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海內外的廣東烏坎抗暴事件，從今年九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整整歷經三個月。起因照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貪官與奸商合謀奪地，坑害農民，官逼民反。
抗暴期間，村民派出代表與官府談判，官府竟將村民代表投入監獄，其中一名村民代表薛錦波於關押兩天後離奇死亡。官方宣布薛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但看了遺體的死者家屬發現，薛遍體傷痕與血污，明顯是因為酷刑或暴打致死。官府拒不交還薛的遺體。於是，烏坎村民訴求，又增加一項：討回薛的遺體，調查死因，追究凶手。七千村民為薛錦波舉行追悼大會，規模比「黨和國家領導人」還來得大。
烏坎村民生猛，拒官府於門外
官府派出上千武警，圍攻烏坎村；烏坎村民生猛，齊心自衛，以木棒、磚頭、農具為武器，奮力擊退官兵。隨後以樹木土石築起路障，阻止官兵來犯；並成立糾察隊盤查和防範當局派來的便衣與臥底。
烏坎村民趕走該村共產黨幹部（涉貪的村支書和村主任後來被當局「雙規」），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這個烏坎村原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彭湃的故鄉，彭湃發動農民，以武裝鬥爭，建立起第一個共產黨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最早迎來共產黨的烏坎村，如今卻成為第一個趕走共產黨的村莊。歷史彷彿是一場諷刺。
大量外國記者湧入烏坎村，使烏坎抗暴成為國際事件，無形間也帶給烏坎村民幾許安全。官府雖藉機耍賴，賴上所謂「外部勢力」「敵對勢力」，但要說馬上鎮壓又不免有幾分投鼠忌器。
官民對壘，警民對峙。官府使出下三濫手段，對烏坎村斷水斷糧斷電。一萬三千烏坎村民，在存糧僅剩幾日的危急情形下，醞釀突圍，到陸豐市政府請願。
官方罕見讓步，村民相應妥協
就在此時，十二月二十一日，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率領工作組，到達陸豐，與烏坎村民代表抗暴領袖林祖鑾談判，當即答應烏坎村民三項要求：釋放被捕村民代表；歸還薛錦波屍體，驗明死因；承認村民自己成立的組織──臨時村民代表理事會。
官方讓步後，村民相應妥協。官府撤回圍困烏坎村的軍警，村民則收起抗議橫幅，撤出村口路障，取消了原定於當日舉行的示威。
烏坎事件的和平解決，村民的奮勇抗爭是關鍵。如果村民沒有持久抗爭，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個環節上畏縮、退讓，都不會有今天的結果。當局的讓步，明顯是被動和被迫的，否則，事情就不會拖三個月。
但烏坎村民仍須警惕當局秋後算賬，共產黨內行於此，不僅留有無數前科，而且具體到此案，當局答應村民訴求，僅有口頭承諾，並無書面協議。針對三條承諾，其一，雖然三名村民代表已經釋放回家，但卻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取保候審，被當局留下尾巴；其二，當局雖同意交換薛錦波遺體，但聲稱要解剖，家屬並不同意。薛遍體外傷，連手指都遭截斷，顯遭酷刑或暴打，何須解剖？酷刑或暴打中，完全可能導致心臟併發出問題，解剖，莫非還是要將死因導向「心源性猝死」的官方結論？其三，承認臨時村民代表理事會，但期限只是三個月，一旦土地糾紛解決，該理事會仍將被解散。
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雖表示：「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理解和原諒群眾的一些過激行為，不會追究他們的責任。」但也語帶威脅：如果「繼續煽動村民與政府對抗，死心塌地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必當追究。」
「死心塌地」「敵對勢力」這類用語，是中共的老套，連當權者自己都不相信，不過是找把柄，都是預留鎮壓藉口。
富裕起來民眾更有維權意識
