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經濟的討論不可避免地會將重點放在失衡問題上，也就是儲蓄率和投資過高的問題。每一個稱職的政策專家都在忙著為刺激中國的消費提供解決方案。不過，儘管中國經濟存在失衡現象，但原因卻並非大部分人所想的那樣。中國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並沒有被刻意壓低。相反，它是與中國城市化進程息息相關的。
這種誤解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失衡現象沒有得到緩解，反而變得更加嚴重。誠然，中國消費低於投資：個人消費佔GDP的比重一直在下滑，而個人儲蓄率卻在上升。這必定會在貿易順差中得到體現。貿易順差指的是一個國家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差值。
但流行觀點卻認為，消費比重低主要是因為匯率和利率都被壓低了。批評人士於是建議，加息為儲戶提供更多的收入，讓人民幣升值來使進口商品更加便宜，這樣做將提高消費佔GDP的比重，進而降低貿易順差。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Tim Geithner)在上週訪問北京時再次強調了中國的匯率問題。
很多批評人士都忽略了這一點：30年來，中國經歷了一場重大的結構性轉型，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30年前，中國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80%，農業佔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一以上。而如今，農村人口和城鎮人口各佔50%，農業佔GDP的比重不到10%。
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勞動力成本佔產品價值約90%）的農業轉移到了更為資本密集型的行業（勞動力成本僅佔產品價值50%）。過去10年中，儘管個人收入的絕對數量在以每年8%到9%的驚人速度增長，但家庭收入佔GDP比重卻在下滑，下滑幅度的80%（相當於約六個百分點）可以通過這種轉變來解釋，而另外20%（相當於約1.5個百分點）則可以通過利率被壓低來解釋。
不過，家庭收入佔GDP比重下滑本身並不能完全解釋消費比重下滑的問題。另外一個原因（儘管重要性比不上前面這個原因）是城市家庭儲蓄率的大幅上升。很多因素被指助長了城市家庭儲蓄率的上升，包括社會保障計畫不力、人口老齡化以及為購房存錢。但最重要的原因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國內人口流動。
農民工的儲蓄率遠高於城市居民，在某些城市，前者的儲蓄率甚至是後者的兩倍。由於沒有戶籍，無法享受公共服務，農民工未雨綢繆的動力更大，因此消費更少。在許多沿海城市，這些農民工在勞動力中的佔比約有一半，這就是這一群體對中國個人儲蓄率影響重大的原因。
總體而言，鑒於結構性轉型對家庭收入下降和城市儲蓄率上升所造成的影響，過去10年造成消費佔GDP比重下降的原因中，約有七成可以歸結為結構性轉型。金融抑制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但僅限於那剩下的三成。
宏觀失衡現象可能變得更加極端，但總體而言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工人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經濟活動上。只有在西方國家看來這是一個壞消息，因為中國消費佔GDP比重持續下降會反映在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中。
觀念的差異會影響那些旨在減輕中國貿易不平衡程度的西方政策。大多數政策辯論都在關注匯率和利率水平，因為集中關注這些足以吸引媒體的數據遠比理解複雜的結構性轉型容易得多。但是中國城市人口所佔比重到2020年預計將達到60%至70%，這種轉型無法忽視。無論匯率和利率水平如何變動，中國消費佔GDP比重短期內不可能大幅上升。
如果決策者想要減輕這種結構性轉型的影響，那麼他們不該再建議人民幣匯率或金融體系做出變動，而是應該關注城市化的細微差異。中國國家統計局近日宣布，去年中國城市人口史上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決策者無法逆轉城市化進程，但他們可以加快這一進程。如果農民工在打工城市享有戶口或居住權，他們自然能有安全感，進而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水平。
讓人民幣升值從而降低出口商品的競爭力，這個選項對中國來說並不具有吸引力，這對降低美國貿易逆差也沒有多大幫助。相反，西方決策者應該幫助北京提升國內城市化進程的管理水平。只要能做到這一點，中國對美歐的貿易順差就能變成逆差，進而解決中美、中歐關係中的一個重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