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控制傳媒、馴化學者與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第六章 當前中共外交戰略的重點
一、總體外交戰略的調整
——扼在臺灣脖頸上的鐵手
從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為讓上帝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信仰而發動的十字軍東征，到希特勒要實現「高貴的亞利安人」對世界的統治，再到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意志——不同歷史時期中，各種西方極權主義文化政治形態的一個不變的主題，便是以神聖的理想主義旗幟的名義，為實現一種意識形態對人類心靈的絕對控制，進行全球性擴張。西方極權主義思潮的這種天性，恰構成中共的外交戰略不變的魂。只不過隨政治命運的起伏跌宕，擴張的野心有時公然裸露出來，有時又被刻意隱藏起來。
中共的外交戰略根植於全球擴展的野心，同時，決定其外交戰略時代性目標和戰略樣式的，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獨裁者或者寡頭獨裁集團的個人政治野心，一是維護極權專制的政治存在的需要。
中共建政之初，為鞏固其極權專制，中共外交全面倒向蘇聯，與自由民主陣營為敵。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起，具有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毛澤東的個人政治野心開始主導中共的外交原則。同蘇共爭奪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並以「第三世界領袖」的資格推行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這個毛澤東個人的政治野心，成為中共外交戰略的興奮點。由此，中美關係渡過冰河期，兩國建交，從不同的政治意志出發，共同以蘇聯強權作為敵手。
鄧小平時代初期，中共外交戰略仍然沿著毛澤東時代的慣性運行，即聯合美國抗拒蘇聯。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遺留的巨大政治危機，特別是六.四事件引發的致命政治危機，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不得不採取所謂「韜光養晦」之策，收斂起毛澤東時代那種全球性擴張的外交鋒芒。這個時期發生的兩個歷史性事件，促使中共對外交戰略作出根本性的調整。
一九九○年，蘇聯東歐巨變，歐洲的社會主義陣營轉瞬間土崩瓦解，冰消雪融。雖然中共長期同蘇聯爭奪共產主義運動世界霸主的地位，不過，蘇共的崩潰還是令中共深感「唇亡齒寒」。同時，蘇聯強權的消失既解除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又消除了政治「領袖」的競爭對手，中共自然成為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和政治象徵的繼承者——中共長期夢寐以求的政治野心竟然通過命運恩賜的方式得到實現，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從軍事存在和政治存在兩個角度審視，蘇聯退出歷史都要求中共必須調整過去的外交戰略。因為，以一個已經消失的強敵繼續作為外交重點是沒有意義的。
促使中共調整外交戰略的另一個歷史性事件，是臺灣的自由民主進程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東亞地區，臺灣是唯一不借諸外力，主要靠內部的政治進化，實現自由民主制度的範例。臺灣的自由民主進程在中共內部引發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以胡耀邦為典型的中共黨內的良知人士認為，大陸也應當像臺灣那樣逐步開始由思想自由到政治民主的進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為代表的中共極權頑固勢力，則從臺灣的自由化進程中看到前所未有的危險。這群殺人如麻的中共老政客僅憑藉政治本能就意識到，臺灣的自由民主在中國大陸十餘億民眾中必然產生的政治示範效應，將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的威脅。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政治腐敗的最具根本性的標誌在於，黨內良知人士被清洗殆盡，政治的頑固派和貪官污吏卻主導了中共政治的意志，並牢牢控制住政治權力。由此，徹底消除源自臺灣自由民主化對中共的政治威脅，便成為中共政治意志和政治權力的基本戰略目標。
