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臺灣的政治現狀
一、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
——愚蠢，還是叛賣
黃蜂尾上刺，毒蛇口中牙，兩般皆未毒，最毒暴政心；黃河九曲，烏江百折，亦難比中共之意曲折難測——中共暴政的政治陰謀之詭譎百端、凶殘偽善，舉世莫匹，冠絕古今。這既是因為中共的西方極權主義理論基礎的反人類性，也是由於當今中共權力意志的人格代表的變態心理。其實，當代中共官員凡能飛黃騰達者，必先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官場阿諛逢迎術的心靈閹割，成為精神閹人。而胡錦濤竟成為中共權力意志的主宰者，中共政治的極端陰謀化、惡毒化趨勢便不問可知。
中共官場中流傳著一項軼聞：胡錦濤在西藏任書記期間，因其總是微笑如儀，和藹可親，甚至給人軟弱的感覺。有一嗜酒如命的廳級官員認為其不像男人，一次乘酒醉之機，當面折辱胡錦濤，問之曰：「你為何不長鬍子？」一九八九年胡錦濤頭頂鋼盔，手持武器，親臨街頭鎮壓西藏僧人起義，這位廳級官員看到胡錦濤後，竟被嚇得當場小便失禁——當時的胡錦濤與平時判若兩人：臉色黑青如鐵鏽、目露凶光若巨蜥、神情陰冷似活屍。後來，胡錦濤上調中共中央不久，這個廳級官員便因膽病而亡。中共官場普遍相信，他的死是由於膽被胡錦濤嚇破了。
上述中共官場軼聞，初聽之時令我心搖神動——胡錦濤之陰沉可怖竟一至如斯，可使狗官膽破而亡。胡錦濤主持制定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觀之思之，其心機之詭詐，心腸之陰毒，相信鐵石之人都會心碎膽裂。然而，馬英九正在亦步亦趨，按照胡錦濤的統戰陰謀的引導，走在通向政治黃泉之路上。與那個中共廳級官員不同之處在於，馬英九不僅不知死之將至，因此毫無畏懼，反而鼓樂齊鳴，作凱歌行進狀。卻也可成人類政治史上的一道奇觀。
那麼馬英九究竟為什麼會如此篤定？是由於無知，還是因為他已經與胡錦濤達成叛賣自由臺灣的共識——對此，我尚不敢斷言。不過，馬英九政府向中共的全面投降卻是有目共睹，鐵證如山。之所以稱之為「全面投降」，是因為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國防、精神價值各個領域，馬英九政府都自宮自殘，以應和中共統戰政策之節奏。毋謂余言之過分，試看我歷數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之斑斑劣跡如左。
（一），政治領域的投降。
政治領域的投降首先表現為馬英九對「一中各表」的推崇。在這個問題上，中共的意志表述極端明確，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代表，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的這個表述至少有下列政治含義：其一，徹底否定《中華民國》作為政治主體和國際法主體的存在；其二，絕對肯定中共享國家恐怖主義暴力和國家謊言維護的政權是中國的唯一政治法律存在；其三，完全否定臺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把臺灣人視為中共極權國家的政治奴隸。
可見，中共的「一中」表述根本無視《中華民國》，以及其憲法的歷史和現實存在的事實。面對中共咄咄逼人的「一中」表述，馬英九的表述又是什麼呢？馬英九敢於作出針鋒相對的表述嗎？馬英九有膽量這樣說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大陸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沒有膽量或者沒有意願這麼說，那麼在中共取消《中華民國》的政治法律存在和否定臺灣人民自決權的「一中」表述之下，馬英九奉為圭臬的「一中各表」，只能意味著投降。理由在於，中共的「一中」只意味著中共專制的國家形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馬英九由於在自己的表述中不敢否定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自然不能合乎邏輯地確認「一中」就是《中華民國》——既然只有「一中」，《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 不能並存，不共戴天的政治概念；企圖通過所謂「各表」掩蓋兩個政治概念互相絕對否定的邏輯關係，不過是掩耳盜鈴的欺人之舉。只不過，中共此時欺人是為了掩蓋其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統戰陰謀；馬英九政府欺人是為了掩蓋其向中共政治投降的真相。在中共氣壯如牛，馬英九政府膽小如鼠的情況下，「一中各表」實際只能起到為中共的表述張目的效應；馬英九政府的政治投降，本質上乃是國家意志的投降。
