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看到高華辭世的消息開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從蕭功秦處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電問過病情，他當時樂觀地告訴我，病情現已控制住，他也開始注意休息。此後，我再也沒與他有過聯繫——早在辭國之前，我已被全天候Monitor長達將近兩年，其時幾乎切斷與朋友的一切來往，以免牽連他人。這倒不是出於朋友們的態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據中國的政治生態作出的自主選擇。
與高華認識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許紀霖與三聯書店的陳達凱編寫一本《中國現代化史》。當時思想界經歷了「六四」事件之後的焦慮與傍徨，這一舉動算是一次大膽的嘗試，參與者都很有熱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參加會議者有賈新民、孫立平、高華、毛丹等20餘位。會上討論寫作大綱時，高華特別認真，提出不少看法，讓在座諸人對他的「認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本由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並集數位作者之力的《中國現代化史——1800-1949》後由上海三聯出版，似乎當時還獲得不少好評。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國大折騰的時候。學校條件清苦，知識界人士下海，到企業客串，忙得不亦樂乎。我在深圳也換了好幾次職業，從政府到企業再到報社，中間還去過廣州暨南大學經濟系任教，有點時間就做點研究。與學界朋友除了互觀文章之外，很少有機會見面。及至與高華再見面時，已經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學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見了不少朋友，其中當然有高華。那幾天高華正好在中心有課，每天只要有機會，我們必在一起或長或短地聊一會。我們所治之學雖然完全不同，但對中國歷史與現實政治的看法卻有許多相通之處，因此海闊天空地聊了許多。當時，我們正好各出了一本書。我那本《現代化的陷阱》輾轉了14家出版社之後終於在中國出版，而他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卻只能在香港出版，對於中國的「出版自由」、「學術自由」之類的體驗自然是同病相憐。我當時的處境已經相當惡劣，除報社被迫將我停職降薪之外，在國內發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還住進了「貼身保鏢」全天跟蹤。就在2000年7月，我還在北京出了一場莫名其妙的車禍，與6歲多的兒子一同受傷。但我不想談這些徒增他人負擔的糟心事情，於是問及他的處境如何？他告訴我，由於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學的學術教學工作時，非常開明，力主學術自由，尤其反對以學術觀點不同打壓異己，因此南大的小環境不錯；此外，被視為「國賓」的楊振寧到南京大學之時，受香港中文大學陳方正教授之托，特別在校領導面前讚揚這本書的價值，希望學校善待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處境還算不錯，沒感受到什麼壓力，評職稱時拿這本書作為學術成果，沒遭到刁難。我很為他慶幸。他順便告訴我，也正因為南大學風開明，因此這次由錢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區舉辦一場我的演講，由於擔心有關方面阻止，決定在當天才發布消息。不過，他的學生告訴他，大家已經先期一天通過電郵互相轉告，屆時來人可能不少。已經安排了一個大禮堂，但可能還是會很擁擠。
那天在主校區演講完畢後，我去高華家看望他的夫人與公子。因為是晚上去的，記得是棟老式樓房，進門方知高華的生活很清寒。當時教育產業化還剛開始，學校教師的住房條件差，分給他的住房是一間半房子，當時正在讀高中的兒子高欣還要與人合住一間。當我參觀到他與同事合用的廚房時，他告訴我，他那本書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廚房後，在那張小餐桌上完成的。想像著他數年來趴在那張桌子上，每晚就著黯淡的燈光伏案寫作的情景，心裏不免有點難過，於是半開玩笑說：今後寫高華逸事時，一定要將這段故事寫出來。讓大家知道這本傑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寫成的。我還告訴他，因常向國內朋友推薦這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於是內地朋友們理所當然就將找書的任務落實到我頭上。我前後總共從香港買過20多本送人。香港書價貴，每本約200元港幣。所以我對高華開玩笑：再送下去，我們這些住在香港與深圳的朋友們就要破產了。
我認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識、史才、史德於一體的傑出著作，必定能夠留傳後世，一直想為這本書寫篇書評。但與蕭功秦聊及此書時，才發現他是此書的真正知音。一談到高華與這本書，他滿是惜才之情，甚為推重。我想，我非歷史學者，即使寫書評，未必能寫出功秦的專業水準。於是只在那篇《歷史的弔詭》（《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後記）中簡單介紹了這本書的存在與我對這本書的一點理解。以後我看到功秦寫的「拒絕殘酷的美麗——評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文，很慶幸自己沒有寫，因為無論如何，在評價高華這本嘔心瀝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種專業眼光與評述能力。