中共頑固派消除上述政治威脅的具體方法，便是用所謂「一國兩制」統一臺灣。而「一國兩制」既是一種侮辱，又是彌天之謊言——對中國大陸人是侮辱，對臺灣人是謊言。 因為，「一國兩制」的提出，表明中共權貴認為大陸中國人只配永遠生活在極權專制之下，作中共貪官污吏的政治奴隸，而一個試圖永遠剝奪十多億中國人政治自決權和選擇權的極權政體，怎麼可能真正讓臺灣人保有自由與民主；一個本質上仇恨自由民主的鐵血強權，怎麼可能 成為臺灣自由民主的守護者？
如果剝去政治謊言的外衣，中共對臺灣的基本戰略內涵，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以統一之名，用極權政治的中央政府的權威，矮化、控制，併進而滅絕臺灣的自由民主政治。
政治戰略決定外交戰略。鄧小平時代後期，中共外交戰略靜悄悄地發生根本方向性的變化，即與俄國結成實質性的戰略同盟；與美、日既聯繫，又鬥爭，無論聯繫或者鬥爭，都是以按照中共的意志解決臺灣問題為出發點；同時，利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利班和北韓，以及其他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牽制消耗美國的力量。
平庸的江澤民基本繼承了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戰略。不過，隨著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以社會極端兩極分化為代價積累起巨大的經濟能量，中共外交戰略中全球擴張的野心再度成為興奮點——屬於極權專制的經濟能量，必然從政治擴張的方向尋找出路。當年的德國納粹如此，如今的中共暴政也如此。不同之處只在於，納粹的擴張直接表現為軍事侵略，而中共的擴張現在還主要表現為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滲透。然而，無論如何，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共的外交戰略的重心，仍在於為解決臺灣問題服務。
當時中共判斷，解決臺灣問題只能用「軍事鬥爭」為主的方式進行。所以，中共外交的絕大多數動作最終都指向一個目標：盡量爭取美國與日本不用軍事方式干預台海戰爭，或者盡量爭取降低美、日用軍事方式干預台海戰爭的強度。與之同時，中共外交部於上世紀末曾制定一個計畫，要在從東南亞半島，經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直至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個廣闊的弧形地域內，通過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滲透，使相關國家實質上變成中共的政治殖民地，從而形成對臺灣的外圍大包抄。爭取台海戰爭爆發之後，這個廣闊弧形地域內的國家給中共以外交和國際輿論的支持，從而壓迫美國放棄或者降低對台海戰爭的參與度。
二○○二年，中共首席政治理論專家王滬寧主持完成了一個供中共高層內部參閱的關於外交戰略的課題，題目是「大國外交戰略」。在這個課題中，王滬寧深化了以解決臺灣問題為外交重心的戰略思想的內容。他不僅重申鄧小平的相關思想，即解決臺灣問題是保證中共專制國內政治安全所必須的，而且更從中共全球擴張視角來看待臺灣問題的解決。他認為，經濟能量的高速積累的結果，將合乎邏輯地導致中共的政治擴張，並聲稱「共產主義全球化的理想，很可能要由中國共產黨人來實現」；「為衝破國際敵對勢力利用太平洋島鏈封閉我們通向太平洋，以及東進美洲、南進大洋洲的大國崛起必然邁出的步伐，我們也一定要解決臺灣問題。要讓臺灣成為我們走向大國輝煌未來的踏腳石。」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對中共外交政策作出指示性講話，這個指示標誌著，中共已經完成了外交戰略的調整。胡錦濤指示的主要內容如下：既然黨中央決定二○一二年完成政治上徹底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任務，那麼外交活動也就有了明確而具體的方針；從現在起的一個歷史時期之內，全部外交活動都要圍繞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這個戰略目標來進行；外交活動的總任務，就是要為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創造儘可能有利的國際條件，特別是要有針對性地作好和重要的相關國家的外交。
胡錦濤在這個講話的最後說：「外交戰線的同志們要深刻認識到，臺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我們的核心利益。它不僅有利於鞏固我們的政治制度，粉碎敵對勢力妄圖在中國搞資產階級民主的陰謀活動，有利於保持西藏、新疆的穩定和長治久安，給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勢力以沈重打擊，同時也是我們在下個歷史時期開拓更廣闊的國際活動空間所必須的。」
