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為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蔣中正
抗日戰爭爆發後，教育界為配合軍事鬥爭，為教育適應抗戰之需與奪取抗戰勝利獻計獻策，形成了強勁的戰時教育思潮。他們適時地提出了頗有歷史意義的教育應當深刻反省，「戰時需作平時看」，「平時需作戰時看」和不宜以大學生作兵員等極富建設性的建議，保證了抗戰時期各級各類教育的持續發展，而不是因為抗戰而全面停輟，從而為抗戰建國儲備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戰時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經費僅次於軍費，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8年抗戰期間，全國專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員增加了3623人（48%），學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學教育也全部免費，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戰前的43.4%上升到了勝利前的76%，初等學校學生數量幾乎是戰爭爆發後的2倍。在職業教育方面進步更加明顯，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餘人。
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方面來看，按照1937年8月27日制頒的《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領》，仍應「戰時要當平時看」，「務力持鎮靜，以就地維持課務為原則」。並「儘可能範圍內，設法擴充容量，收容戰區學生」。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隨著戰區日益擴大，沿江沿海各省區教育比較發達者，均遭日軍蹂躪，小學校多在敵人到達之前數小時，教員攜其教具避難偏僻鄉村。
學前教育遵循著抗日戰爭時期學前教育方針：「幼稚教育，應使保育與教導並重，增進幼兒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發育，並培養其人生基本的良好習慣。施教對象應推廣及於貧苦兒童。」以後，教育部奉行「戰時須作平時看」原則，於1939年12月24日公布了我國學前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法規——《幼稚園規程》；1943年教育部對「規程」予以修正，經呈奉行政院令，改為《幼稚園設置辦法》，並於同年12月20日以教育部令公布施行。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產生大量難民。而難民中有很多孤苦無著的兒童。為解決難童的收容、教養問題，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和保育院應運而生。1938年3月10日，國共兩黨及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漢發起成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推選宋美齡為理事長，李德全為副理事長，鄧穎超等為常務理事，在全國各省市、香港和南洋群島設分會20多個；在各戰區設立兒童保育院53所，總共收容難童3萬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