政治原則上的投降必定產生具體的社會效應。中共陳雲林訪臺時，馬英九政府撤幟降旗的鬧劇；中共小官張銘清因政治挑釁被撞摔一個政治跤，而臺灣司法卻要大張旗鼓為其找回「公道」的醜劇，都是馬英九政治投降的社會倒影。
按照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規劃，以確保國民黨連任為前提，二○一二年臺灣大選之後，應當立即開始中共和國民黨兩個執政黨的領導人直接的政治談判，並於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前完成談判，簽訂統一協議。請允許我再說一遍：在這個意義上的所謂「統一」，其實質內容就是廢止中華民國的國號、憲法、國旗；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權，則以中央政府的權威控制臺灣，臺灣因此喪失為保持自由所必須的獨立的政治人格，臺灣人將實際成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奴隸。
中共最高領導人同時出任國家主席已成定例。為保證中共與國民黨兩黨領導人將來簽訂的「統一」政治協議同時產生行政權力的效應，中共希望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同時也是「臺灣地區的領導人」——中共外交中現在便是如此稱謂馬英九；顯然，雖尚未「統一」，中共已視中華民國如無物，視馬英九為可以任意擺佈的政治玩偶。
我們確實不知道馬英九是否已同中共暗通款曲，或者雙方只是心心相印，情意相通；我們只看到，中共略顯欲聞弦歌之「雅意」，馬英九便隨即弦歌並呈——馬英九已決意兼任國民黨主席之職。無論真相如何，馬英九此意此舉恰恰應和了中共政治統戰策略的需要。用偶然性能夠解釋馬英九與中共之間政治舉措上的和諧嗎？
（二），經濟領域的投降。
中共確定的統戰步驟是，先經濟統一，文化統一，然後再實現政治統一；經濟統一的標誌則是建立兩岸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的機制，從而使中共的經濟體，成為臺灣經濟的主導，臺灣經濟淪為中共經濟體的附庸；實際上就是實現中共經濟對臺灣經濟命脈的絕對控制，臺灣經濟對中共經濟體的絕對依賴的最終目的。
我們斷言馬英九政府已在經濟領域向中共全面投降，是因為馬英九政府所有經濟意向和經濟政策，都在為中共推行上述意義的經濟統一大開方便之門。為實現以中共經濟體系為主導的兩岸市場一體化，馬英九政府竭盡全力推進ECFA的談判和簽訂，而且作賊一樣進行暗箱操作，以躲避臺灣各界對其的質疑；為實現以中共金融體系為主體的兩岸金融一體化，馬英九政府不僅醞釀而且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實施金融「全面開放」的政策。更難以容忍之處在於，馬英九政府正通過散佈與中共實現經濟一體化是臺灣經濟唯一出路的意念，製造中共是臺灣的經濟拯救者的神話，進而摧毀曾經創造過「亞洲四小龍」奇蹟的臺灣的經濟自信，並把擺脫臺灣經濟危機的全部希望，都寄託於中共極權專制下的經濟體。
摧毀國家和人民的經濟的自信心，把國家的經濟前途的決定權完全交給他人——這是國家的敵人才會作的陰險至極的事。在這個意義上，馬英九政府正在做的，便是與中華民國為敵，與臺灣人民為敵。最弱智的政客都會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對外經濟關係的多元化是一個國家獨立與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如果喪失對外經濟關係的多元化，任由國家的經濟命運被一個懷有覬覦之心的強權所左右，國家的政治獨立便自然喪失。對此，馬英九似乎完全沒有理解。他基本放棄開拓多元化的對外經濟關係的努力，而只專注於興高采烈地幫助中共，這個對中華民國和臺灣人民懷有強烈政治敵意的政治存在，把經濟絞索套在臺灣的經濟命脈之上——中共也從不隱瞞它的政治敵意；它向來公開宣稱，它的目標就是要否定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獨立的存在。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意向和經濟政策，則正在為中共消滅中華民國的主權，以及臺灣人民受到中華民國主權保護的自由，創造經濟的條件。難道這就是馬英九同中共交往要「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的價值歸宿嗎？