胡錦濤的上述指示最終確定了當今中共外交戰略。從此，中共外交的全部能量都將為實現中共對臺灣的政治控制服務；外交，成為中共試圖用以扼住臺灣脖頸的一隻鐵手，直至臺灣喪失自由，這隻鐵手決不會放鬆。在此種情況下，馬英九的所謂「外交休兵」，只能令世人啼笑皆非。
二○○八年七月，根據胡錦濤的指示精神，中共外交部制定出對美和對日兩個外交策略方案。據中共外交部知情人士透露，其主要原則如下：為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要繼續加強與俄羅斯的實質上的戰略聯盟關係，同時，要採取有效外交措施，促使美國和日本在臺灣這個關係到中共核心國家利益的問題上讓步；為換取這種讓步，中共將不惜暫時犧牲一部分外交利益。與之同時，中共會減弱對於同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的外交力度。因為，這些小國對臺灣問題的解決與否無關緊要。減弱對這些小國的外交活動的力度，既可以呼應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增強馬英九在臺灣人心目中的威信，又有利於掩護中共以解決臺灣問題為中心，加強對美、日外交的戰略意圖。另外，為麻痺臺灣島內的「敵對政治勢力」，使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騙取更多臺灣人的支持，還可以逐步放鬆對臺灣以「中華臺北」名義加入國際組織的控制。事實上，「中華臺北」和「中國臺北」在英文、法文等主要西方語種中並無區別。這種稱謂在國際間的使用，有利於淡化，進而消除「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中的地位，而且這種稱謂包含著臺北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意思，所以，這個稱謂被國際組織接受，也有利於為中共實施控製麵板灣的戰略製造國際輿論。
中共外交部在這個方案最後一部分寫道：「只要我們重點作好同美國的外交利益的交換，就具備瞭解決臺灣問題的國際條件。在這個方面，過去我們已經取得一定成績，今後將採取更有效的措施，爭取盡快同美在臺灣問題上達成戰略利益交換的意向。」可見，中共外交的鐵手已經伸向臺灣的脖頸，而馬英九卻為中共恩准以「中華臺北」名義參與國際衛生組織而歡歌曼舞，並要求臺灣人同他一起歡欣鼓舞。我不禁困惑——究竟是馬英九蠢得近乎白痴，還是馬英九把臺灣人當作白痴？然而無論如何，中共都會為馬英九的獻歌獻舞喝采。
二、對美外交
——政治商人間的利益交換
面對中共如狂瀾即倒般的對臺統戰攻勢，為數不少的臺灣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仍然沒有對臺灣的前途表現出應有的憂患意識。很可惜，他們的無憂的心態不是建立在自信之上，而是寄託於美國保衛臺灣的意志。當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不是把自己命運的希望建立於自信之上，而是寄託於他人的善意時，這個人或者這個族群的命運就已經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
迄今為止的歷史表明，任何國家的外交戰略，都是由該國核心的國家利益所決定；道德理想主義雖然有時會對國際關係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卻從來沒有能力成為國家間外交關係的主宰者。美國也不例外。只不過由於美國以自由、民主、人權為立國理念，所以其奠基於國家核心利益的外交常與自由民主的歷史潮流一致。然而，由於歷史的複雜性和命運的偶然性，美國的外交又會同一些自由民主國家的利益錯位，甚至衝突。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會毫不猶豫地依照維護自己核心利益的邏輯行事，即使因此傷害了其它自由民主國家的核心利益，也在所不惜。其實，臺灣對此已經有過痛苦的經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對抗蘇聯，保障其在歐洲的核心利益，而有必要同中共結成政治聯盟。於是，美國便果斷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並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困境和日益萎縮的國際活動空間，就直接肇因於美國的這一次幾乎沒有任何事先預警的背叛。儘管美國國會隨後又通過「與臺灣關係法」，但那也並非出於對臺灣利益的關切，而是基於對中共的政治信任還有待驗證。
