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曾經掀起過無數次政治、經濟和文化運動，幾億中國人的命運隨著幾十年的運動而上下起伏，多達數千萬人因而死亡，整個國家動盪不安。《共產黨在中國》系列節目推出《1949之後》，介紹1949年以後各種運動的前因後果，記錄中國人幾十年的運動經歷，以史實講述歷史。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以暴力推翻了在中國大陸上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國共產黨從反政府力量變成了執政黨，然而在以後的幾十年裡，「以解放無產階級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從來沒有停止過「鬥爭」；整個中國一直處於各種各樣的運動之中。
(樂曲《翻身的日子》)
1950年1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兩個多月，戰場上的硝煙尚未散去，中共中央已經指示各地準備實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國中央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改運動在全中國開展起來。與此同時還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
此後，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遍及經濟、工業、農業、文化、政治、軍事各個領域，無所不在。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毛澤東的運動一個接一個，不僅有政治運動、經濟運動，而且還有思想運動。」
毛澤東生命不息運動不已
「三反五反」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四清」運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文化大革命、「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反邪教運動，不一而足。
有人統計說，僅僅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中國全國性的運動就有七十多次。193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中共老資格報人，曾經擔任《工人日報》副總編輯和工人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胡甫臣在《對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認識》一文中說：
「我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大本，好像毛澤東總在指揮各種運動。他是各種運動的總指揮，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就是運動員，人們都生活在運動中。」
根據他的統計，毛澤東批准的全國性運動有52次。
私產易手再歸國有
這些運動常常伴隨著私人財產的剝奪。兩年土改運動把富裕農民的七億畝私人土地、房屋和財產沒收，分給三億貧窮的農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迫使12萬多傢俬人企業實行「公私合營」，隨後在1966年將這些企業全部據為「國有」。
2004年，中國將保護私人財產的條文寫入憲法。然而對於當年沒收的「地主」「富農」的私人土地、房產和財產，以及強行「贖買」的私人企業，中國至今也不談保護私人財產問題。還有，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間遭受的經濟和財產損失沒有得到償還或者賠償。
文革中，被抄家的資產據說價值達到2500多億人民幣，其後歸還和作價賠償的只有大約1300億。千千萬萬受迫害的人所遭受的經濟損失也沒有得到補償或者賠償。
鬥爭治國血染中華
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主席、哈佛大學研究員陳一咨說：「毛澤東取得政權靠的是軍事，靠鬥爭。所以他建國以後仍然是用軍事的辦法、運動的辦法、鬥爭的方法來統治中國。」
正因為如此，這些運動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充滿了血腥味。
土改運動中，大批「地主」在兩年之內人頭落地，人數在200萬到1000萬人之間。
在同時期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有幾百萬人被殺。
反右運動將大批人打成「右派」，成為「階級敵人」，人數在55萬到300萬人之間。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四清」運動僅僅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城鄉地區。然而在短短的兩、三年裡就有500多萬人挨整，7萬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十年文革期間，受迫害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全中國五分之一的人受到某種程度的株連。
1999年開始的反邪教運動取締了法輪功和中功，迫使數千萬人改變信仰，或者轉入地下；一些人流亡海外，還有一些人被關押，被迫害致死。
次次「擴大化」
曾經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中共政治局委員和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一書中說：「我們的政治運動、群眾運動雖然表面上看都能說出某些成果，但從總的看，全面地看，我覺得基本上都是左的。」
所謂「左」就是寧左勿右，就是殃及無辜，就是所謂的「擴大化」。1949年以後，每一場運動都「擴大化」。
根據中國官方的記載，鎮反運動在「一些地區......發生‘左’的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現象」；「三反五反」運動曾經發生「鬥爭擴大化和逼供信的現象」；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在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強迫農民入社，侵犯中農利益，盲目追求高級形式等現象」；反右運動中有55萬至300萬人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以後認定只有幾十個人是「右派」，擴大化到了巔峰狀態。
