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史學家馮克教授的《毛澤東的大飢荒》英文版剛出版不到一年，該書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紀出版社以驚人的速度和質量翻譯出版，對想要瞭解中國大陸當代史真相的讀者們來說，真是一件幸事。該書的譯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裡更開宗明義地指出：相比較一般人都認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1958──1962年的大躍進／大飢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這些都充分表現了作、譯者的史識和學力。
想要補充的是：一般的讀者之所以把文革認同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視了大躍進和大飢荒的災難更為深重，和這兩場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體的不同有關，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絕大部分的中共精英階層，如幹部、藝術家、知識份子等等。文革後他們自然地提筆來控訴揭發，一時充溢了所有的輿論渠道。而大飢荒中的數千萬亡靈，絕大多數是沒有文化的中國大陸農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層的沉默的群體，他們無法在劫後用「傷痕文學」等等的形式為自己伸冤訴苦。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反襯了當今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一大不足：他們對中國大陸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的災難，缺乏足夠的關注。因此海內外研究大飢荒的著作遠遠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所以，人們實在要感謝所有大飢荒的研究者，包括此書的作、譯者們，是他們用他們的著作償還了死在大飢荒中數千萬中國大陸農民的亡靈一個慰藉和公正。
和已經出版的研究大躍進／大飢荒的其他中英文著作相比，馮克的過人之處並不在理論的創新和考據的嚴謹。但馮客顯然是一個傑出的作家，他以宏闊的布局，生動的描述，對這一浩劫做了一個主線清晰、語言簡明並引人入勝的歷史回溯。其源頭，誠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烏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針見血地指出的：是毛澤東想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個人野心。今天人們對於1958年「大躍進」的歷史記憶，恐怕主要還是源於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經濟鬧劇；但這樣的單一回溯，其實掩蓋了更深層的原因。馮異著作告訴我們：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標」謊言背後，支配著人們荒誕行為的實際上是深植於內心的政治恐懼。這一恐怖的造成還不僅在於剛剛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中共黨外知識份子的精英已蕩然無存；更在於1958──1959年（其實是毛澤東全面掃蕩黨內、軍內、政府內「反對派」的時期），同時也是社會上政治運動空前密集的一年。
首先，在全國省、市一級搞出了近40多個各種名目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比較著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書記處書記楊玨、副秘書長王庭棟等人為首的「右傾反黨集團」；有浙江以省長沙文漢，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為首；有甘肅以副省長孫殿才，前副省長陳成義，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均為首；有青海以省委書記、省長孫作賓為首的「反黨集團」等等。在政府內，毛澤東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大批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陳等人推行的1956年經濟政策的「反冒進」浪潮。這樣，毛澤東在黨內軍內都造成了人人戰戰兢兢的局面。原來敢於講真話的各省市的高級幹部就基本被掃地出門，中央的周、陳、李、薄等人在政治壓力下不但一再檢討對「1956年建設躍進」的「方針性錯誤」，還主動為1958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過幾千年」的「大躍進」大唱讚歌了。如果瀏覽一下1958年的《人民日報》和各地省報的報導便會發現，那時隔幾天就有「反黨集團」被揪出來。在這種政治高壓下，黨內的有識之士只能噤若寒蟬。以後大飢荒的史實證明，凡是當年打省級「反黨集團」最凶的省份，無一例外地成了「共產風」、「浮誇風」和「平調風」的橫行之地，也是大飢荒中餓死人最多的地區。
其次，就民間政治運動的密集度而言，1958──1959年恐怕也大大超過了文革。早就有人統計，連同還沒有結束的「第二次反右」，「肅反大躍進」、「向黨交心」、「拔白旗運動」、「反壞運動」、「雙反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反瞞產運動」、「平叛、反封建運動」等林林總總共有30種之多。而且，如同馮異著作指出的，這些運動都伴之以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250萬」之巨。這樣，這些政治打擊運動無疑在社會各階層製造出深深的恐懼。恰恰是這種政治氣氛保證了荒唐的經濟「大躍進」毫無抵制地蔓延開來。繼而，又使人對餓死千百萬人的大飢荒的真相噤若寒蟬。