（三），國防與外交領域的投降。
在一個常常不會被真理說服而只相信實力的世界上，要想保持國家生存，就必須建立足以令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遭受難以承擔之損失的強大國防實力；沒有自衛能力者，沒有獨立存在的可能。面對十餘億人組成的懷有深刻敵意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以彈丸之地能保持有尊嚴的強悍的政治存在，除了國家意志、精神價值等方面的原因之外，還在於它擁有令強敵膽寒的國防力量，在於它的潛在的核武器國家的地位。
外交是國家主權和政治獨立的國際關係表述；放棄外交同放棄國際生存空間是同一回事。外交之戰意味著政治之戰和軍事之戰的序幕；外交休兵則應當以相互共同放棄國家之間消滅對方的政治意志為前提。
中共已經將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作為其內政與外交的戰略重心。近年來，中共大力發展軍事能力，在戰艦、戰機、導彈、核武器以及太空戰能力各領域都有重大進展，已經取得對臺灣的軍事優勢。儘管如此，中共強化軍事能力的努力不僅沒有放緩，反而呈現出方興未艾的勢頭；上一年度中共軍費升為世界第二，便是極具象征性的指標。
外交領域，中共作出一定的調整，即暫時中止策反中華民國的二十幾個邦交小國，因為，這些小國對於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無足輕重，而把外交重心轉向同美日的利益交換領域——通過在與美日國家核心利益相關的問題上的讓步，換取美日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共的外交讓步。顯而易見，中共的外交調整絲毫不意味著外交休兵，而是企圖在外交領域對臺灣一劍封喉。
中共強化軍事力量，調整外交方向，近期的戰略目標都直指用中共的極權專制統一臺灣。可謂目標明確，殺氣逼人。面對鐵血強權如此凶險的威脅，馬英九的政治反應，恐怕連中共都會暗中笑掉大牙。一句國防「不武」，復之以外交「休兵」，馬英九盡顯政治無知風采。看來，馬英九在摧毀臺灣的經濟自信的同時，還要摧毀臺灣的防衛自信和外交自信。
中共極權者不會被政治白痴愚蠢的善意表示感動，而只會被強大的力量和堅定的意志「說服」；臺灣要想在鐵血強權之前成功地衛護自由與獨立，唯有一途，即在屬於臺灣的時間還沒有乾涸之前，重建足以震撼敵膽的強大武備，並同中共展開針鋒相對的外交之戰，向國際社會展示不自由毋寧死的意志。
馬英九的國防與外交投降，是在自毀中華民國主權實力基石，是在自毀臺灣政治獨立的國際空間——馬英九在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毀壞衛護臺灣自由的主權之盾。
（四），文化領域的投降。
用文化統一為政治統一奠定基礎，是中共對臺文化統戰工作的總體目標。中共還為文化統一設立了兩個主要指標，一是通過直接或間接控製麵板灣主要媒體，基本控製麵板灣社會的輿論導向；一是通過全面的學術交流和研究課題的高額資助，使臺灣的學者整體上以大陸作為學術的基本依托，形成兩岸學術整合的態勢。
現在，中共文化統戰工作的兩個指標已經基本達到。眾多臺灣媒體淪落為中共統戰宣傳的喉舌；絕大部分臺灣媒體表現出的輿論一致性，直追中共新聞檢查制度嚴密控制下的大陸媒體。臺灣的絕大部分大學學術研究的重心已移向大陸；經中共官方嚴格審查後發布的學術資料，成為相當一部分臺灣學者的基本學術依據。就實際情況而言，中共已經通過對媒體和學術界的統戰控制，實現了兩岸在中共黨文化意義上的統一；臺灣的學術自由、新聞自由正在死亡，只等中共享政治統一，為臺灣的政治自由送葬。
對於上述情況，馬英九政府不僅沒有試圖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從實質上保護臺灣的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反而開門揖盜，對中共的文化統戰在臺灣顯示出的社會效應，笑臉相迎，樂觀其成。更有甚者，馬英九政府的相關部門，竟準備允許臺灣的考試中出現中共憲法的內容。殊不知，中共憲法序言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全體人民必須服從的政治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難道馬英九政府已經急不可待地要由文化領域的投降轉向政治領域的投降嗎？難道馬英九政府已經急不可待地要讓中共變成臺灣人的政治領導，並讓臺灣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嗎？
（五），精神價值領域的投降。