但是還有更離譜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被文革派打倒的人都得以平反，擴大化達到百分之百；而所有的文革派最後都被打倒，只剩下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澤東依然屹立在北京的天安門城樓上，還有他的忠臣周恩來聲望不減當年。
陳一咨說：「胡耀邦曾經說過，中國在文化革命中兩億人被批判、鬥爭、牽連，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受到過不公正對待和迫害。那麼在文化革命以前呢，從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鎮壓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風啊，再到反冒進，到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在中國幾乎所有有知識的、有教養的、有文化的、有頭腦的、有不同意見的，幾乎沒有人能逃過這場浩劫。
「整個中國呈現的是一種用野蠻代替文明，用落後代替先進，用無知代替有知，這樣歷史性的倒退。」
毛澤東言行不一
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說了一些聽起來通情達理的話。他說，社會主義社會有對抗性的敵我矛盾和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要使用專政手段解決，而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
但是縱觀1949年以後的中國，不管是中共黨內還是黨外，不管關係曾經多麼密切，資格多麼老，對中共的貢獻多麼大，任何與毛澤東不同的觀點和意見最後都成了「敵我矛盾」，異議者無不受到無情打擊。
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說：「他的核心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了，就是所謂的鬥爭哲學了。」
從唯我獨尊到孤家寡人
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整個毛澤東的運動，他以一個基本理論為出發點，就是階級鬥爭為綱。通過階級鬥爭，通過政治鬥爭、思想鬥爭來實現建立一個完美的、共產主義的理想的社會。所以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
「而這個運動本身就是依靠暴力，就是1949年以前推翻國民黨政權延續下來的革命的暴力，國家政權來強制全國人民這樣做的。如果誰有不同意見呢，那對不起，就要變成右派，變成反革命。」
最後，毛澤東幾乎成了孤家寡人。陳一咨說：「毛脫離實際的那些行為當然也會引起一些那些比較能面對現實的中共領導人的反對。當時，陳雲就長期沉默，不講話；周恩來後來就是一再地奉迎毛；跟毛一起打天下的很多元老一個一個離他而去。
「劉少奇跟他的矛盾其實就產生在58年大躍進以後的餓死人。當時，60年開七千人大會，毛對劉這時候心裏就產生了劉要和他爭天下的這種念頭。所以最後才把劉搞得身敗名裂。那麼林彪被毛當為接班人，其實林彪對毛也是陽奉陰違的。一直到最後毛病逝，真正在毛身邊支持毛的人就剩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原來統一戰線裡的那些黨外盟友後來基本上都成了革命的對象。黨內的同志、戰友在運動中的遭遇更是悲慘。
協助毛澤東獲得中共最高領導權的老資格共產黨人張聞天和王稼祥、為中共立下卓著戰功的彭德懷元帥、林彪元帥、賀龍元帥，還有在中共黨內樹立毛澤東絕對權威，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和共產黨第一副主席的劉少奇，最後的結局都十分悲慘。其中劉少奇和林彪曾經是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就連曾經與毛澤東齊名的朱德和長期輔佐毛澤東的周恩來也都受到過毛澤東的整治。
正如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於光遠在《文革中的我》一書中所說：「顛倒是非，無情打擊，在極其錯誤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的領導下，幹出極其錯誤的行動，是那些年曆次政治運動的共同的特點。」
整人者被人整
毛澤東的前政治秘書、前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共組織部副部長李銳說：「歷史上左造成的惡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裡整)是最大惡果之一。」
整人是互相整。今天整別人，明天被人整。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在1943年中共「延安整風」期間的「搶救運動」時擔任中共北方局黨校校長，整人十分積極。被他整過的一個人就是後來曾經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
1964年，毛澤東對當時被稱為黨內哲學專家的楊獻珍提出的「合二為一」論表示不滿。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紅旗》雜誌隨後發表文章，說楊獻珍有意識地適應國際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宣傳矛盾調和論。楊獻珍因此被降級，後來被開除黨籍，流放陝西。
1954年，「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事發，牽連到當時的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李常青。當時的市委第二書記就是當年被整的任仲夷。他在文革後公開承認對李常青的「不公正的錯誤的批判」「負有很大的責任」。在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當時擔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在市委裡揪出了一個「反黨集團」。文革中，任仲夷再次挨整，被文革派打倒，到1972年林彪事件以後才復出。
