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媽！」我已經整整20年沒有這樣呼喚過了。就在我20多歲，大學畢業以後，每當叫起「姆媽」，我還會覺得自己是個小孩，一聲「姆媽」的呼喚，會得到多少愛撫與溫情。
可是，我再也不能這樣呼喚了，因為母親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門外地興居中國農業機械科學研究院家屬宿舍裡，在那腥風血雨中，在毀滅性的抄家之後，在用帶釘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後，在殘忍地被砍斷喉嚨之後，我的66歲高齡的母親穿著一身被打爛的舊衣服，光著一雙青紫的腳，帶著渾身的傷痕，頂著被零亂剪到髮根的灰白頭髮的陰陽頭，懷著無窮恐懼、滿腔悲憤、疑惑和對五個子女命運的牽掛與無窮的思念與留戀，死不瞑目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一生在貧兒教養院、小學、婦聯托兒所作教師的母親，活活地在一個晚上被打死在年輕的中學生-——紅衛兵的手下，被扔到安定門內第六醫院的停屍房。後來又被一些人扔到了大卡車上，和許多具同樣遍體鱗傷的屍體一起，被送到火葬場火化。沒有留下骨灰，沒有半句遺言，沒有也不許親人最後送別，甚至沒有留下一件像樣的完整的遺物——能打碎的紅衛兵都打碎了，能撕爛的都撕爛了，能搶走的都搶走了，……可是姆媽給我們留下無數美好回憶和做一個誠實的人，像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荷花的教導卻又怎能打碎；姆媽的樸實、高潔、自尊與獨立不羈的品格又怎能毀滅。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初期，首先觸及靈魂與皮肉的是我的哥哥(中國農機化科學研究院工程師)和剛由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屆畢業生成為第二機械工業部二院技術人員的我，我們遭到了錯誤的批判和無情的鬥爭。但是，我們當時絕沒有想到年邁退休、與世無爭、年近七旬的父親(1948年隨地下黨員廖運周同志為師長的國民黨110師起義後，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和母親(一生作教育小孩的教員，1955年從上海市婦聯托兒所退職)會遭到不測。
父親是起義軍官，1985年12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發出武字第299號起義人員證明書：「姚劍鳴同志，原係國民黨陸軍，於1948年11月在淮海戰役參加起義，特此證明。」但是，父親在起義前是國民黨軍需處長的歷史，使我們全家日子的好壞全看當時的政治氣候了。在正確執行黨的政策時，我們的日子同全國人民一樣相當好過，像解放後我們五兄妹在「重在表現」的政策保護下經過自己努力，都進入了名牌大學，分別從哈爾濱工業大學(大哥姚監復)、南京航空學院(二姐姚一平)、蘇聯列寧格勒電工學院(三姐姚山平)、北京航空學院(四姐姚南平)和中國科技大學(小妹姚蜀平)畢業，分配在研究院所和大學作技術和教學工作。但是，碰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無法無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全家的命運就相當悲慘。
當紅衛兵運動席捲北京城的8月，「出身論」的達摩克利斯利劍高懸在頭上時，我們開始感到心悸，預感烏雲將至，劍將落下。當時北京市大轟「黑五類」離京，遠在錦州部隊研究單位工作的三姐來信說，父母不能走，因為他們不屬於「黑五類」。我們也用黨的一貫政策衡量，黨和政府一直按起義軍官看待他們。退休後公安局還批准把戶口遷來首都落戶，農機院還分給房子住，當然不應算作階級敵人或「黑五類」。可是，當北京市開始出現紅衛兵打死人時，敏感的哥哥帶著被打得又紅又紫的雙臂偷偷來到大姐家，向離開農機院宿舍暫住在那裡的父母提出勸告，他預感到災難的威脅，懇求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單位，認為父親從1949年就一直在那裡工作的原機關最瞭解他，相信湖北省建二公司的黨組織知道在部隊起義後，是作為110師駐武漢辦事處主任的父親把廖運周將軍的夫人、女兒和其他起義軍官家屬轉移到解放區等事實，可能在這個時候回到武漢較為安全。母親想想，默默點頭同意了。可是沒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突然端起一個方凳，極為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忿忿地喊：「我走！我走！我連累了你們！」我們只有沉默，把命運的選擇留給他們自己。晚上，我和哥哥必須趕回機關，準備接受批鬥，母親拖著她那小時得了小兒麻痺症留下後遺症的跛腿，深情地依依不舍地送我們到門口，她撫摸著哥哥被打傷的又紅又紫的胳膊，像她一生遇到突發性危難時一樣從容鎮定，沒有抽泣和哭喊，真情、堅決、清晰地說了一句話：「我到時候是會自己解決的……」我們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麼會冒出這句無頭無尾的話，但是心裏有些難過，更不會想到這句話就是她決心坦然地勇敢地面對厄運的最後遺言。
