到滿意。當國內市場無法支持經濟增長時，對外擴張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義自然成為堂皇旗幟。
除了外部衝突，內部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發現有均衡的偏離。作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僚精英階層不僅掌握了物質與金融資源，而且擁有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利，他們必然要李彤所有這些優勢，在市場經濟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傷害消費者和企業的權利，破壞社會公平，從而喪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費者和企業這時會要求在制定規則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利，加強對政府的監督。
為了維持現有均衡，緩和消費者和企業的不滿，政府同樣有著強烈的發展經濟的衝動，只有不斷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後，仍有剩餘分配給消費者和企業，實現「有人收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
在政府主導的轉型中，對高增長的偏好是這個體系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但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現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備可持續性。
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告訴我們，緊靠資源投入的增加無法維持經濟增長，資源再多終歸有限，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越大，資源消耗越快，經濟停滯或衰退的到來也就越快。
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是創新，創新帶來的效率的提高，在資源使用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也可實現經濟的增長。如熊彼得所定義的，創新是新技術的大規模商業應用，創新者在市場上敏銳的捕捉新的商業機會，以出色的想像力預見性地開發新產品，引導消費潮流和技術潮流，等待客戶與市場的承認。
創新的過程充滿了風險，為了激勵創新，要給創新者足夠的回報，為此社會必須保護創新者的知識產權，以及從知識產權獲得的巨大商業利益。社會也要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允許甚至鼓勵創新者個性的張揚，允許甚至鼓勵各種各樣的奇想。
由這些條件所決定，創新的主題只能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創新的主戰場只能是市場而不是政府辦公室，創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規劃。
同樣從這些條件可知，傳統社會僅有發明而無創新，若想實現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社會轉型乃必要條件。
本文對原文有所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