那幾年，高華常去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於是我們還有機會見面。過了大約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華結束香港中文大學的訪問，給我來電話，希望在深圳停留幾天。他是一個很少有玩興的人，有此雅興實屬難得。作為朋友我自當接待。但我當時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鏢」，與誰接觸就給誰帶來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這情況也不好對高華明說，於是我讓他等電話。然後我請同住一城的朋友劉申寧幫忙接待。申寧待朋友頗有兄長之風，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當時的處境，且聽說是接待高華，樂意代勞。高華從劉申寧那裡聽說了我的情況，但還是表示一定要見見我。於是申寧安排了一家生意極好，客人甚為擁擠的餐館，方便我們說話且不容易被「保鏢」聽清楚。席間，高華說，雖然知道你的處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這個地步。你怎麼辦？我對他說，正在聯繫出國訪問。詳情就不談了。看到他那一臉焦急的樣子，心裏不禁感動。
2001年6月我被迫辭國，大概是8月初到美國國會參加了一場有關中國新聞自由的聽證會。高華其時在香港，聽到這消息，於是給我打了個電話，說，「原來朋友們設想過兩三年環境寬鬆些之後，你還能回來。但你到美國國會做證，就不能回來了。」言下頗有惋惜之意。我當時因為剛擺脫「老大哥在看著你」的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沒有這方面體驗的人，無法知曉其中的痛苦與無奈。於是簡單告訴他，我既然出來，自然不作短期內回去之想。我理解高華的心思，因為好些朋友都曾說過，一位學者離開了自己植根於斯的土地，有如樹木被拔地而起，將失去學術生命。我自己也曾猶豫過，只是在2000年7月中旬那場帶累了兒子的車禍之後，我才下決心離開。作為母親，我至少得對兒子的生命安全負責。
我與高華的最後一次見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國夏威夷。當時，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美國夏威夷大學舉辦了一場《中國的教育發展與民主化》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以及美國各地的2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我與先生程曉農也一道與會。我們到達時，高華與朱學勤已經先一天到達。舊友重逢，自然非常高興。在數次或長或短的談話中，他的一個觀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學界人士正流行將體制外積累的資源（即聲譽）化為體制內的資源（即職稱、待遇等），而且這是校方與學者本人都很樂意接受的局面。此後中國知識界的情況證實了高華這一對現實的敏銳觀察。這次會議還讓我有一個收穫：領教了高華的演講才能以及他駕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華在會議期間共做了兩場主題演講，一個是「革命時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對建國後教育的影響」，另一個「從20世紀初教會學校的歷史看外資辦學的前景」。這次研討會上口才極好者不在少數，吳國光、朱學勤都是善於駕馭演講的高手。儘管高人不少，高華那張馳有緻，條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題演講還是讓與會者強烈感受到他的學養之深厚。
高華是個極為看重友情的人，偶爾表達，總讓人感動。那次在夏威夷開會，高華是第一次見到曉農（學勤以前曾在普林斯頓見過曉農）。臨別前，高華悄悄將我拉到一邊，對我說：「這次見到曉農，我放心了。他是個謙謙君子，你們在一起一定會幸福的。」此後多年我們只在聞聽他生病後去過一次電話，但網際網路時代，因常能讀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覺其遠。昨天晚上，我給高華家打電話時，接電話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紹時說，「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媽媽會記得我。我叫何清漣，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現在住在美國，因為某種不方便，很少與你爸爸聯繫」，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來過我們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沒與朋友聯繫的原因。」我努力克制著自己，才算是說完了幾句安慰之詞。晚上，竟終夜難眠。
高華英年早逝，於中國的史學界與思想界，是痛失棟樑；於我來說，是痛失良友。怎樣來總結他的研究於中國歷史學的意義呢？網易微博上，我發出一條「悼高華」的微博後，有一位網友回應說，「高華有如歷史黑洞中的螢火蟲，如今飄然而去」。初看這句話時，我楞了一下，怎麼就是一隻「螢火蟲」呢？但轉念一想，覺得真是酷評，相對於中國那長達五千餘年的漫漫歷史，相對於那充滿了謊言與文飾的歷史黑洞，高華對中國共產革命那段特殊歷史的分析，不就像是一隻螢火蟲嗎？不僅是他，還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學人，如果都能夠像一隻螢火蟲那樣發光，也許今天的中國會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寫於美國新澤西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