馬英九政府在政治、經濟、國防、外交、文化領域內的投降，最終都歸結為精神價值領域的投降，而精神價值的投降則是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的起點。
人類雖然有物性的一面，但本質上卻表現為精神的存在，人正是由於精神能力而理解自由，並超越萬物，獲得獨立於自然史之上的精神的命運和意志的歷史。在物質力量的意義上，中共現在比臺灣強大；在精神價值，這個表述人類本質的範疇內，臺灣卻遠比中共強大。因為，臺灣所擁有的以主權在民原則為主導的民主制度，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精神自由，以人權理念為前提的法治，乃是與人性最深刻的追求一致的真理；中共的極權專制不過是「屍居餘氣楊公幕」，終將由於其反人性的致命弱點，而被歷史埋葬。
然而，馬英九自從加冕總統之後，在精神價值的領域竟然也像小媳婦一樣，對中共暴政這個惡婆婆曲意逢迎，關愛周至，甚至在六.四血案二十週年的感言中，馬英九也玩弄文字遊戲，刻意掩飾六.四屠殺的反人類罪的性質，把六.四之血，當作取悅中共的政治口紅。在與中共的交往中，馬英九政府完全放棄臺灣的精神價值的優勢，背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臺灣立國的理念，試圖換來中共的經濟恩賜。但是，用精神價值的投降換來的經濟利益，不過是鴆殺臺灣的自由與尊嚴的毒酒。
儘管馬英九聲言執政期間「不統」，可卻也並不著力隱藏他對統一的情感認同。不過，關鍵在於，「統一」這一個概念之下，卻有兩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價值觀念的衝突——用臺灣的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統一大陸，那是歷史的進步，因為，那意味著大陸十五億人擺脫了中共政治奴隸的枷鎖，成為自由人；相反，用中共的極權專制統一臺灣，則是歷史的大倒退，因為，那意味著兩千三百萬臺灣人喪失自由，淪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奴隸。中共正運用它所擁有的全部力量，追求二○一二年以極權的中央政府的名義，統一臺灣。這種意義上的統一，是臺灣的大劫難。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正為中共實現上述追求而效犬馬之辛勞，盡奴婢之心意。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其實也不難理解。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乃是國民黨權貴階層全面投共的政治反映。在中共的統戰之下，相當一部分國民黨權貴的利益已與中共暴政血脈相連，他們個人或者家族利益的主要支撐點已經不在臺灣，而在大陸。當臺灣的現任眾多高官其家族都在大陸有巨大的工商利益，馬英九政府又焉能不降。
約一個半世紀之前，英國兵鋒直薄廣州城下，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坐守愁城，「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終被俘，自盡於異國，史稱「六不總督」。現在中共統戰陰謀直逼臺灣，今日之總統馬英九卻以聲稱「不統、不獨、不武」，即什麼也不做應對之，可謂「三不總統」。「六不總督」與「三不總統」，隔時間之長河與空間之海峽遙遙相望，相映成趣，倒也可成一段歷史典故。
二、民進黨的狹隘
——理想主義凋殘的悲劇
民主進步黨曾是理想主義的政治之花。臺灣也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託於民進黨；千禧年民進黨萬眾擁戴，昂視闊步走進權力的聖殿，意味著理想主義的勝利。民進黨執政八年，把臺灣的社會自由推進到世界前列。這是民進黨對臺灣作出的意義深遠的貢獻。臺灣政治大學教授李酉潭因此而將陳水扁稱為臺灣的「自由先生」，乃是代歷史立論的公允之言。
然而，曾幾何時，理想主義的政治之花便凋殘於權力的聖殿之上。勝於對理想主義的追求與堅守，敗於理想主義的凋殘——這將成為民進黨永遠不變的宿命。二○○八年的敗選，表明臺灣人民在痛苦的失望中，收回對民進黨的理想主義的信任；國民黨的勝選不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治魅力，而是由於民進黨政治魅力的枯萎。
對於民進黨，喪失政治理想主義，就意味著喪失了一切。時至今日，民進黨仍然迷失在理想主義喪失後的精神陰影中，作苦苦的思想掙扎。這種思想掙扎就表現為民進黨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進退失據，首鼠兩端，捉襟見肘。現就選擇這些問題中最重要的兩個分述如下。