在一般的對大飢荒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統計中，因為材料的缺乏，勞改營和軍營常常是被忽略的兩個盲點。自從大陸作家楊顯惠的紀實文字《夾邊溝記事》問世以來，成千上萬在勞改營中被活活餓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群體開始引起了公眾的注意。馮異著作對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閱到的內部文件，指出1960年大約有180萬勞改犯。當時中國大陸勞改犯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和1962年兩年的大致死亡率是5%，1959年和1961年卻是10%，大約共有70萬人死亡。馮客指出：這只是一種「保守的估計」。例如，公安部1960年9月14日轉發全國的有關廣東文昌縣馮家教養場有意餓死、打死勞教人員的通報導中承認：建場僅一年的這一小小的勞教單位，勞教人員便從1255人銳減到250人。由於餓死勞改犯情況的普遍和嚴重，公安部在1961年1月14日向全國勞改勞教單位發出一個「關於制止三類人員死亡問題的緊急指示」，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10天一次」向公安部報導告囚犯「每天的病亡變化情況」，要「大力搶救病號」。以倡導「階級鬥爭」聞名的公安部，在這一緊急通知的開篇卻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應當把生活問題當作中心任務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產、改造不好辦，而且會增加社會阻力，再犯錯誤」。如果不是勞改勞教人員極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不可能這麼有人情味。可惜的是，這一死亡趨勢愈演愈烈。公安部在1961年12月19日所發的124號文件中承認：「目前死亡的數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絕對數字仍然很高……。比1958年同期增長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較少的19個地區，今年就有11個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長。」換句話說，按公安部的統計，如果說1958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5%，那麼1961年絕對在10%以上。按此計算，至少有90萬人在勞改營中被餓死和折磨致死。
馮客在他的書中還細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統計「不包括軍隊人口」，因為檔案被封鎖。其實，也並非無跡可尋。1961年2月25日，當時的總參謀長羅瑞卿批發了一個「總後勤部關於全軍浮腫病防治工作情況的報導告」，他指出：「全軍浮腫病患者，比我們原來設想的要嚴重！」這一報導告披露：自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的僅3個月中，軍隊人口中新發生的浮腫病患者為「32650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12軍人因為餓而得浮腫病。自然，因為軍隊是基本保證供應的「國家機器」單位，大多數人是可以通過國家剝奪農民的口糧給他們治好的，但絕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0。5至1%的人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治好，數年內也就可能有萬餘人的非正常死亡。
善良的人們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躍進」當中基層大規模地餓死人（4千多萬人），大概毛澤東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馮異著作卻用他查到的內部文件告訴人們，毛澤東是知情而為之。例如雲南陸良縣和大躍進的「聖地」徐水縣，1958年就直接向毛澤東上報導過因為高徵購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餓死的實情。如果看一下同期的新華社《內部參考》等文件，更會發覺當時的內部秘密調查和基層干群的告御狀早已經如雪片直飛毛澤東和中央。又如，1958年底至1959年的河南「豫東事件」裡，共死亡10多萬人。儘管河南省委掩蓋真相，只上報導毛澤東「死了5千餘人」，但五千餘人也絕不是一個小數字！毛澤東卻無動於衷。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苗頭在河南一出現，河南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眾於10月20日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告狀，毛澤東還於同年11月29日做了批閱。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調查也直接向毛澤東肯定了這些規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現象，但毛澤東仍認為只是無礙大局的局部的現象，如馮異著作所說：「他無視人民死活」；「在1958年11月至1959年6月期間，毛澤東沒有放慢大躍進的步伐，而是堅定地繼續追求烏托邦。大躍進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數人的犧牲可以換來明天全體人民的好日子……運動一定要進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躍進全面失控，惡果日益明顯時，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澤東就轉過身來，把自己的賬算到別人頭上……不僅把混亂的責任轉嫁給地方幹部乃至他的親密戰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關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領導人。」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馮異著作的書名就是《毛澤東的大飢荒》，但作者並不主張只追究毛澤東一個人的歷史責任。他認為這是一個體制問題：「一個是一黨制，第二個是極端的集體化。」這無疑是正確的，也是目下學界的一種共識。但是讀完全書，卻覺得馮異著作對毛澤東的個人責任，即他專橫暴戾的性格、翻雲覆雨的權術等等對大飢荒的影響的客觀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彩一筆。
有馮異教授的這本著作，人們就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是一個看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現代「皇帝」，更加草菅人命，卻絕沒有李世民以民為本的思想。