次日，父親執意要回農機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換洗衣服，但是一去就不復返了，據說由地興居的居民委員會的造反派和紅衛兵扣住了。母親見父親不回來，急得一夜沒睡好覺，第三天的早晨，天一亮堅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復返了。下午我給大姐打電話，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我滿懷疑惑地立即趕到了大姐家，她告訴我，給母親住處打電話(走廊上有個居民委員會的公家電話)，不是鄰居喊「姚大媽」的聲音，而是居民委員會的人接的，凶極了，根本不准母親接電話。一定是情況不好，所以不要我回母親處。過去，每星期六，單身的我都回家陪伴雙親過週末，雖然這一天又是一個星期六，而我是不能回家了。後來，父親說，當時在鞭抽棒打時，他和母親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擔心小女兒這時回來。晚上，我和大姐面對面坐著，幹著急，苦熬著，突然穿軍裝在部隊工作的四姐姐急匆匆地闖進門來，告訴我們：她剛回了農機院地興居宿舍，一進大門，就感到氣氛不對，正在開鬥爭會。紅衛兵沒有攔住這個穿軍衣的女解放軍，但是一位好心的鄰居悄悄地、但是很嚴肅而堅決地對她說：「趕快走！趕快走！」我們心裏明白，父母極可能是在鬥爭會上，否則用不著叫姐姐走。三姐妹在焦急中從傍晚苦熬到清晨。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們想等哥哥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的大問題，哥哥應該設法再從「監督檢查」的看管室中溜出來共同商議。可是，又是一整天，從早到晚，渺無音訊，父母那邊更是不知實情，又不敢輕舉妄動，真是心亂如麻。後來才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兩個農機院的紅衛兵押送給地興居外館中學的紅衛兵，脖子上挂了一個大牌子「反革命分子姚監復」，他和被抓去打得背上體無完膚的父親分開來進行殘酷鬥爭。直到半夜12點，農機院紅衛兵乘著卡車來，一看哥哥還活著時，大罵：「他媽的，老子來收屍，你還活著！滾回去！」只是由於一位中學紅衛兵的頭腦清醒，認真思考了哥哥在殘酷拷打後拒不認罪的答辯：「我有什麼反革命罪行的事實？如果他們告訴你們具體事實，你批鬥，我認罪。如果沒有事實，只挂一個牌子，就斗死，會不會有人借刀殺人？」因而，沒有斗死哥哥，他撿了條命在卡車上跪著「滾回」農機院了。這樣的一天，他怎麼還能見我們？
星期一，我必須去機關上班，參加批判會，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的教育。正是在批鬥大會的會場，忽然廣播裡叫到我的名字，通知我馬上回家。我預感到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故，匆匆向家裡趕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婦女，她邊走邊強忍著哭泣，這位看上去是高級知識份子夫人的痛苦臉色更增加了我心中的驚慌和擔心。
我急匆匆地奔上了農機院宿舍北樓二摟，扑入眼帘的是一走廊的人群，緊緊圍在筒子樓廁所對面父母住的一間小房子門外。一個身穿舊的黃軍裝，左臂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中學生，坐在我家門口的小凳上，執行守衛任務。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歲，驗明我的身份以後，他准許我進入自己的家門，還說：「你們挑吧！還有什麼要拿的，可以拿走。」
我進屋一看，心像被剎那間扔進了冰窖，全身都縮緊了。啊！這是什麼景象啊！
沒有一樣站立的傢俱，沒有一樣完好的東西，沒有一張沒有撕裂的紙片、古畫和照片，沒有一件沒有打碎的器物！從三姐由蘇聯帶回的手風琴到床上的被褥、枕頭，從書報到衣箱，從我放在父母處的每月工資的銀行存摺到母親珍藏幾十年的翡翠結婚戒指……統統地抄走了。15平方米的地面上，滿滿地覆蓋著那些被撕碎、被打爛、被砸壞了的東西，我的一生從沒有見過比這15平方米更加凌亂、更加淒涼、更加沮喪、更加慘痛的地方。我的哥哥、姐姐都先來了，他們蹲在地上翻著、揀著，我也隨著他們漫無目的地在這似乎被千軍萬馬踐踏、蹂躪過的15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著，實際上我們不敢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神，怕充滿眼眶的淚水流出來，怕哽咽在喉嚨裡的哭聲哇的一聲爆發出來，都低下頭來凝視地面。