（一），陳水扁問題。
由於陳水扁曾被視為臺灣政治理想主義的象徵，所以，陳水扁及其家族利用公器實施貪瀆的事實，是血淋淋地插入臺灣人心頭的一根柄利刃；這個傷痕一日不痊癒，臺灣人就一日不會原諒民進黨，並恢復對其的理想主義的信任。
陳水扁事件 曝光之後，民進黨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態度，而這兩種態度都與政治理想主義南轅北轍。其一是急於通過與陳水扁切割的方式，推卸民進黨對其前黨主席的罪錯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這種態度既愚蠢又狹隘。說其愚蠢，是因為其試圖推卸不可推卸的責任；說其狹隘，是因為陳水扁與民進黨的關係已成不可更改的歷史，通過拋棄陳水扁挽救民進黨只是庸人的小聰明。對待陳水扁事件的另一種態度則表現為不分大是大非，不辨原則對錯，無視陳水扁家族貪瀆的事實，一味挺扁，真不怕傷透了臺灣民眾的心。這種態度亦是既愚蠢又狹隘。愚蠢在於不承認，或者不敢面對陳水扁家族貪瀆的事實；狹隘則在於以私情取代公理與正義，似乎要民進黨，這個民主社會中的政黨，這個對臺灣負有重大政治責任的政黨，變成「哥兒們義氣為重，兄弟情誼為先」的江湖幫派。
陳水扁事件確是民進黨的重大危機。但恰如尼克松所言，危機意味著危險中存在機會。只要克服危險，抓住機遇，就能重新贏得命運的主動權。民進黨如果是一個具有政治理想主義道德操守的政黨，處理此種危機的原則應當極其明確：第一，不是與陳水扁切割，而是主動承擔民進黨對其前主席罪錯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向全體臺灣人謝罪；第二，就民進黨及其領袖在權力腐蝕下的墮落，進行真誠而深刻的反省，公布反省的思想成果，並在此基礎上重建民進黨之魂——政治理想主義的道德操守；第三，在以黨的名義敦促陳水扁向臺灣人民真誠謝罪的同時，對於來自國民黨，或者其它政治勢力企圖藉機進行司法迫害的行為予以揭露，並堅決反制，依法保護陳水扁的基本人權不受侵害。
正確的選擇往往簡單而明確，但民進黨在陳水扁事件上就是沒有作出正確選擇的政治能力。民進黨員在盲目切割和盲目挺扁兩個極端之間分裂，民進黨中央對陳水扁危機卻態度曖昧，欲言又止，一副沒有政治擔當的小男女狀。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對陳水扁事件的態度曖昧不明，可能比陳水扁家族貪瀆本身，給民進黨造成更致命的傷害。
（二），如何對待中共的問題。
理想主義的凋殘必然導致兩個相互補充的後果，即以整個人類為參照系的廣闊政治胸懷的喪失，以及眼界狹隘的政治實用主義的生成。目前，民進黨正處於這種狀態中。民進黨至今還沒有從選舉大敗的心理震盪中恢復過來。在眾多民進黨人政治實用主義的狹隘視野中，國民黨幾乎是唯一的政治存在，當然，也是唯一的政治噩夢。由於民進黨中央沒有能力以更廣闊的社會歷史範疇為背景，對臺灣的政治前途作出規劃，民進黨的議員和其它社會活動家常常只能通過對國民黨的執政方式提出凌亂瑣碎的異議，來體現自己存在的政治價值。
基於狹隘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制約，民進黨甚至沒有能力，也沒有真正的興趣，越過臺灣的政治生態圈，去注視站在國民黨權貴階層身後的中共，更不要說看清中共的統戰陰謀正在醞釀臺灣命運的大劫難。雖然民進黨也逐漸表現出一些關注中共的意向，但那種關注最終還是落在同國民黨進行選票競爭的狹隘眼界內。從整體的角度看，民進黨對中共瞭解之不真切，連隔靴搔痒都談不到，遑論以清醒的預見性，去制定引導臺灣應對正在逼近的命運大劫難的國策。
在遭受重創之後重建政治道德形象，以及於臺灣危難之際制訂戰勝凶險命運的國策，這兩件事關乎民進黨未來的政治生命。可是，由於政治理想主義的凋殘，在這兩個領域內民進黨均少有建樹，甚至無所作為。不過，民進黨自身的政治危機並非自今日；從二○○○年起，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主義便受到權力的侵蝕——得到權力，卻喪失政治理想主義的道德情懷和寬廣的政治視野，這正是屬於民進黨的悲劇。
當年臺灣人用選票把民進黨送上權力之巔時，臺灣人在民進黨身上寄上無窮希望。人們希望民進黨能夠重建社會公平與正義；能夠政治清明廉潔，掃蕩國民黨時期的黑金政治；能夠以自由獨立的理念，引導臺灣走上強國之路。可是，民進黨執政八年，給臺灣人留下的卻唯有失望。
國民黨黨產是臺灣社會缺乏公平與正義的標誌；創建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必從清理國民黨黨產始。雖然有張清溪教授等良知知識份子對清理黨產問題已作出充分的學術研究，可執政的民進黨卻在清理國民黨黨產問題上，很少實施具有實效性的政治或者法律措施。