毛澤東自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官方和御用文人也吹噓其「豐功偉績」。但是這「豐功偉績」中，卻包含了他對中國古籍和瓷器的酷愛，實際上就是奢侈透頂。
毛澤東要求日常生活用瓷器精美絕倫。「解放」後不久，毛澤東的下屬就開始讓紅色官窯根據毛澤東的旨意、愛好製作精美的生活用瓷器上貢，毛澤東長期免費享受高級瓷器帶給自己的生活樂趣。
毛澤東的生活用瓷品種很多，質量非常高，登峰造極之作是1975年的「7501工程」所製作的超級瓷器。1974年初，湖南、山東、江西等歷史上三大名窯所在地的省革命委員會接到了中共中央佈置的一項任務，要求各地為毛澤東特製一套生活用瓷，瓷器定名為「主席用瓷」或「中南海用瓷」。接到任務後，這三個省從省領導到瓷器藝人，傾盡所能，精心製作，在1974年10月按時拿出了各自的樣品，並送呈北京中南海供選定。結果還是瓷都景德鎮的技藝高人一籌，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呈送的樣品被選中。據悉，景德鎮樣品依據的樣本是明代正德年間官窯所產瓷器，採用的是薄胎白釉新工藝，可以說是古代和現代制瓷工藝水平的最佳組合。樣品選定後，中共中央組織專家提出的修改建議是：傳統釉上彩原料中含有鉛，為保證毛澤東身體健康，必須改用釉下彩工藝；毛澤東政務繁忙，飲食時間不定，餐具一定要配保溫杯保潔蓋；瓷器所繪圖案改為毛澤東喜歡的梅花，報請毛澤東本人批准。
1975年元月，中共中央正式下文生產「主席用瓷」，為保密起見，取名為「7501工程」，這樣「主席用瓷」就有了「7501」這個代稱，這也是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的1號科研項目。從1975年1月份起，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圓滿完成了「7501工程」任務，共生產了100餘套，約上萬件瓷器。為了保證按時高質量地製作出這批瓷器，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最優秀的制瓷高手，40多名工作人員均是出身好、政治素質高、技術一流者。為保證任何環節不出問題，除生產任務簡稱為「7501工程」和嚴格選拔生產設計人員外，還專門成立了工程指揮部，由當時的省革委負責人挂帥，生產現場也採取了極為嚴格的監控措施，江西省公安廳廳長多次前往督促，省公安廳派員在現場實行24小時監製，所有生產原料的選配和瓷器生產的全過程均有嚴格的要求。當時還有規定，沒有工程指揮部首長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進入生產現場。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從100套成品中精選出6套，送呈到了北京中南海。這6套是「7501」瓷器中的絕品，包括有：釉上彩3套，每套約150件；釉下彩3套，每套約200—250件，總共6套近千件瓷器。餘下的「7501」瓷器怎麼處理呢？工程指揮部指示全部就地打碎銷毀，不得保留，不得流通。……
五毛們或許又要鼓噪說，這是對偉大領袖的污蔑，是造謠。但是，這些資料卻是官方傳媒透露出的。比如1998年歲末，太平洋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北京舉辦的一場古玩瓷器拍賣會上，一套名為「7501」瓷的神秘瓷器吸引了眾多買家的目光，經過激烈的競拍，這套「7501」瓷88件以876萬元的天價成交。2004年版《中國大陸瓷都·景德鎮市瓷業志》開卷的彩圖，有專門一頁《中南海用瓷（毛澤東同志用瓷）》，裡面有精美的「毛澤東瓷」照片：水點梅花釉下彩酒壺、水點梅花釉下彩飯鍋、水點梅花釉下彩湯碗、水點桃花辦公用具，等等。在該書《鎮窯遺存》中寫道：中南海用瓷，中南海用瓷生產於1975年，當時稱「7501」工程。頁底註釋：「7501」工程資料由當時組織製作人之一的楊火印提供。為毛澤東主席專用瓷，由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研究製作。當年，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指示，毛澤東用瓷要依據四個偉大來設計造型和花面，要前所未有，做成當今世界第一流的瓷器，或是超一流的瓷器。「7501工程」是一種全新的高、精、尖的設計製作，所用原料都是頂級原料，全部採用手工製作工藝，胎釉為高白釉，胎體為半脫胎，而實際利出的胎體比半脫胎還要輕，是一種高超的利坯技藝。根據主席的生活習慣，所有的碗碟都設計了蓋子。釉上花面採用了劉雨岑創造的「水點桃花」裝飾技法，色澤清新麗雅。釉下花面使用梅花圖案，折枝梅旁加了幾片青翠的竹葉，感覺更加艷麗。……
配套送出的毛澤東用瓷現分開存放在北京的豐澤園、湖南的滴水洞、江西的「828工程」。其餘的除中國輕工業部陶瓷研究所自己收藏了部分外，餘者都散藏於民間。
令人疑惑的是，《景德鎮瓷業志》居然要用楊火印個人提供的資料才能寫成這一段當代歷史。顯然，有關「7501工程」的官方工程資料在超級瓷器完成後已經被銷毀了。毛澤東很清楚，「7501工程」這種以權謀私烹飪民脂民膏、吞噬民脂民膏的行為是見不得人的犯罪行為，所以製作過程要保密，毛澤東吃剩的殘羹剩飯——9千件左右精美的瓷器，必須銷毀。
毛澤東對中國古籍的酷愛程度，大陸傳媒已經有太多的介紹，也被五毛們當做毛澤東對中華文化酷愛得一種標示。但明顯的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卻是對中華文化的毀滅性的摧殘。對中華古籍，毛澤東和瓷器的酷愛一樣，只願意自己看，人民卻沒有看的權利，都要將之當做「四舊」燒掉。比如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一百多萬狂熱崇拜自己的紅衛兵；第二天，毛澤東就幕後指揮紅衛兵，開始了禍國殃民、罪大惡極的「破四舊、立四新」（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運動。破四舊的一項行動，就是非法抄家，順手將不合毛澤東時代思想要求的古舊書籍抄來，或者焚燒，或者送造紙廠做造紙原料，或者送給有特殊愛好的上級領導。
根據毛澤東開出的長長的書單，非法抄家得來的數千冊古舊書籍變為毛澤東的私人收藏。用紫外線照射消毒後，這些書便堂而皇之地擺上毛澤東會客室的一排排書架。以這些書為背景，毛澤東會見了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同他們合影留念。他們無一不為這些書所顯示的毛澤東的博學所傾倒。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感慨地說，他好似身在「學者的書齋」。
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書齋」倒像納粹元帥戈林用來陳列從猶太人那裡搶來的畫的畫廊，毛澤東書齋的書，留著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