引人深思的是，不論是先前的東洲村，還是今日的烏坎村，抑或海門鎮，都是相對富裕的沿海地區相對富裕的村鎮，一個富裕的沿海村往往比內地的一個鎮還要氣派；一個富裕的沿海鎮，往往比內地一個市還要闊綽。百姓因為窮困而造反，這是老觀念；現實中國，富裕起來的民眾，更容易起而維權，挺身抗暴，那是因為公民意識的覺醒，不滿貧富差距，不齒貪官奸商。「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現象，與「人生而平等」的近代世界文明理念，不謀而合。
由此觀之，中南海的唯經濟論、視人為單純經濟動物，並未能抵擋民眾的權利意識。
除了公民意識的覺醒，沿海與內地農村的人口結構不同，也呈現不同的抗爭力度。在內地農村，多數青壯年外出打工，留下老弱與幼小，面對官商勾結強征土地、強拆房屋，即便有心抗爭，老弱幼小又怎能擔當抗爭主力？沿海農村則不同，青壯年並未流失，還可能有外來人口的補充，一旦抗爭，青壯年就是現成主力，只要齊心協力，如烏坎村民一般，就足以讓官府生畏。
汪洋的「廣東模式」見效？
官民各讓一步，烏坎衝突轉入和平解決軌道。一個雙贏的結果，受到外界好評。承認民眾自己選舉成立、而未經（官方批准）登記的民間自治組織，更創下共產黨執政下的先例。在這裡，值得探究的是：處理這事件的決策，究竟是來自哪一個權力層次？誰是決策人？
出面談判的是省委副書記朱明國，但朱顯然不是決策人，而只是執行人。如果決策人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可證實汪洋兌現他的開明政策，不願以高壓手段對付民眾。可以追溯到是，在此之前，十一月二十三日，廣東當局出臺新規定，為非政府組織的登記鬆綁。承認烏坎村民自治組織，符合這一規定精神。
更重要的是，如果決策由廣東省當局做出，說明地方許可權已充分擴大，「黨中央」不再或無法包攬一切。換言之，中南海或將社會治理權責下放地方，由地方政府負責「維穩」，軟硬由你，只要能解決問題。
坊間熱議對比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和汪洋的「廣東模式」，前者向左，如文革重現；後者朝右，更加開明。人們懷疑，是否只是表面文章？薄汪互別苗頭，標新立異，以期先聲奪人，爭取「十八大」上位入常？
人們看到，不論重慶還是廣東民間，生活都自顧自地進行，並不受什麼「模式」的影響。早在江澤民親信張德江掌粵的二○○五年，同屬汕尾市的東洲村，就大鬧了一場，也是因為官商勾結，謀地害民。警民對峙七個月，結果仍以血腥鎮壓收場。
「廣東模式」不因民變而起，卻成為解決兩起民怨的有效手段。即：解決民怨和解比鎮壓更有效。汪洋「廣東模式」或遲或早將影響全國。
中南海內氣氛生變的微妙跡象
烏坎村民有標語：「烏坎人民冤枉！」「請中央救救烏坎人民吧！」......可見，烏坎村民起先並沒有指望省政府，大概預料省上也做不了主，只巴望遠在北京的「中央」能做他們的「靠山」。深居中南海的「黨中央」，按理完全沒有必要為地方貪官污吏站臺，完全可以借民怨查貪官，一則樹威自己，二則收攬民心。可惜的是，迄今「黨中央」最後的選邊，都不是黎民百姓，竟是那喪盡天良的貪官污吏。那原是既得利益使然，上下官僚一體，維持政權。
再看如今的烏坎村民，他們很有策略地與官府週旋，申明「絕對不是起義」，意即並非利比亞或利亞那種情況，給「黨中央」派「定心丸」；但對地方貪官污吏，村民發誓：絕不妥協。如果中南海頑固袒護貪官污吏，烏坎民意民心則隨時可能生變。而中國境內，已積累多少烏坎民怨？長此以往，難免有朝一日，中國會變身另一個利比亞或埃及。
如何應對烏坎民變？中南海如果又要殺人，誰來下達屠殺令，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強硬派代表人物周永康的最新表述，更可能是高層氣氛變化的反映，烏坎事件暫時緩和後，周永康把江澤民當年「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說法，改成「把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用「解決」代替「消滅」，這種微妙的改變也許是值得留意的。畢竟，這一年國際風雲變幻，從北非到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到美國和亞洲國家對中國的全包圍，令中國尷尬萬狀；緬甸、俄羅斯甚至古巴都在政治制度上，遭到民主化的挑戰，中南海的迷夢還能持續多久？
原題﹕烏坎衝突和解誰是決策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