對骯髒的政治與腐敗權力的厭惡，導致臺灣人對國民黨的厭惡；人民希望民進黨能讓臺灣的政治和權力變得乾淨。儘管陳水扁家族的貪瀆是其卸任後才揭露出來，不過，自臺灣第一家庭開始貪瀆的那一日起，臺灣社會就必定開始受到潛在的毒害，人們淨化政治和權力的希望也必定開始黯淡。
通過獨立建國以維護臺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尊嚴——這是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也是其政治之魂。然而，成為執政黨之後，民進黨的一些政客不再把獨立建國視為崇高的政治圖騰和神聖的政治事業，而是當作同國民黨進行選戰的廝拼打鬧的說辭，甚至用以挑撥撕裂族群的情感，從而使獨立建國的理念變成各種競選中的政治表演，變成政治T型台上展現身段的政治「明星」的外衣。
獨立建國的理念從政治理想主義的高度，墮入以贏得選票為原則的實用主義政治的狹隘範疇，民進黨的政治淪落也就開始了；勝選是為保住權力，但試圖用背叛政治理想主義的方式保住權力，最後只能被權力拋棄。
對於任何族群，獨立建國不僅是一種政治理想，同時也是艱難的政治事業——需要超群的智慧、堅定的意志、周密的籌劃、長期的準備、艱苦的拚搏才可能完成的事業。然而，執政八年，陳水扁並沒有作出真正的努力，創造政治、法律、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條件，使獨立建國的理念更加接近現實，相反，只是偶爾發出幾聲語言的挑釁，把一個艱難的政治事業淺薄化為口舌之爭。
常有人以種種遁詞，諸如議會不佔多數、美國不同意等，為民進黨執政八年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辯護。不過，這些辯護不會被歷史接受。因為，歷史的指責不是針對結果，而是著眼於過程——民進黨並沒有以執政的政治優勢，用獨立建國的理想，引領臺灣走上光榮或者悲壯的命運之路。更何況，沒有努力的過程就不可能有結果；看似不可能達到的結果，又常在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實現。當年為在強敵環伺之下保持國家的生存，以色列的政治家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果斷地使以色列獲得潛在的核武裝能力，而這種能力恰構成以色列生存安全的最重要的軍事依據，同時美國最終也接受了這個他們曾反對的現實。可見，以色列政治家事前的判斷充滿睿智，即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國家利益需要一個強大的以色列存在，美國並不需要一個對美國唯命是從但卻軟弱的以色列；沒有能力自立自衛的以色列終將被美國拋棄，強大的國家實力是以色列得到美國支持的前提。
很可惜，陳水扁不但沒有盧武鉉自裁以謝國人的源於道德的勇氣，也沒有以色列政治家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無視美國意願的源於智慧的勇氣。他執政期間太把美國當回事，不敢把臺灣獨立建國的利益真正置於美國的意願之上。結果是美國反而不把他當回事，視其為「麻煩製造者」，並同中共連手，使其家族貪瀆的罪證浮出水面。
現在，中共對臺灣的統戰陰謀已如黑雲壓欲摧之城。由於民進黨八年執政在強國強軍上鮮有作為，也由於當前國民黨政府的全面投降引發的臺灣從政治意志到國家實力的全面弱化，屬於臺灣自由命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屬於民進黨的時間也不會再有另一個八年。要想再次崛起，民進黨必須在重建政治道德形象和制訂應對大劫難的國策這兩個領域，都重新贏得臺灣人民的信任。只是不知民進黨中是否還能湧現出天縱英才，重造政治理想主義，重新贏得人民的道德信任，並為臺灣的自由贏得時間。
三、民眾的茍安心態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以色列有一道聞名於世的「哭牆」。那是古老歲月中入侵者焚燬的宮殿的殘垣斷壁。現在，重新建國的以色列早已成為地中海畔堅如岩石的政治存在，但以色列人卻依然常在「哭牆」之下，用淚水和悲泣，回憶千年亡國的哀痛和重新建國的艱辛。那「哭牆」下飄散的淚水和搖曳的哭聲，恰是迴盪在以色列人心靈間的憂患意識。以色列的強大與安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這種普遍的憂患意識。
返觀臺灣，儘管中共從未停止宣示要用其專制政權控制臺灣的政治意志，也從未停止用戰爭威脅或者統戰活動的方式，緊鑼密鼓地為實現其政治意志作急不可待地準備，但是大部分臺灣民眾卻處於一種奇怪的無憂少慮的狀態，對中共欲控制臺灣的政治陰謀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善良的臺灣人似乎只按照一種最簡單的邏輯，對中共的行為和自己的前途作出判斷：我們臺灣人又不去傷害中共，中共也就不會傷害臺灣。