根據當今的國際局勢，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不在臺灣海峽。從地域的範疇來審視，美國的核心利益的重心在中東，因為，那直接關係到美國的能源安全；從政治力量的範疇來審視，美國的核心利益在於摧毀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精神之源的恐怖主義，因為，當代恐怖主義早已對美國宣戰，並曾重創美國的國家利益。與之同時，中共卻把解決臺灣問題視為其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所在。這樣一來，中共和美國之間就客觀上具有了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作政治交易的巨大空間。中共早已意識到這個空間的存在，並展開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
事實上，美國為和中共作核心利益的交換而放棄臺灣，已經出現了危險的先兆。如前曾述，陳水扁家族的貪瀆的線索最初是由中共在海外的秘密力量所發現，美國則配合中共，對瑞士銀行、新加坡和日本秘密施加外交壓力，促使其將陳水扁貪瀆的證據交給臺灣的檢調機關。瑞士銀行和新加坡已經這樣作了，日本還在觀望。毫無疑問，稍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都會對陳水扁家族的貪瀆罪行表示義憤，不過，美國配合中共揭露陳水扁家族的罪證，既不是出於對貪瀆的義憤，也不是由於關心臺灣政治的廉潔，而是美國認為陳水扁的政策激怒了中共，不利於台海局勢的穩定，從而可能危及美國的利益。這件事情的警示價值在於提醒人們，美國可能在任何時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中共作政治交換；特別是關係到其核心國家利益時，這種可能性必定會轉化為現實性。
二○○八年六月之後，中共外交部已經為在二○一二年之前同美國完成雙方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換，開始了前期的準備和試探。中共在對美外交中的「示弱」也好，示好也罷，都是這種前期準備的構成部分。二○○八年以來，中共不惜給自己帶來重大經濟損失，繼續購買巨額的美國國債。海外「中國問題專家」對此作出種種愚不可及的分析，或者認為這是中共的無奈之舉，或者判定中共的經濟決策者智商很低，或者推測是中共內部的美國代理人在起作用。事實上，中共此舉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向美國發出明確的信號：在美國處於困境的時候，中共有願望也有能力為美國提供幫助。
中共和美國之間不僅有在臺灣問題上進行利益交換的空間，而且中共也擁有作利益交換的籌碼。
中東是承載美國核心國家利益的區域。在這個地區，中共至少有兩個籌碼可以用來同美國作交易，即同伊朗和伊拉克的關係。
伊朗基本上仍舊屬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國家形態。伊朗的國際政治存在既是對美國的能源供應地的直接威脅，也為主要針對美國的國際恐怖主義力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基地。而這兩個方面都關係到美國核心的國家利益。就美國而言，只有用戰爭或者政治的方式改變伊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國家形態，才能解除對其核心國家利益的威脅；根據伊朗國內的狀況分析，通過政治方式改變伊朗國家意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戰爭由此成為美國唯一可能的選擇。而伊朗對抗美國的政治軍事能量的最重要的國際關係來源便是中共政權。中共不僅在國際政治上給伊朗以強有力支持，而且秘密給伊朗提供包括導彈技術在內的實用有效的軍事援助。上個世紀末，中共甚至秘密對伊朗作出意向性承諾：美伊開戰後，中共可採取當年援越抗美的模式，即不公開宣布，但實際派軍隊，經巴基斯坦和俄羅斯，進入伊朗，直接參戰。在此情況下，美國對伊朗開戰，陷入越戰式的噩夢的可能性極大。畢竟美國在東南亞實質上並不是敗於越南，而是敗於中共和蘇聯。所以，如果中共以撤出對伊朗的軍事援助為條件，交換美國在台海的利益，對美國無疑是極具誘惑力的。
中共在中東的另一個籌碼便是伊拉克問題。美國為維護其核心利益而果斷展開對伊拉克作戰的過程中，真可謂打在獨裁者海珊身上，疼在中共暴政心上。海珊政權崩潰之後不久，中共就在中國大陸西北地區，選擇同伊拉克地理類似的沙漠地帶，設立了六個營級規模的訓練營地，培訓反美的伊拉克游擊隊員。訓練營地由中共軍隊總參謀部負責，由公安部和國安部派員協助；現任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國安部副部長董海舟，都曾先後受命協助組建這類訓練營地。為避免受訓的游擊隊員將來被俘後暴露訓練營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受訓者前往訓練營地的路上一律遮住雙眼；受訓過程中，身著中共的預備役軍服；教官只講阿拉伯語，受訓人則不准學中國話，等等。
中共訓練一個游擊隊員只需花費不超過一萬五千元人民幣。這些游擊隊員取道敘利亞、伊朗和土耳其潛回伊拉克後，卻給美軍造成重大威脅。美軍每天在伊拉克的軍事花費同中共訓練游擊隊員的支出相比，完全是天文數字；在伊拉克的軍費已成為美國重大的負擔。如果中共享停止此項游擊隊員訓練計畫，來換取美國在台海地區的讓步，美方也必會認真權衡利害。
