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王羲之不在幾桌上寫字
「席地而坐」、「窗明几淨」這些詞語產生時，中國人還沒有使用桌椅。
中國古人的坐，是兩膝著地，腳掌朝上，屁股落在腳踝上。到南北朝胡床、胡椅引進才有了垂足坐。
我曾偶然看過一幀文物圖片：西晉永寧二年的青釉雙坐書寫瓷俑，1958年在湖南長沙出土。兩俑對坐，中間為一長方形幾，上面放著硯臺、筆與筆架。一俑似手捧幾塊板，這樣的板明顯是「牘」。古時的牘為薄木板所做，一尺左右，故為「尺牘」。另一俑則左手持一尺牘，右手執筆做書寫狀，正是閱讀的姿勢。
這說明，當時的幾並不作書寫時肘、腕的支撐和依托，只用來置放器物和文具。兩瓷俑證明了西晉人的書寫姿勢，也證明了長達幾千年中國人都是在手臂、手腕無依托的情況下用此種姿勢書寫。
西晉永寧二年，已是西晉的末年，東晉就出了王羲之。王羲之也是用這種姿勢書寫的嗎？王羲之的書論中沒有提及，同時代的書家亦未提及。沒有提及是因為沒必要提及。只有一種情況下沒有提及的必要，那就是眾所周知，是一種常態。
我想，同期的繪畫中可能會有無意識的反映。請看宋摹北齊《校書圖》：圖中一大床榻上坐了4個人，屬文人學者，在校書。當時的書不是裝訂成冊而是論「卷」的。
榻上校書者姿態不一：其中一人左手拿紙，右手執筆正在書寫，姿勢如同西晉瓷俑；一人右手執筆作休息狀，左手持紙伸平遠看，像是欣賞自己的書作。
畫右還有一人則坐於平交椅，右手持筆，左手拉著紙下方，紙上方由侍者抻著。
從同期的傢俱看，當時的幾案都很矮，幾乎與床榻齊平。如將紙放於幾案上懸臂書寫，視覺與手要有二三尺之遙，是無法寫當時的細膩小字的。若整個手臂放於幾案上，好比人把頭湊近至腳面，這顯然是一個雜技動作，恐羲、獻前賢不至於如此狼狽。稍分析，這分明不合生理自然。
畫中坐於平交椅之人，將一尺來高、二尺來長的紙，放於幾案上來寫，豈不省事，卻讓書僮如此抻紙，倒是證明了當時文人一般不在幾上書寫。古人總有書僮在側「磨墨抻紙」，早年的「抻紙」，大概就是這樣的。
北齊的《校書圖》與西晉瓷俑的書寫方式如出一轍。
從西晉到北齊，期間近三百年，正是書法所處的巔峰期，正是王字一統天下的時期。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賢》圖、《烈女傳》等，都如實反映出當時「席地而坐」的生活狀態。
《女史箴圖》中，畫有一站立女史，左手拿紙，右手執筆書寫。古人所說的「依馬立就」大概就是這樣的。可以斷言，同時代的王羲之絕不是在幾或桌子上書寫。
隋唐和五代承襲六朝書寫遺風
在中國，高的桌子晚於椅凳產生。桌子源於幾案，椅凳產生六七百年以後，才和高桌相配，幾、案仍有它們的用處。
我不由地想，在垂足坐而又無桌子相配的六七百年中，人們又是怎樣寫字的呢？
唐、五代已有了桌子，但往往是供放置餐飲、祭祀用具。當代的《宮樂圖》、《六尊者像》、《聽琴圖》中較高的桌子，似都未作書寫之用。
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裡，床榻邊有幾張桌子，但高低如同今天的幾。同代王齊翰的《勘書圖》中，主人坐於椅，身後亦有一高桌，其高度剛好與圖中的椅子相配，而筆、紙、硯卻置於面前齊膝高的方桌上。圖告訴我們，這齊膝高的方桌才是用來書寫的。
我再強調一下「齊膝」二字。
請設想，隋唐尚書小字，人坐於椅上，無論懸臂或臥齊膝幾案書寫，頭與上身都將曲至膝部，先輩哪能這樣捉弄自己。所以，我肯定，隋、唐、五代，書寫的姿勢仍是六朝的遺風。
宋人的書寫姿勢已與今相差無幾
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已四處可見高的桌凳、桌椅相配使用。
在宋人《十八學士圖》裡，分明告訴了我們當時的書寫姿勢：人坐於床榻之上，面前放一高桌，桌面上平鋪了一張紙，紙依舊是二尺來高、二尺多長，人則執筆欲向紙書寫。紙的兩頭分別放置一棍狀物，以使紙抻平，這就是我們至今使用的「鎮尺」，當然是金屬、玉石、硬木之類的重物。「鎮尺」的產生，是用於紙平鋪與桌面書寫而不易卷折和移動，與抻紙的作用同。
又，南宋馬遠《西園雅集圖》中，可見一人立於桌案邊，一狹長的手卷平鋪於上，人懸臂書寫，亦有「鎮尺」之物於上。
寫到此讓我想起明代唐寅臨摹的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他自作主張，在最後兩女簇擁著一坐客的背後，加上了一張高的長桌，上面放置了筆墨，鋪有一張卷紙，上面竟然壓著「鎮尺」。而顧閎中的原作只有椅子、幾、齊膝的方桌，從頭到尾不存在高的桌子。至多在唐或唐以後的五代，將幾置於床榻上從事寫作。
唐氏浪漫成性，他把明代「伏案」書寫的情景強加於五代，可見明代人對五代以前的書寫方式已不瞭解。這種現象錢鐘書先生在《七綴集》中也嘲笑過：「都穆《寓意編》：王維畫伏生像，不兩膝著地用竹簡，乃箕股而坐，憑幾伸捲。蓋不拘形似，亦雪中芭蕉之類也。」可見王維也將唐朝人的習俗強加於西漢的伏生，真好比硬要將炎夏的芭蕉長在寒冬的大雪中。看來，「關公戰秦瓊」，古來有之。雖然唐氏、王氏浪漫，卻真實地反映了作者客觀的時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