當我們翻出半張還能看到父母和參軍的姐姐們的軍裝照時，盯著我們行動的外館中學的紅衛兵立即把這些撕得粉碎的照片搶過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們又從亂紙堆上發現能留下父母墨跡的半張信紙時，又被紅衛兵奪過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紙。在我們兄妹低著頭忍著悲痛在地上翻著、門外堆著幾十人在看著時，突然進來一個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紅衛兵，這是個女的，也只有十幾歲，長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亂、淒慘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聯繫起來，但是現實的因果關係的無情事實使我自從那天以後，一看見這種類型清秀的臉龐，就會想到難忘的15平方米地面，而不自主地會有種要嘔吐的感覺。
這位可能是這場悲劇的前臺指揮的女紅衛兵正式向我們五兄妹宣布：「賀定華(即我們的母親)死了，現在第六人民醫院，由你們去處理後事。姚劍鳴(我們的父親)在後樓，盡快要他滾回老家農村去。」我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被證實了。我的淚水一下子充滿了眼眶，但是我知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不！絕不能哭！哭會帶來大禍。我深深地低下了頭，翻弄著地下的破碎紙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強忍著，不讓一滴淚流出來。
哥哥更慘，胸前還掛著一個「反革命分子姚監復」大黑紙牌子，實際上他只不過貼了農機院領導的幾張大字報。他立正站著，旁邊還有兩個農機院紅衛兵押送著、監管著。到了這個時候，哥哥還沒有失去冷靜，提出了一個我們正想追問的問題，他似乎忘記了脖子上「反革命分子」牌子的份量，眼睛盯著女紅衛兵問道：「我母親賀定華是怎麼死的？我們要去派出所銷戶口，要向他們報告死因。」這個最簡單的問題似乎難住了這位清秀的很年輕的女孩，她沒有也不敢如實回答，而是輕聲地似乎理不直氣不壯又裝作滿不在乎地說：「高血壓。」我們心中非常明白，母親一生從來沒有高血壓！但誰敢開口呢？到了這個地步，勇氣、尊嚴、真理、正義、事實，一切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哥哥多年後一直在後悔，當時沒有請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話「高血壓」和她的名字寫下來，當時是去派出所銷戶口的書面憑證，今天可送給巴金建議的終將建立的「文革博物館」保存。派出所的警察在哥哥註銷母親的戶口時，不想問死因，而按照紅衛兵要父親「滾出北京、回農村老家」的「勒令」，哥哥要遷出父親戶口時，反問：「要把姚劍嗚的戶口遷走嗎？」
當晚，我們把父親從後樓扶到這間滿目瘡痍、空蕩、雜亂、悲涼的房間裡，撥開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這還是父親退休後從武漢帶到北京的)放在水泥地面上，費了大勁用酒精分開血跡斑斑的粘連在父親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買來的紅藥水搽抹他背上的幾道深達1厘米的傷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疼，只關心他的五個子女和陪伴他34年的苦命妻子怎麼樣。我們嗯嗯應著，把一包破棉花當枕頭，扶著父親慢慢地躺下來，睡在地面上的武漢棕繃床板上。買了一些點心給他吃，他也不知道多少時間只挨批鬥，沒有進食了，據說幾天中只有一位膽大的好心的鄰居，燒過一點稀飯給他吃過，他沒有心思和口味吃東西，而是不斷地反覆追問：「你姆媽怎麼樣？」我們只好騙他又不是騙他地告訴他：「姆媽在第六醫院。」他還關心著更可憐的母親：「她還在醫院嗎？」看見父親遍體鱗傷、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斷地喃喃自責：「我害了你們！我害了你們！」誰也不忍心告訴他真情，只是嗯嗯地答應著。我在靜夜裡親耳聽到他清清楚楚地對我不斷地訴說的一句話：「我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這句話多少年來在我耳中震盪，因為它是那樣哀怨，那樣催人淚下。