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打倒，徹底……」他在抄寫的是1967年的一份《解放日報》的頭版文章。我在上海圖書館經常碰到這位老人：個子較矮且瘦，動不動就自言自語，使得敏感的我不得不注意他。老實說，一開始我並不喜歡他，但從那天起，我對他不再那麽反感，而開始好奇，到底怎樣的心靈創傷讓他至今還在抄寫三十多年前的報紙。
我雖然通過一些書籍和電影瞭解了文化革命時期中國人經歷了怎樣的苦難，但親眼看到一個時代帶給個體的傷痕時，才意識到它的影響有多麼深刻。
中國文革也帶給上世紀70、80年代的韓國知識份子不少影響。當時正值權威主義政權統治韓國，實施了嚴格的反共教育。那時韓國人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常稱之為竹幕(bamboocurtain)遮蔽下的中國。這兩個因素反而使韓國學生運動家對文革產生了好奇。在這樣的基礎上，一位思想進步的教授撰寫了一本書，介紹了一些西方對文革較為善意的評論，並高度評價文革：它是以民眾的自覺性和獻身精神來顛覆既定權威的社會改造。這本書令韓國大學運動組織在整個80年代對文革一直抱著頗為欣賞的態度。
後來，1992年中韓建交以後，隨著交流的增加，韓國人對文革的認識也逐漸深入，進而抹去了對文革的憧憬。我對文革的印象也是從學中文之後開始形成的。在中國生活了好幾年之後，我才漸漸體會到文革在中國留下的印記。
在我看來，文革對中國的顯著影響就是傳統文化的破壞。由於我在大學讀中國語言文學系專業，來中國之前，我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很大的期待。不過來了以後，我才發現實際的中國與在書上學的截然不同。我越瞭解中國，越覺得它不是我想像中的樣子。以前，我以1949年為界：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它就與以前的中國劃清了界限。但後來我發現界線不是1949年，而應是文革。
文革時期大搞「批林批孔」運動，「祭孔」被視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當時曲阜「三孔」（孔廟、孔府、孔林）的許多文物古蹟都被紅衛兵破壞了。眼下參觀孔廟的很多韓國遊客，看到許多彫刻和石碑被毀的傷痕時，都不禁傷感。
文化遺蹟毀壞成這樣，其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難以保存。據說，曲阜孔廟恢復祭孔大典前，專程派人前往韓國錄製了整個祭孔的過程。他們特別注重的是「文廟祭禮樂」，因為中國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廟祭禮樂。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旦失去，以後很難恢復原型。好在被儒家文化熏陶的韓國至今仍保存了這個傳統。據中國媒體報導，祭孔祀典禮儀自傳到朝鮮半島後，儘管隨著歷代王朝的變遷，在音樂和舞蹈以及規模、等級等領域進行了調整，其禮儀的基本程序卻一直沿襲中國周代雅樂的規範。
對韓國人而言，祭孔大典是從小耳熟能詳的一個詞。韓國成均館和全國各地234個鄉校，於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誕辰日，進行兩次「釋奠大祭」。成均館文廟大成殿中供奉著的是包括孔子在內的五聖、孔門十哲、宋朝六賢以及韓國十八賢等39位先聖、先賢的牌位。1986年，釋奠大祭成為第85號韓國重要無形文化遺產。
我覺得外國人，甚至中國人自己，要瞭解真正的中國，都必須先瞭解文革的影響。我認為，最大的影響就是與過去、與傳統的斷裂，文革不僅是失去的十年，更是斷裂的十年。
中國人常說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過是以紫禁城、長城等為代表的物質文明，很多精神文明的精髓沒有保存好。在文革期間，中國否定過自己的歷史、傳統，以及精神文明。文革後，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沒來得及修復這個問題，就很快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
我認為，這個過程的結果是，中國無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明，且都是淺層次的、表面上的物質文明，而不是深層次的精神文明。當今中國之所以事故頻發，精神文明的欠缺也是原因之一。中國在「硬體」上已經開始「超英趕美」，但在軟體上，卻沒有樹立好新的體系。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硬體」方面的顯著提高，「硬體」與「軟體」上的差異逐步擴大。
很顯然，這樣的結果並不理想。在文革時期，人性和許多基本道德被破壞：兒女告發父母、學生告發老師、鄰居告發鄰居、朋友告發朋友，突然間最熟悉的人成為自己的敵人，以最極端的方式將「道德」連根拔起。此後，中國只去吸納西方的物質文明，社會愈加功利和浮躁，在一切都向「錢」看的同時，僅存的一點「道義」也隨之貶值。
外國學者常說，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但對它的研究卻不在中國。考慮到在文革時期政治狂熱席捲下的中國，人們遭到了莫大的痛苦，當前中國人對文革持較為消極的態度，也不難理解。但是，我仍然認為，對中國而言，文革不是應該迴避的對象，而是應該克服的對象。中國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並克服它留下的傷痕以後，才能真正地向前邁進更大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