中共已經開始了在中東地區對美國作出重大讓步的準備。最明顯的標誌就是近年來，中共不斷作出努力，減少對中東地區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開拓俄羅斯等新的能源供應通道。二○○九年內，中共將簽訂在土庫曼斯坦境內開發天然氣田的三十億美元的協議，正是這種努力的一個表現。
中共可以同美國作政治交易的另一個地方在東北亞的朝鮮。中共和朝鮮的關係是被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搞得最混亂不堪的問題之一。當然，中共的有意誤導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中國問題專家」有一個普遍的認知，即朝鮮在核武器和導彈等方面的舉措，是由朝鮮獨立決定，並違背中共的意志。但是，這種認知完全不符合客觀真相。蘇聯還存在時期，由於也可以從蘇聯獲得政治、經濟、軍事援助，朝鮮還曾對中共表現出一定的獨立性。蘇聯解體之後，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就成為朝鮮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唯一來源。對於朝鮮獨裁者，失去中共的援助，就等於失去政治存在的可能性，就等於死亡。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朝鮮完全處於中共政治意志的控制之下。金正日的核表演不過是為中共以朝鮮核問題為籌碼，逼使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作交易所提出的要價而已。中共就地下核試驗對朝鮮表現出的憤怒是虛假的，而世界似乎正在被虛假的憤怒欺騙。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東北亞地區與美國當代的核心利益相距甚遠。然而，由於在中共意志的主導下，朝鮮成為伊斯蘭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而朝鮮的核武化和長程導彈，不僅構成對美國的亞洲戰略支撐點日本和韓國的現實威脅，同時也對美國產生潛在的威脅。這使得朝鮮的政治存在與美國的核心利益發生正面衝撞。對於中共，叫停朝鮮的核計畫和導彈計畫易如反掌。現在朝鮮的核與導彈實驗，以及戰爭威脅，都是中共在未來兩年內同美國作利益交換的前奏。金正日加重中共同美國交易的籌碼，中共為金正日家族對朝鮮的獨裁統治提供政治、經濟保障——這便是中共和朝鮮關係的真實表述。
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同美國的政治商人之間的交易很可能成功。在中共確定以主要用統戰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條件下，情況更是如此。歷史正在走進另一次臺灣的悲劇：美國犧牲自由的臺灣，向中共極權者換取美國的核心利益。因此而譴責美國沒有任何意義；美國沒有義務拯救臺灣。如果臺灣沒有意志和能力自己拯救自己，那麼就連上帝都靠不住。又何況許多美國人信奉的《聖經》裡早有明訓：上帝只拯救自救者。
以色列復國，美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身處十餘億人構成的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世界包圍中，以色列能以強國的姿態持續存在，則主要取決於以色列鑄造出強悍的國家意志，以及從國家意志中湧現出的令任何強敵都望而生畏的軍事自衛能力，其中包括違背美國意願而創造出的潛在的核武能力。以色列的經驗在對臺灣表述一個真理：「面對強敵，自強自立是唯一的生存之道——要想得到天助人助，必須首先自強自立。」只是不知那些把臺灣的前途寄託於美國的臺灣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是否還有能力聽懂這個無聲的表述。
三、對日外交
——利誘與威脅
從鴉片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侵略曾經給中國造成重大的國家傷害。儘管如此，中共自毛澤東始，便對日本有一份難描難述的親切之情，並且不絕如縷，直至今日。究其原因，主要有下述三項：