然而，生活常常不是簡單的，而是複雜的；歷史也往往不會按照看似合理的邏輯運行。中共對臺灣的戰略，並不是由臺灣的態度決定，而是基於極權政治對危險的認知，即，中共意識到，臺灣民主化在大陸廣大民眾中的政治示範作用，已形成對中共專制的致命威脅，而消除威脅的根本辦法，就是借統一之名，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併進而消滅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這就是善良的臺灣人難於理解的中共極權專制者的政治邏輯，而這個邏輯正主導兩岸關係的前途。
普遍的茍安情緒在臺灣社會中瀰漫，使得大劫難變得更加難以避免。對危機的警覺是應對危機的前提；茍安情緒之中只有對危機的麻木不仁，對平安的一廂情願的幻想。臺灣社會在茍安情緒中昏昏然沉睡的如此之深，以至於少數智者對大劫難的預言，似泥牛入海，激不起驚醒的波瀾。
此次大劫難事關臺灣自由的生死存亡；此次大劫難源自一個獲得巨大經濟能量的鐵血強權。臺灣又一次被迫面對無可避免的冷峻的命運挑戰。而戰勝大劫難需要堅硬的國家意識、不自由毋寧死的良知、同凶險的命運決死戰的意志、用血與生命衛護獨立與尊嚴的勇氣，同時還必須有源於大智慧的戰略構想和策略設計。但是，普遍的茍安情緒卻使戰勝劫難所必須的一切都成為不可能。一廂情願的對和平生活的幻想，侵蝕了臺灣的政治意志，自由激情和勇敢精神，也消融了臺灣洞察命運的智慧。掃蕩危及臺灣自由的茍安情緒，首先是臺灣政治活動者的責任。可悲可嘆之處卻在於，絕大多數臺灣政治活動者竟應當對茍安情緒的產生和蔓延承擔責任。
中共享統戰活動編織出對臺灣一往情深、善意如海的騙局，來掩蓋其政治陰謀的戰靴在暗夜中踏出的鏗鏘聲。國民黨政客則抓住每一次政治表述的機會，讓臺灣人相信中共善意的真實性；馬英九不僅把中共描繪成臺灣經濟的拯救者，更企圖證實中共也將給臺灣以國際生存空間的謊言。國民黨正在散佈一種荒謬至極的邏輯，似乎中共暴政，這個剝奪十五億中國人政治選擇權和精神自由權的極權專制最後的巴士底獄，這個把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發揮到極致，以維護權貴特權利益的政治黑手黨，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最寡廉鮮恥、且腐爛至極的貪官污吏集團，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具有上帝般無私情懷的政治慈善家，它不僅要施舍給臺灣經濟繁榮，還要給臺灣帶來和平與安全，而為得到這一切，臺灣所要作的，只是「不統、不獨、不武」，即什麼也不作，經濟繁榮以及和平與安全就會從天而降。國民黨權貴真是利令智昏達於弱智的程度，他們竟不懂極權專制從來不可能扮演政治慈善家的角色，世上也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共追求的不是「不統、不獨」，乃是「必統」，而且要以中共專制的名義統一臺灣，即臺灣眼前得到的經濟和其他利益，必須以臺灣的自由與中共相貿易；而失去自由之後，臺灣也就將失去曾經得到的一切，因為，專制控制下的政治奴隸，連命運都不屬於自己。
國民黨權貴有意散佈茍安情緒，根本上是為了在臺灣社會缺少警覺的狀態下，以最小動盪的方式，將臺灣的自由出賣給中共極權專制，從而換來自己家族的榮華富貴，衣錦還鄉。與之同時，某些民進黨政客的意識也成為臺灣社會茍安情緒的另一個來源。之所以如此，則主要是由於這些民進黨政客對中共政治的基本無知。他們的無知就在於試圖與中共進行一種政治交換：只要中共不干預臺灣獨立，他們對中共在大陸摧殘人權、踐踏自由的種種惡行就願意閉目塞聽，不予理睬。且不說這種政治交換本身就不是一個以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為立黨之本的政黨應為之事，只就實際可行性而言，也表現出對中共的無知。中共所要的，是通過控制臺灣，一勞永逸地消除臺灣民主在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作用對中共的威脅；中共所要的，是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將其統治的權威置於臺灣政府之上，以凱旋者的資格，對中共與國民黨的歷史命運作最後的結論。所以，民進黨根本就沒有同中共進行政治交換的資本，除非民進黨也步國民黨之後塵，走上背叛與出賣臺灣自由之路。
