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愧疚曾經以莫須有的「獨裁」罪名謾罵蔣介石，誤把天子集權中央的皇帝威權當成君主專制獨裁的帝制。皇權統籌全國軍民抵禦北方匈奴等牧民部族侵略掃蕩，免除了地中海地區所遭遇的奴隸社會的劫難。家政倫理國家無公民，治國如同治家，沒有公民和奴隸的階級對立。「天地君親師」五權傳統下，皇權被父權、師權、夫權等禮俗傳統制衡，無法建立皇帝被尊崇為神的專制國。中華民國替代清朝，實質是農家、市井社會扔掉皇權國家舊衣，穿民權共和新裝。外侵略、內非禮所致的新文化.五四運動，給中華民國在大陸帶來禮教劫難，激進份子被鬥爭哲學轉基因，反孝道倫常，寬容逆天叛道的邪惡者，誤判皇帝威權為君主專制，誤導「不斷革命」反蔣亂華，給了中共掌權、生靈塗炭的機會。
此文的「我們」確切地說是「我」。說「我們」是因為這種愧疚不止我一人。
因為蔣經國開放黨禁和言禁，今日臺灣才有總統大選。所以今人對蔣經國多有美言，這當然也是蔣經國先生應得的讚譽。但沒有蔣介石吸取廣州政府、重慶政府、南京政府在大陸容共的歷史教訓，在臺灣持續黨禁和言禁多年，臺灣極可能1950年代就淪為中共的海上動物園。可我們就以「獨裁」這個莫須有的罪名，一直蔑視和謾罵蔣中正•介石，長久做中共宣傳的錄音機，恥辱啊，慚愧啊。
恥辱在於被中共玩弄成衣冠禽獸，慚愧在於作為成年人多年把威權當獨裁。毛澤東是蔣介石的文化敵人，心知肚明其政治對手「獨裁無膽」，我卻曾經輕信和傳播中共學校和宣傳灌輸給的「國民黨專制，蔣介石獨裁」的謊言，實在有愧。這種誤把秦漢時期廢除封建貴族社稷（土地和庶民）制而形成的天子集權的皇帝威權當成君主專制獨裁的帝制看待，從晚清1894年興中會成立起，由來已久。
皇帝威權是秦漢三國時期由華夏而漢族過渡融合時期的「萬里長城」。秦朝廢除土地世襲制，各地姓氏貴族統治大氏族變成姓名平民雜居的小家庭，散沙般星羅棋布，沒有皇權統籌全國軍民抵禦，將如同當時的印度、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半島、英吉利等島、兩河及北非地區成千上萬農耕部族或公民國家，因為貴族腐敗或官貪民仿社會潰敗被日爾曼牧民部族侵略從地球上除名一樣，被北方匈奴等牧民部族侵略掃蕩、搶光財產、毀掉宗廟、殺光壯年、擄掠婦孺，在中華大地形成地中海地區牧民部族的史詩（例如希臘荷馬史詩）所描繪的奴隸社會。
中華漢族有幸有兼容了法家刑律懲惡、道家輕徭薄賦等思想的儒家禮教型等差仁愛的家政倫理。由此奠基的萬家族長治村、十萬百萬家長治家的皇帝國家，以「天地君親師」的五道教育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皇權、族權、師權三權制衡的共和制社會（註：我這裡說的不是共和國家，是家庭和村鎮），主要特徵是：君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社會講禮讓，以和為貴，家和萬事興。家國皇帝的社會無公民，輕商重農，治家如同治國，只能是威權，無法建立專制國。
中華皇帝始終只有天子權威，沒有羅馬皇帝被尊崇為神的獨裁權力。鄉民和市井家庭除了納稅以換取官府緝拿盜賊、平定匪亂和阻止侵略，獲得一家人的政治安全，其生活和勞作行為基本歸父母和族長或老師和師父管，守孝道和仁常。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華家政威權。父母及長輩、老師及師父，如果沒有這種如同天相對於地的尊位權力，沒有因為教育恩情而生出的敬重「威權」（神道），就不可能有教化。如果師生或師徒傳授經驗（體悟或道術等）處於論辯狀態，教育進程和潛移默化就沒有了，也就演進為西歐的宗教戰爭和天主教中世紀專制。中華威權由父母、老師、師父、丈夫的養育之恩派生和禮俗維持，不是君權專制。
威權（神道）教化靠恩情和禮制維持，忘恩負義即成邪惡小人，輿論譴責、刑律制裁。中國從秦朝公元前221年開始，沒有公民和奴隸的階級對立的家人庶民社會，禮法治國直到清朝1911年，共計2132年。這就注定中華帝國家政搞暴政15到30年內必定被農民造反的戰亂推翻，例如秦朝、西晉、隋朝；行仁政往往能維持家天下朝政大約300年（唐朝290年、明朝274年、清朝267年）、400年（漢朝），比英國君主與美國共和兩類憲政統治時間長。但國家終究如同人壽終正寢般在晚期經歷民變和牧兵戰亂而分裂、最終被滅，這樣週而復始到清朝。
中華民國替代清朝，實質是秦漢時期形成的共和家庭為基石的2100年農家、市井社會，扔掉皇帝威權（簡稱「皇權」）國家舊衣，穿民權共和的新裝問世。所以辛亥革命有如神助般的突然成功，滿族皇權安樂死亡，達官庶民約法立憲。中華民國在大陸統治38年，本質上理應實行黨國威權禮制50年，可嘆被破壞。
內部破壞是儒家理學在中華民國成為熊十力、劉文典等講述的中西思想混雜的批判學問，他們的生命安全和穩定生活是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等政府在維護，卻全無美國公民對總統和國務卿那樣的尊重。例如熊十力受邀參加蔣介石的壽宴寫《倒寶塔詩》嘲笑蔣的光頭像癟葫蘆，既違西方社交禮儀，又反中華君臣倫常。小人品行借民權名義激情批判共和時代轉型期的威權，促使官員以權行貪。外部破壞主要有：1、蘇俄帝國主義；2、共產國際組織；3、日本軍部侵略。在這種內憂外患環境下，中華民國治理大陸38年，官場、軍隊、民間不斷非禮：袁世凱定都北京，孫中山二次革命，工人罷工滋事，農民打土豪暴亂，等等。
中華民國和蔣公中正就是在這種外侵略、內非禮的情勢下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自由化、民主化與民族獨立的進程的。設身處地想想，中國當時需要禮教威權嗎？當然需要。如果1927年4月到1937年7月，中國市民給了蔣委員長在臺灣、裕仁天皇在日本得到的國人的服從，中共紅軍江西、福建的匪亂一、兩年就平定了，國民政府軍政、訓政、憲政可能在日本全面侵華的1937年就完成。如果是這樣，也就沒有日本全面侵華的事了。由此可推，中華民國丟失大陸從文化政治視角上看，就是1916年到1919年新文化•五四運動所致的禮教劫難，為蘇俄兒子中共「胡人」亂華鋪就邪路。中國激進份子被鬥爭哲學轉基因，反孝道倫常，利用民國對逆天叛道的小人的寬容，以中共極權專制的邪法奪得大陸政權。
美國在亞洲沒有擔負起輔助蔣公捕捉中共流氓團夥的世界警察職能也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還是謾罵禮教和蔣公沒被審判制裁，誤判皇帝威權為君主專制，誤導對總統或委員長為國家首腦的並不真正存在的專制政權的「不斷革命」，給中共掌權、生靈塗炭的機會。我爺爺、父親一輩也罵過蔣公。我們愧對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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