其一，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在國民黨政府軍的進剿之下，遠竄陜北荒僻之地，勢窮力竭，即將被殲。恰在此時，日本大舉侵華，張學良背叛國府，蔣介石被迫放棄剿共，舉兵抗日。中共因此得以命懸一線而未絕，並找到發展壯大的契機。為此，毛澤東向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直言感激之意，甚至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其二，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共為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地位，與蘇聯決裂，進而勢如水火，中共也因此承受極為凶險的政治、軍事壓力。在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後，日本更急速跟進，同中共建立起緊密的經濟和國際政治關係，形成對抗蘇聯的事實上的同盟。其三，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暴政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一時之間，神人共憤，舉世聲討，全球抗議；自由世界各國紛紛以經濟制裁等方式，證明自己對中共暴行的憤怒的真實性。然而日本卻逆潮流而動，在那個血腥的時刻，繼續保持並趁機進一步擴大對中共政權的經貿關係，為中共渡過危機，提供難得的國際政治的援助和經濟支持。日本，這個曾在二次世界大戰侵華過程中，殺死兩千餘萬中國人的國度，顯然完全不在乎中共殺死數千名中國學生。六.四血洗北京的主凶鄧小平對此感激莫名。據中共元帥、前外長陳毅之子陳昊蘇透露，六.四之後，鄧小平親自主持的外交戰略的基點之一，便是保持並積極發展同日本的密切的經濟、文化和國際政治的關係。
然而，由於日本過去對中國的多次入侵，中國民間蘊藏著對日本的強烈仇恨之情。這恰與中共當局對日本的親切感形成強烈反差。中共當局則有意既利用又強力控制中國民眾中的反日情緒，作為同日本進行外交談判時的砝碼之一。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發生在中國民間的多次反日浪潮，開始會現出風起雲湧之勢，很快便又風平浪靜。
日本人總體上對中共的六.四屠殺的態度是冷漠的，不過，日本對於臺灣卻懷著一份極為複雜的心情。這既是由於清朝曾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有半個世紀處於日本的統治之下，也是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又使日本失去了對臺灣的統治權，而且是永遠的失去，因為，日本不僅戰敗，同時也被國際法認定它對亞洲各國人民犯下反人類性質的戰爭罪。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之下，再加上實用主義的國際關係的利害權衡，日本顯然不願看到中共統一臺灣。
中共完全洞悉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心態，同時，也相信可以通過以利誘為主，威脅為輔的策略，讓日本就範。根據中共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共外交部於二○○八年七月，就以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為前提，制定出《對日外交策略方案》。在該方案中，中共外交部提出下列可以對日本實施利誘的領域：其一，在東海油田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其二，在北方四島問題上，支持日本的主權要求；其三，在日韓獨島爭議上，支持日本的立場；其四，在能源和稀土等戰略資源的中日貿易問題上，作出有利於日本的安排；其五，在釣魚島問題上作出有限讓步；其六，支持和促進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進程。
中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中，提出可以對日實施威懾的兩個領域，一是朝鮮的核武和導彈發展計畫對日本國土和領海安全造成的威脅，一是中國民眾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可能對日在華投資，以及其他重大經濟利益造成的損失。
上述《對日外交策略方案》認為，在解決臺灣的問題上，只要對美外交取得實質性突破，日本的立場就會隨之轉變；需要注意的只是日本右翼的態度。該方案中特別指出，日本右翼勢力會堅決反對中共解決臺灣問題，而且其態度改變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右翼的這種態度會對日本輿論產生重大影響，但還達不到左右當局政治立場的程度；日本右翼中的極端勢力甚至主張把臺灣和日本統一，作為日本國家戰略目標。臺灣社會中部分有「皇民」情結的人，也與這種主張相呼應。
據中共外交部高層的人士透露，二○○八年七月，中共外交部領導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向胡錦濤匯報時，胡錦濤就日本極右勢力的對臺態度，講出一系列極富權謀性的看法。現將胡錦濤相關看法的主要內容綜述如下：