也許他想到的是在1932年白色恐怖的國民黨首都南京，冒著生命危險，讓共產黨的市委書記在家裡「打麻將」，而來的人、談的事他是心裏有數的，在黑夜裡僱馬車穿憲兵司令部的軍裝將市委書記的夫人，被通緝的市委負責幹部送到下關輪船碼頭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許他想過把在黃埔軍校時有周恩來講話的資料藏在農村小閣樓裡，解放後交給黨組織，他還給一些離家參加革命的共產黨員朋友的生活困難的家屬予以經濟接濟，從未想過再要什麼報答，也許他想過潛入敵營20年的廖運周同志，廖率領110師起義前，他曾協助工作，起義後轉移家屬，將全師軍用物資按廖運周密電發往準備起義的張軫部等等。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認，紅衛兵小將不承認。如果他天上有靈，知道劉少奇主席、彭德懷、陳毅、賀龍元帥做的好事之多、功勞之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命運之慘，對自己的「做多少好事也沒有用」的哀怨就會找到更多的知音和共鳴了。
次日，哥哥繼續被勒令「監督檢查」，接受批判，無法自由行動，大姐準備送父親去武漢，然後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為小妹妹的我一個人，去醫院處理母親的後事了。我戰戰兢兢地找到第六醫院，又心驚膽戰地找到停屍房。管事的老頭惡狠狠地問我：「怎麼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紅衛兵的答案說：「高血壓。」他說：「嗯。一會兒火葬場來車。等著吧！」不一會兒，火葬場的大卡車開到了。當工人們把母親屍體抬出來時，我快步地跟在旁邊走，急切而悲傷地凝望著母親，心卻要哭出血來了。我清晰地看見母親穿的是一身破舊的陪伴她數十年的香雲紗衣褲，黑色已洗成黃色了，膝蓋處還打著補丁，赤著腳，手臂和兩腿上都看得出明顯的傷痕。頭髮更是被剪得不成樣子，有的地方齊髮根沒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幾綹長發，卻讓血跡粘連在一起。而她的頭，卻是偏在一邊……當她被工人扔上卡車後，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機駕駛艙旁的踏板，仲頭向卡車裡探望，想最後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藹、歡樂的母親的臉。不期想母親被那些這幾天不知抬過多少具屍體的火葬場工人扔到了車廂的最前面。當我從上往下看時，母親的臉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離我不到兩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她的頸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是他殺？是自殺？不知道！至今不知道！！我還看清了那一頭剪亂的白髮、那滿身的傷痕……正在我處於極度恐懼和悲慟不已的時候，突然身後傳來了一聲吼叫：「是斗死的！什麼高血壓？是斗死的！」我被嚇得一下子從踏板上蹦了下來。面前站著停屍房的那位惡老頭兒，正氣勢洶洶地向我咆哮。突然間，一股怨恨從心底升起，我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和力量，一改幾天來的低聲下氣，我竟然也跳起腳向他聲嘶力竭地吼道：「我怎麼知道？！他們告訴我的！我去問誰！？你說，我去問誰？……」本能的憤怒和反抗把我從一隻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變成像一隻要張口把他吞下去的野獸，惡老頭沒料到這一手，竟往後退回去了，同時嘴裡還不斷地咕噥著：「什麼高血壓。斗死的！」
我懷著滿腔的悲痛和怨恨在醫院送走了母親，她是孤獨地沒有親人陪同被拉運到火葬場的，在那個時代是不允許我隨車前往送葬的。我在運屍首的靈車遠遠逝去以後，立即轉身向火車站奔去，想最後見父親一面——這果真是最後的一面。我在月台上找到去武漢的列車時，父親已坐在車廂裡，他傍著窗口低聲地親切地喚著我的小名，深情地囑咐我：「以後要聽哥哥、姐姐的話啊！’’隱含著他對自己的命運和前途的絕望，似乎已將他的父輩保護人的責任轉交給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強忍著淚默默地點著頭，凝望著他。車窗外，我們旁邊是幾個十來歲的孩子，像我一樣目不轉睛地盯著車上的一對落難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他們的孫子、孫女，來送被轟出首都，和父親一樣被遣送回原籍的他們的爺爺、奶奶，不知道他們的父母親為什麼沒有來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擊。我們這些命運相同的天涯淪落人，都在強忍著眼淚和悲痛，都有無數想說、要說的話，但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說。在站台上沈重的沉默的哀傷氣氛中，汽笛響了，火車開動了。我最後在車窗外面對父親喊出聲：「爸爸，保重……」我隨著慢慢駛離北京的車廂向前走著，死勁盯著是生離但不願是死別的父親的眼睛，在父親依依不舍的目光裡，我看到的是閃著驚恐、膽怯、忐忑不安和為我們擔心的神色，這就是父親留給我的終生不會忘記的最後的印象。