據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聽到有民進黨人士想作上述政治交換的情況匯報後，語帶譏諷地說：「這些民進黨人真是天真的可愛。不過可以繼續同他們談這個話題；讓他們有一點兒幻想也好，有幻想就不清醒，就可以為我所用。只要我們的同志目標明確，頭腦清醒，不對他們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就能夠使我們的統戰工作進退自如，游刃有餘。」
無論何人，從賈慶林的這段話中都可以得到一個深刻印象，即同中共老謀深算的狡猾政客相比，某些民進黨政客天真得像處男。然而，這些「政治處男們」同中共作政治交換的幻想，卻潛移默化地強化著臺灣社會的茍安情緒。當然，也有一批民進黨人意識到來自中共的威脅，並試圖向臺灣人發出警訊。但是，他們卻又缺乏對政治概念進行政治戰略和策略分析的能力。他們看不到，或者不願看到，「中國」至少可以分為兩個概念：一個是數千萬人構成的中共官僚階層，一個是十餘億大陸普通民眾，這兩個概念天然處於對立狀態；對臺灣自由的威脅，來自中共官僚階層，而不是大陸普通民眾，大陸普通民眾最多隻是中共享專制暴力挾持的人質——大陸普通民眾實際處於政治奴隸的地位，而政治奴隸連自己的命運都決定不了，又怎麼能決定臺灣的命運。
由於缺乏進行上述基本區分的政治認識能力，這部分民進黨人的警訊只能籠統地把中國當作危險之源。如此一來，不僅愚蠢地把十餘億本不是臺灣敵人的大陸民眾置於敵對狀態，更模糊了危險的真正來源，因而使其警訊缺乏只有真實準確才會產生的震撼性。顯而易見，愚蠢而又不具備震撼性的警訊不但不可能讓人驚醒，相反會使社會的危機意識變得更加麻木。
一個族群的政治家的責任之一，便是對威脅族群政治安全的危險提出預警，並設計和實施克服危險的政治方案。臺灣的政治人士群體卻沒有承擔起這個責任——國民黨故意掩飾危險，民進黨則缺乏有效預警臺灣社會的政治智慧。社會中另一個對此負有責任的階層，是被稱為「民族智能之鏡」的知識份子。然而，世俗化和物慾化的重重污跡，卻使臺灣的「智慧之鏡」變得模糊不清；眾多知識份子的心靈迷失於世俗的享樂，腐爛於物慾的追求，早已冷漠了自由的激情。自己都喪失了對自由的熱戀，又怎麼會有激情為臺灣的自由而奔走呼喚，驚醒社會。
臺灣知識份子中自也有風清月白、聰慧睿智之士，他們確也清醒地認識到臺灣正處於大危險之中。但是，面對臺灣社會昏昏然、熏熏然的茍安情緒，他們所作的，往往只是長太息以扼腕，心痛楚而黯然。對於這些朋友我願不揣冒昧，以進一言：命運不會被心疼感動，歷史也不相信嘆息；命運只可能被艱苦卓絕的努力征服，而可能感動歷史的，常是絕望中的奮起——知不可為便不為，非英雄的選擇；知不可為而為之，縱然不成，也可免千古遺恨。
四、簡要結論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乃百代真理，千古明訓。如果說知恥近乎勇，那麼知憂則近乎智。然而，當今之臺灣，國民黨權貴興高采烈地從全面投共中尋求幸福的歸宿，民進黨在自身的政治危機中苦苦掙扎，民眾則在茍安的幻想中得到安慰。大劫難逼近之際，又有幾人為臺灣的自由而憂心如焚？臺灣的高山激流，雲海花影應為這種情況而悲愴。
「生於憂患」之憂，非「杞人憂天」的愚人之憂，而是智者之憂。愚人之憂，魔由心生，幻影重重；智者之憂則必以紛繁複雜的表象下之客觀事實為基石。撕裂中共統戰活動的騙局，越過國共兩黨共同營造的兩岸「互利雙贏」的假象，人們便可以看到，中共把自由的臺灣關入極權鐵牢的政治陰謀和實際行動，猶如古代行刑隊血淋淋的屠刀一樣真實。
智者之智不僅在於洞察憂患之源，預見劫難，更在於將智者之憂，轉化為社會之憂，大眾之憂。唯有如此，人們才能從憂患中奮起，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集思廣益，戰勝劫難。不過，說服公眾往往比洞察真相困難得多。有人說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會成為事實，然而，真相即使被無數次的表述，有時也難以喚回公眾那一顆顆迷失在謊言中的心。我曾有言，「美是艱難的，自由是艱難的，高貴也是艱難的。」現在看來，讓迷失於謊言中的公眾理解真相，也是艱難的，如果不是更艱難。但，我準備承受這種艱難；我書寫本書就是在承受述說真相的艱難。
有好奇者或許會問：袁紅冰，你一個與臺灣素無淵源的人，為什麼要費心表述關於臺灣大劫難的真相？對此一問，我願答曰：我，一個從天雷撕裂的蒼穹之巔走入世間的自由的心靈，以自由為我的信仰，為我的宗教，為我的神；值此臺灣自由面臨大危險的時刻，我自然不能置若罔聞。
昨夜，風急雨狂，我於夢中聽到以色列「哭牆」之下，悲聲如歌。不知有誰願與我一起，在善良的臺灣人心靈間也築起一道「哭牆」；我相信，當屬於臺灣的憂患意識在那心靈的「哭牆牆」間飄蕩而起時，臺灣的自由或許會得到命運的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