1957年到1958年間，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當時的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和總參謀長黃克誠在軍隊內部開展「反教條主義運動」，批判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元帥，並且將國防部副部長兼軍隊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和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打成「反黨宗派集團」的主帥和副帥。一批高級軍官被打成「反黨分子」，其中一些人後來被迫害至死。粟裕大將和葉劍英元帥等高級將領也受到點名批評。劉伯承在1959年被迫辭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一職，從此在家賦閑。
就在同一年，彭德懷因為在廬山會議上寫信給毛澤東，對大躍進的左傾冒進表示了不同意見，結果和黃克誠一起被打成「反黨集團」。彭德懷後來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還有文革以後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當年是主持「反右」運動的主將，被毛澤東稱為自己的「副帥」。文革中，鄧小平先後兩次被打倒。然而在文革之後，鄧小平非但沒有徹底否定「反右運動」，而且親自下令血腥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並且用中共傳統的做法對付與他意見不一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趙紫陽最後在軟禁中鬱鬱而終。
帝王殺功臣排除異己
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為什麼還會三番五次地利用運動整人呢？
陳一咨：「在他的骨子裡頭是一種帝王思想。當時劉少奇都私下裡說毛就是共產黨裡的皇帝嘛。」
嚴家其：「毛澤東本人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就是馬克思的社會理想主義，社會烏托邦主義；另一個因素就是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毛澤東是繼承了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到明太祖朱元璋這種專制主義。
「專制主義的基本特點就是說，當一個新的朝代出來的時候，它要把以前的功臣都要消滅掉的。如果不消滅掉功臣，功臣就會居功自傲，就會同他爭奪權力。就說我也有功勞，我也是開國大臣。
「毛澤東弄劉少奇，弄周恩來，打掉彭德懷，以及發動文化大革命，根本來講，就是他不容得其他人來分享權力。所以毛澤東反對彭德懷，包括高崗、彭德懷，一直到劉少奇，到周恩來，到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歷史上的殺功臣，基本上是重演。
「毛澤東同大家打天下打下來了，但現在彭德懷也好，周恩來也好，劉少奇也好，甚至林彪也好，他不可能完全保持一致。那這個怎麼辦呢？就靠一個一個運動把這些人消滅掉，而且在肉體上消滅掉。
「包括現在江澤民清除陳希同，胡錦濤清除陳良宇，也帶有專制政治的特點。儘管陳希同是非常壞的一個人；陳良宇也是一個大貪官，也是一個壞的人。清除陳希同，清除陳良宇，應該說是得人心的。但是這種方式同法治社會是有不同的。」
運動治國誤國禍國
中國工人出版社前總編輯胡甫臣說：毛澤東「領導著我們黨和國家，好像主要就是領導運動，或者說就是通過運動來領導。似乎可以說我們是運動治黨，運動治國。」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說道：「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然而正像胡喬木所說：「過去的經驗證明，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經常成為妨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因。」
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說：「從49年毛澤東在中國當政，一直到76年毛澤東病故，在他統治中國的這幾十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一場浩劫。」
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毛澤東可以說，1949年以後每一項運動都是錯誤的。每一項運動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
陳一咨說：「在毛澤東統治這幾十年中，階級鬥爭造成的這種裂痕，造成的對每一個家庭的傷害是前所未有的。而這種公有制帶給人們的痛苦，在改革開放以前人們也都體會得很深。76年毛澤東死了以後，當時全國8億農民，兩億人吃不飽飯，他們的年收入不足50塊人民幣。城裡人生活得也很拮据。」
假若劉周主政
那麼，中國1949年以後幾十年的艱辛都要歸咎於毛澤東嗎？如果當年是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主政，結果是否會好呢？
嚴家其說：「劉少奇，實際上他的做法同毛澤東相比，沒有什麼區別。劉少奇不過是毛澤東專制制度的受害人。劉少奇的政策在有些方面比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少奇的一些極左表現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毛澤東。但是關鍵是中國的政治體制。」
嚴家其說，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共產黨1949年以後基本上延續了中國傳統的專制政治模式，以前叫家天下，1949年以後就變成黨天下。
陳一咨認為：「即使劉少奇、周恩來掌權，這個制度仍然是早晚會解體的。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紀以來，所有按照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建立的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取得成功嘛。因為它們違反了人的基本的天性。人是希望富裕，不希望貧窮的。那麼公有制帶給人們的就是貧窮，物資大量匱乏。老百姓分配貧窮，領導人分配特權。
「長期的這種階級鬥爭，人失去了各種自由，對於一個人來說，長期忍受這種局面，他也是難以維繫的。所以這種制度是天然不合理的，不可能一直延續下去的。」
嚴家其說：「這種政治不取消，不改變，不論是周恩來，還是胡錦濤，甚至更溫和的人來治國，他也擺脫不了這樣的命運。」
「要從根本上來把這個專制主義的毒瘤從中國挖掉。現在挖掉了一半，這一半就是皇位。就是中國沒有皇位了。誰都不可能像皇帝一樣終身任職。這叫皇位。但是還沒有挖掉皇權。權力的授予要依靠人民的授予，要依靠選票，要依靠選舉，要依靠民主的方式來實現政權的更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