走出火車站，我仍然趕回到那間似乎已被千軍萬馬報復掃蕩過的15平方米的小屋裡，這裡曾是我的父母親住了3年的溫馨、親切的自己的家，現在，我孤單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廢墟之中，悲憤、悵惘、茫然……我不期望還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紀念的遺物。小屋散發出陰冷、混濁、悲慘、淒涼和恐怖的氣息，似乎還能依稀看見在毒打、逼供時的母親，她寧死不屈，絕口否認誣陷她是什麼「特務」之類的不實之詞，為了保護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運忍受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脅，整個漫長的文革期間，任何專案組拿不出一句母親招供的話來打擊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護全家免遭最惡毒的毀滅性的打擊、挫敗了企圖從66歲老婦人打開缺口承認是「特務」，再炮製星期天與子女聚會是「佈置特務任務」的惡毒計謀。她只是一個善良的，純潔的、普通的小學教員和像普天下同樣熱愛子女的母親，只是從小就懂得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潔的白蓮花。
我不敢在這間失去了溫情，卻充滿了殺機與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我環顧四周，還有一件血衣和一個破木盆是沒有被完全撕爛，砸碎的。這件從父親身上用酒精與傷口剝離開來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沒有膽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裡最顯眼的地方——不論誰再開門走進來或者任何人走過這間房門口，都會看到這件血衣，都會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後，我提起扔在牆角的一個破舊不堪的小木盆，這是母親從南方帶到北京的紅漆脫盡了的舊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一件歷經劫難尚能保持原狀的傢俱。我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永遠離開了這間終生難忘的小房間。
我回到了大姐家，把母親用過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邊，盡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髒又疲倦的臉。當我抬起頭來從鏡子中看到自己那張麻木而毫無表情的面孔，從我的眼光裡又看到了與母親死別、同父親生離也或為死別的悲痛情景……我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我的兩肩不停地抽搐著，強忍了一整天的眼淚終於再也忍不住了……
父親由大姐送到武漢後，才被告知同他相親相愛35年的母親已不在人間了。他抱頭痛哭一場後，決心離開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農村的老家，在屋後小山上的松林中長眠著我們的祖母、他的母親。在寂寞、孤獨、膽戰心驚中他極為痛苦地生活了兩年。他無時不牽腸挂肚地惦念著仍在被批鬥、下放和不斷接受再教育的五個子女的困難處境和未來命運。他終生自責：「是我害了你們！…‘在30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我要求加入共產黨，我們幫助逃出南京虎口的黨員對我說：‘你的孩子多，加入組織危險，不入黨也能做很多工作幫助黨。’但是，最後我還是給全家帶來了災禍。」他也深深地向我嘆息：「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終於惡運降臨了，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高潮中，農機院的專案組兩人不遠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別山腳的小村莊，對父親進行了一場相當凶狠有力的「談話」，專案組告訴他，他的唯一的兒子、我的哥哥由於他的朋友、同事揭發他說了江青的壞話，已經被農機院革委會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了，他自己也將在次日公社大會上被批鬥，這樣的當頭棒喝使他在極度恐懼、擔心絕望與悔恨中自縊謝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