「日本右翼極端勢力主張日本和臺灣統一，以及臺灣部分人群中的『皇民』情結，不僅對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無害，而且有利。臺灣從日本回歸中國，是二次世界大戰世界正義力量勝利的結果，也是由美蘇英主導的國際協議所確定的。因此，日本極右勢力的主張不可能得到美國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贊同，相反可能會引起美國的反感，甚至被認定是『麻煩製造者』。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國內社會基礎在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記憶猶新。日本極右勢力和臺灣有『皇民情結』的人主張臺灣與日本統一，必然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怒，更加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這樣就會進一步加強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國內的政治基礎。所以，我們不但不要採取任何行動去壓制日本極右勢力的主張，而且還要通過隱蔽的方法鼓勵他們宣傳其主張——我們當然不能公開支持傳播那種主張。對於臺灣的『皇民』勢力也要採取同樣的策略，即不露聲色地運用隱蔽的方法，鼓勵他們發表親日言論，而且言論越極端，越情緒化越好。他們表現的越猖獗，越有利於我們凝聚國內十三億人的人心，也越有利於我們在解決臺灣問題過程中，得到廣泛的國際同情和支持。」
從胡錦濤的上述看法中，人們可以發現中共對待美國和日本的微妙不同。如果說中共把自己同美國的外交，視為政治商人之間「公平「的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換，那麼，中共對待日本更像黑社會老大對待黑社會小弟的方法，即充分運用利誘、威脅和詭詐的權謀，使其為我所用。
中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最後總結道：「從戰後半個世紀日本外交的總體特點分析，日本並不注重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對於『和平演變』中國也從不積極；它注重的只是同日本本身的生存與發展有關的問題，並以此作為自己外交方針的出發點。此外，日本外交的另一個特點是十分理性，傾向於接受既成事實。所以，只要我們在其他方面對日本作出足夠的讓步，滿足它對於一些利益的要求，同時通過有效的方法讓它明白，在臺灣問題上與我們為敵，它的重大國家利益將遭受到不可彌補的損害，就會成功地促使日本在臺灣問題上作出對中日雙方都有利的理性選擇。」
當年，毛澤東為對抗蘇聯，同美日密切國家關係，竟然不惜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意願，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由此可見，中共及其獨裁者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可以出賣重大的國家利益。現在，為防止臺灣自由民主化對大陸民眾的政治示範作用，演進為大陸實際的政治社會運動，危機其政權專制，中共官僚集團已決意解決臺灣問題，即通過所謂「統一」，用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國家體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控制自由的臺灣。根據中共以往的作為，可以預見，為實現其政治戰略，中共將會用重大的國家利益交換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妥協。同時，我也可以預言，在極端自私的考慮之下，日本將像當年無視六．四中國學生如花的生命中湧出的血河一樣，也無視臺灣人的自由和利益。
四、簡要結論
中共確實已經與馬英九政府達成默契，不再向中華民國現有的那些邦交小國發起外交攻勢。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共為維護馬英九在臺灣人中的民意支持度，但更本質的原因則在於，圍繞二○○八年六月制訂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共已經對其外交戰略和策略作出相應調整。中共不再理會那些中華民國的邦交小國，因為它們在國際關係中無足輕重，而把外交重點放在同美國和日本就臺灣問題進行國家利益交換的領域。
在中共和國民黨共同導演之下，兩岸關係似乎柳暗花明、鶯歌燕舞、春風和煦、春情蕩漾，然而，借兩岸關係春光萬里的假象掩護，中共已經開始了絞殺臺灣自由的外交戰略。夜深人靜之際，我常聽到中共外交進軍的金戈鐵馬，戰鼓如雷。令人悲愴的是，我聽到了，馬英九則宛似雙耳失聰——聽到者「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握有可挽狂瀾於即倒之重權者，卻充耳不聞，這豈能不令人悲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